這十年在上海的歲月“塑造”了最后的魯迅，是魯迅文學創作最輝煌的時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的歷史文化。
1927年10月4日，魯迅到上海后第二天，周建人、孫伏園、林語堂等即來探望，魯迅邀請他們吃飯并合影（圖片源自“十年居上海——魯迅之日常”特展）
“三一八”慘案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上海成為繼北京之后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中心。
當時，胡適、郭沫若、茅盾、巴金、徐志摩、沈從文、丁玲、馮雪峰、聞一多、潘光旦、梁實秋、蔣光慈等各路學界領袖、文壇健將、文藝青年云集上海。
1927年10月3日，魯迅攜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一住就是10年。后來，上海成了魯迅歸宿之地，魯迅也因此成為上海文化精神的重要部分。
初到上海
魯迅初到上海下榻于碼頭附近的共和旅館，原本只是想將上海作為中轉站“漂流”一陣再做打算。他之前多次路過上海，對這里印象并不太好，還曾在致朋友的信中表示“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急于想走”。
在共和旅館期間，周建人、郁達夫、林語堂、李小峰、孫伏園等親友紛紛來訪。郁達夫妻子王映霞記述道：“魯迅與許廣平住在二樓，那是一間20平方米左右的木結構房間，朝南有二扇小窗，還有兩扇落地窗直通陽臺。屋內陳設很簡單，一個方桌、一個寫字臺、四個凳子、兩個沙發，東西兩側各放一只單人床。”
1927年10月6日，魯迅抵達上海后的第三天便和三弟周建人一起冒雨看房。據許廣平回憶：“恰巧建人先生因在商務印書館做編輯工作，住在寶山路附近的景云里內，那里還有余房可賃。而當時文化人住在此地的如茅盾、葉紹鈞，還有許多人等，都云集在這里，頗不寂寞。”10月8日，魯迅攜許廣平住到景云里23號，后來又搬到景云里18號和17號，總共在此住了2年7個月。
1928年3月16日，魯迅在上海
為何五天內魯迅就改變主意定居上海？學者施曉燕在《魯迅在上海的居住與飲食》一書中認為：“魯迅留在上海，可以跟兄弟比鄰而居，親密的朋友都離自己不遠，左翼文化人活躍，城市里與文化相關的產業欣欣向榮，還擁有全中國最大的日本書店，飲食上也能滿足口味。這樣的氛圍對魯迅來說，非常適合定居。”魯迅自己也在致友人信中說道：“這里的情形，我覺得比廣州有趣一點，因為各式的人物較多，刊物也有各種，不像廣州那么單調。”
景云里成為魯迅在上海的第一個家，許廣平曾寫詩道：“景云深處是吾家”。建成于1925年的景云里，是一條與多倫路相通的石庫門小弄堂，房子是磚木結構的三層樓房，茅盾、葉圣陶、陳望道、柔石、馮雪峰、周建人等曾先后在此居住，被譽為“上海文化名人第一里”。且景云里地理位置優越，附近文化氣息濃厚，有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等幾十家文化單位，房租也比較便宜，這是魯迅選擇在景云里租住的原因。
成立“左聯”
住在景云里，魯迅剛開始還只是打算暫居，因此只給自己和許廣平每人購置了一床一桌二把椅子，房子里也沒有衛生設施、沒有煤氣。一樓會客，魯迅住在二樓，許廣平住在三樓。
許廣平對此回憶道：“魯迅在廣東遭遇一九二七年的‘清黨’之后，驚魂未定，來到了上海，心里是走著瞧，原沒有定居下來的念頭的，因自廈門到廣州，他如出于驚濤駭浪中，原不敢設想久居的。”
對于未來，魯迅在1928年2月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我在上海，大抵譯書，間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脫離教書生活。”由于魯迅決定脫離教書生活，因此他到上海之初雖然也多次受邀在一些學校演講，卻“對于一切學校的聘請，全都退卻”，而開始了自由職業者生涯。
魯迅剛到上海時，《語絲》周刊因在北京被張作霖查禁而遷到上海并由魯迅主編，魯迅還和朱鏡我等編輯《巴爾底山》雜志，和郁達夫合編《奔流》雜志，和柔石成立朝花社介紹國外文學、版畫……此外，魯迅發起成立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創造社、太陽社論戰，后來又和其聯合成立“左聯”成為“左聯”“盟主”。
魯迅還經常到附近的公啡咖啡館會友晤談，也經常光顧附近的內山書店并與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結為摯友。內山書店也由此成為魯迅在上海的一個重要文化空間和緊急避難所。
1929年9月27日，周海嬰出生于景云里，魯迅特意為此裝了火爐取暖，魯迅和許廣平的關系也由此公開。
總體上，在景云里的兩年多中，魯迅繼續在國內思想文化戰線尤其是“左翼”文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多重要成果，在生活方面也比較如意。
“黃金時代”
雖然文化氣息濃厚、租費相對便宜，但魯迅所住的景云里環境比較喧囂。
許廣平在《景云深處是吾家》一文中寫道：“魯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末尾二十三號時，隔鄰大興坊，北面直通寶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戲的，有吵架的，聲喧嘈鬧，頗以為苦。加之隔鄰住戶，平時搓麻將的聲音，每每于興發時，把牌重重敲在紅木桌面上。靜夜深思，被這意外的驚堂木式的敲擊聲和高聲狂笑所紛擾，輒使魯迅擲筆長嘆，無可奈何，尤其可厭的是在夏天，這些高鄰要乘涼，而牌興又大發，于是徑直把桌子搬到石庫門外，迫使魯迅竟夜聽他們的拍拍之聲，真是苦不堪言的了。”
所以，魯迅后來從景云里23號搬到了18號，和周建人一家合住，周建人家住在一樓，魯迅住在二樓，許廣平住在三樓。再后來隔壁17號空了，“魯迅歡喜它朝南又兼朝東，因為它兩面見太陽，是在弄內的第一家，于是商議結果，又租了下來”。魯迅還把這兩棟相鄰的房子打通，這樣他家和周建人家又合二為一了。后又因鄰居煩擾，水電設施也不好，魯迅于1930年5月遷居拉摩斯公寓。
拉摩斯公寓位于原北四川路194號，是1928年由英國人拉摩斯建造的鋼筋水泥四層西式洋房，算是當時的高級住宅，公寓里大多住的是外國人，房租則是景云里的10倍多。
魯迅在拉摩斯公寓住至1933年4月，總共所住時間接近3年。為什么魯迅會選擇租住拉摩斯公寓呢？施曉燕在《魯迅在上海的居住與飲食》一書中認為主要是因為此處離內山書店非常近，直線距離只有200米左右。內山書店此時已成為魯迅生活里的重要部分，魯迅共到內山書店不下500次，購書達千余冊，魯迅會友經常選在內山書店，來往書信通過內山書店代轉，拉摩斯公寓也是通過內山完造辦理租住，且相關房租、水電、煤氣等事宜也由內山書店代辦。
如果說在景云里的兩年多是魯迅到上海的過渡時間，那這三年則是魯迅在上海的“黃金時代”。
這三年，魯迅和“左聯”關系融洽，和馮雪峰、胡風等“左聯”負責人交往密切，編訂“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創刊號，出席“左聯”為其組織舉辦的五十壽辰紀念會，率“左聯”與胡秋原﹑蘇汶等“第三種人”論戰……魯迅還發表了170多篇譯著作品，主編了《雙十字街頭》等雜志，編纂《三閑集》《二心集》《兩地書》等著作，創作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為了忘卻的記念》等名文，并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選執委。在拉摩斯公寓，魯迅還會晤了在上海治病的紅軍將領陳賡，瞿秋白也曾在此兩次避難。
在上海期間，魯迅編纂了《三閑集》《二心集》《兩地書》等著作
隨著魯迅對上海文藝界的逐漸了解，其間魯迅寫了文章《上海文藝之一瞥》評價當時的上海文藝。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批評了上海的“才子＋流氓”“才子＋佳人”式小說及創造社、“革命文學”，認為“現在上海所出的文藝雜志都等于空虛，革命者的文藝固然被壓迫了，而壓迫者所辦的文藝雜志上也沒有什么文藝可見”。
可見，魯迅對當時的上海文藝并不滿意而想有所作為，這或許是魯迅留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歲月
因拉摩斯公寓斜對面就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有戰火危險，魯迅曾寫道“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再加上住房朝北采光不好面積太小沒有暖氣，魯迅一家三口半年內在此都病患難愈，于是1933年4月魯迅一家遷居施高塔路的大陸新村9號。
大陸新村是大陸銀行出資建造的住宅群，供給其高級職員及對外出租，屬于“越界筑路”區域即是半租界，因此相對更安全些，魯迅是以內山書店職員身份居住。魯迅曾多次感慨上海寸土寸金，因此他一直租房住而沒有在上海買房。
魯迅在大陸新村租住的房子是紅磚新式里弄獨院樓房，比原來租住的兩個房子條件、環境都優越多了，房間通風光線也好，煤氣、浴缸、馬桶、電風扇等一應俱全。房子共三層，一樓是客廳兼餐廳，二樓是主臥和儲藏室，三樓是小孩和客人房間，還有一個約6平方米的小庭院。周邊環境也比較安靜，魯迅在這房子里度過了他最后的三年半，直到他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這最后的歲月中魯迅生活比較安穩但精神世界不太安靜。
2024年9月26日，上海魯迅故居
看電影是魯迅最大的休閑娛樂，在最后的三年半里，魯迅看了近百場電影，比他前些年在上海看的電影多了兩倍。
茅盾和魯迅住所很近經常互訪，蕭軍蕭紅也住在附近經常來訪，尤其是蕭紅幾乎每天晚飯后都到魯迅家，讓魯迅多了許多溫馨。
魯迅還饒有興致地歡度春節，如1934年春節請親朋好友一起共度節日，1935年春節放起了鞭炮，1936年春節則放起了煙花。周建人女兒周曄在《伯父魯迅的二三事》中回憶道：“輪到伯父放花筒了。火花在我們眼前飛舞，艷麗的色彩映照在伯父的臉上。我突然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那么慈祥，那么愉快，眉毛、眼睛，還有額頭上那一條條的皺紋，都現出他心底的歡樂來。那時候，他臉上充滿著的那種自然而和諧的美，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
創作高峰
工作方面，魯迅選編了《中國新文學大系》中的《小說二集》，支持陳望道創辦《太白》雜志，支持胡風、聶紺弩等創辦《海燕》雜志，并成為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的主要撰稿人，在《自由談》上發表了140多篇文章，成就了魯迅雜文創作的高峰，也使得《自由談》成為進步輿論的重要陣地。
在創作大量雜文之余，魯迅還創作了《理水》《采薇》《非攻》《起死》等歷史小說、《阿金》《我的第一個師父》《女吊》《死》《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散文。在這些文章中，可見魯迅最后歲月里對生命的態度，也可見他對上海的觀感。
《采薇》中的小窮奇、小丙君、阿金姐以及《阿金》里面的阿金等都有著當時上海人的影子，如學者蔣贇文章《淺析魯迅筆下的上海人形象——以<采薇>為例》中所言：“除了精明之外，人們眼中的‘上海人’基本被定型為這樣一種形象：足智多謀，會算計，頭腦靈活，見多識廣，適應性強，隨機應變，具有工作精神和敬業精神……而人們對‘上海人’性格的負面印象主要體現在人們常說的‘小市民’畸形性格上，包括庸俗、媚俗、虛榮、勢利、投機心理、狹隘保守、崇拜強者、欺壓弱者、低級趣味等。上海人的這些特性，尤其是負面特性，在小窮奇、小丙君、阿金姐等人物身上都能輕易找到。”
魯迅對當時上海人的“膿瘡”進行了無情揭露，也對上海“小市民”有同情之理解。
在上海的十年，魯迅沒有寫過文章直接總體評價上海，也沒有寫過文章專門談他在上海的感受，可能因為他對上海的感情極為復雜。
一方面他可能不滿意上海人的精明、算計，但另一方面上海又有著發達的文化出版產業、相對寬松自由的氛圍。而后者正是魯迅作為自由職業者非常需要的，也是魯迅最后十年定居上海的主要原因。
這十年在上海的歲月“塑造”了最后的魯迅，是魯迅文學創作最輝煌的時期，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上海的歷史文化。
如學者繆君奇在文章《魯迅與上海文化互動關系芻議》中所言：魯迅“為上海文化提供了一種新的革命的價值觀”“使上海文化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使上海文化的品位得到了整體性的提高”“為上海文化留下了豐厚的文化積淀”。
魯迅與上海可謂互相成就，如今評論魯迅離不開上海，同樣談論上海歷史文化也少不了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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