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時期，事關陜北公學同學的事情，毛澤東寫了五封回信。第一封是寫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的，這封信事關黃克功向陜北公學女同學劉茜求婚不成后，殺害劉茜同學的事情，毛澤東同意邊區高等法院判處黃克功極刑的意見。第二封是關于柳夷同學要求入黨的事情。第三封是回答劉御同學有關詩歌創作的問題。第四、第五封是給陜北公學同學袁塵影舅舅、《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的回信，這兩封信涉及袁塵影同學在陜北公學畢業后，被誤會扣押一事。
第一封:給雷經天的回信
黃克功(1911-1937)，時年26歲，江西省南康縣人。少年時加入紅軍，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身經百戰立過功，并擔任過旅長等職務，時任抗日軍政大學某隊隊長。被害女子劉茜，山西省定襄縣人。之前在國民黨統治的太原市求學，1937年七七事變后赴延安，先在“抗大”學習，后轉入陜北公學學習，期間與黃克功相識相戀。不久，劉茜發現自己與黃克功在經歷、性格、情趣等方面的差異太大，表示要中斷戀愛關系。然而，黃克功卻糾纏不休，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邊用手槍威逼劉茜結婚，遭拒絕后，開槍打死了劉茜。此案震驚陜甘寧邊區，影響波及全中國。國民黨報紙借題發揮，誣蔑攻擊共產黨和紅軍，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對于黃克功究竟怎樣處理，敵、我、友各方人士和老百姓都拭目以待。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留影。
案發以后，是否對黃克功判處死刑，在延安的干部和群眾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人認為，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共產黨人也不能例外；另一部分人認為，抗日戰爭正是用人之際，黃克功身為紅軍軍官、革命功臣，為了一個女子而被槍決，未免太可惜了，可以讓他戴罪抗日、將功贖罪。黃克功本人對罪行供認不諱，他希望自己能夠死在抗日殺敵的戰場上，而不是死在延安的法場上。他上書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和毛澤東：希望能寬恕自己的罪行，留下一條生命，繼續為黨盡忠。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案件審判長雷經天也寫信向毛澤東匯報了有關情況，并提出“嚴格依法辦事，對黃克功處以極刑”的意見。
毛澤東聽了此事匯報后說：“我們正在從全國各地吸收大批知識青年來延安學習，黃克功的行為有極大的破壞作用，一定要審判處決，嚴肅法紀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0—91）
1937年10月10日，毛澤東給雷經天寫了復信，情之殷殷，言之切切，愛憎分明，斬釘截鐵。
◆毛澤東給雷經天寫了復信。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斗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著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并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10-111）
1937年10月11日，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陜北公學小操場召開公審大會，判處黃克功死刑并立即押往刑場執行槍決。
第二封:給柳夷的回信
柳夷（1913-1996），原名陸鴻鵠，出生在浙江余姚二塘頭村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37年10月懷著追求革命真理的愿望，來到延安，進入陜北公學學習，后轉到了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在延安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柳夷有強烈的入黨愿望，經組織談話后填寫了入黨志愿書，但是在延安9個月后，入黨志愿書沒有被批下來。原因是柳夷在1926年底曾經加入過國民黨，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就脫離了。這件事，在延安找人核實非常困難，因此入黨一事被耽擱下來了。
1938年8月，柳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歷史、社會關系、學習期間的表現以及自己入黨的要求，都詳細地告訴了毛澤東。
◆毛澤東寫給柳夷的親筆回信。
1938年10月，已在抗大六大隊工作的柳夷收到了毛澤東的親筆回信：
柳夷同志：
還是八月間的你的信，今天才復你，不知對于你的問題還有幫助否？不知你還在三大隊否？我因忙，積累至今才復，對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懇切的，如果陜公抗大黨的同志所說，你的表現夠上入黨資格，僅僅過去加入與脫離國民黨一點無人證明，是確實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無其他不能入黨的問題存在，我以為是可以入黨的。此事解決辦法，可持此信與三大隊負責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隨同交給他們看，要求他們最后考慮你的問題。如尚不能解決，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張主任處。你所指出的幾個缺點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給政治部參考。最后告你的，馬列學院必須黨員并須學養較高者才能進去。此復。并致
敬禮！
毛澤東
十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0-131）
柳夷收到信后，非常激動。其實，在接到毛澤東信的十幾天前，柳夷已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保存這封信，非常不容易的。1942年的中秋之夜，當進攻蘇北運河線上的日軍據點洋河鎮時，部隊受阻，柳夷連人帶信泡在水坑里。第二天戰斗剛勝利結束，柳夷就把信曬干，但信紙已經粘在一塊，不好揭開，他只得用濕毛巾把信紙弄潮，然后又輕輕地把它揭開晾干，才使這封信得到保存。1946年解放戰爭初期，淮北正是雨季，這封信又隨柳夷在洪澤湖邊、淮河、運河兩岸，足足淋了一個雨季的雨，趟了幾百里路的水，人雖多次跌倒在泥潭里，但柳夷總是小心地保存著這封信。這封信，后由柳夷給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現這封信陳列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解放后，柳夷曾任東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8月按正軍職離休。
第三封:給劉御的回信
劉御（1912-1988），1912年7月，生于云南緬寧縣（今臨翔區）。1934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同年參加左聯。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入陜北公學學習。曾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編審科副科長，西北教育部編審室主任。劉御是從革命圣地延安錘煉出來的兒童文學家、小學教育家，走出了一條從革命詩歌到兒童詩歌，從兒童教育到兒童文學之路。
1938年夏，延安的詩人們組織了一次“街頭運動”，把創作的詩歌貼在街頭，供來往行人閱讀、欣賞。劉御創作了一首小詩《小腳苦》：“寶塔山，高又高。張三娶個李姣姣。人也好，品也好，可惜一雙小腳像辣椒。地不會種，水不能挑。走路風擺腰，怕過獨木橋。想回娘家恨路遠，想走親戚嘆山高。”（劉御.延安短歌[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64）
◆劉御在延安。
這首小詩，深受延安兒童的歡迎，到處都可以聽到兒童在背誦，劉御受到很大的鼓舞。
為什么反封建的《小腳苦》兒歌，受到兒童的喜歡，劉御總結說：“道理可能有兩個，一是陜北裹腳之風十分嚴重，孩子們對詩中所寫的內容十分熟悉，易于理解； 二是運用了孩子們喜聞樂見的歌謠形式。”（董慶保等.劉御評傳[M].昆明:云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77）
當劉御朝著這條創作路線走下去時，又聽到兩種議論：一是他的創作受到工農兵和兒童的歡迎；一是少數人認為他的創作是“低級作品”。這時劉御看到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以后，他把自己嘗試和毛澤東所倡導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自覺地聯系起來。于1939年12月，劉御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您在六屆六次會上所倡導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雖然是針對馬列主義的學習與宣傳而提出的，但我覺得，在文藝創作上也完全適用。我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而在詩歌創作中進行嘗試的，不知道我這樣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當。” （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1947年毛澤東在延安[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115）為了讓毛澤東了解情況，劉御信中還附上了他當時的若干習作。
當月，毛澤東很快回了信，說“信和習作均收到，遲復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對。優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來群眾的集體創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詩歌以押韻為宜，無韻的詩歌，難于行運。抗戰是大同，形式上風格上的差別是小異，凡小異而大同者均應兼容并包。”（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1947年毛澤東在延安[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115-116）
毛澤東的教導一直激勵著劉御。他沿著“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道路不斷努力，寫了許多歌謠體的兒童詩作。1939年出版了《新歌謠》，這是延安出版的第一本兒童讀物。解放后，劉御又出版了《小青蛙》《延安短歌》《紅山茶》《鳥獸草木兒歌一百首》等著作。
不幸的是，這封信在蔣軍進犯延安時，同許多重要的資料一同散失了。
新中國成立后，劉御歷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語言編輯室主任、昆明師范學院黨委書記、中國作協云南分會副主席、云南教育學院院長。他是解放區的兒童文學的拓荒者，是有成就的老一輩兒童文學作家。
第四封、第五封:給《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的回信
楊令德（1905-1985），時任《大公報》記者。
楊令德，綏遠托克托縣人，父親是一個商人。1925年在包頭《西北民報》當記者、編輯。后在《綏遠日報》《綏遠通俗日報》等報社工作。1931年起在《大公報》當記者。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感召下，楊令德將其外甥袁塵影送到延安入陜北公學短期學習，沒想到結業后因誤會被拘押。楊令德得知消息后，當即給中共西北局的高崗和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寫信，同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情，也給毛澤東寫了信，請求釋放袁塵影。毛澤東收到來信，立即批示高崗和成仿吾調查和處理。因毛澤東此時正在主持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直到12月14日才給楊令德回信。
◆毛澤東給《大公報》記者楊令德的回信。
毛澤東復信楊令德：
令德先生：
先生兩信均收到了，因開六中全會久稽奉復，至以為歉！但袁塵影兄早囑高崗同志令經手機關釋放，諒已獲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崗仿吾亦均不知，經手機關根據晉西北材料遽爾如彼處置，甚為抱歉！爾后此間有何缺陷，倘有所聞，尚祈見告，俾資改進，不勝盼禱！敬復。順致
敬禮！
毛澤東 上
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4）
楊令德馬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回信。1939年1月22日，毛澤東再次復信：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諒解，為之欣慰。如 先生高興來延安一游，甚表歡迎。此致
抗戰敬禮！
毛澤東
一月廿二日
（楊令德.塞上憶往——楊令德回憶錄[M].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1988：128）
1943年6月，楊令德作為秘書隨鄧寶珊將軍由榆林南下重慶，途經延安，停留一周。毛澤東在楊家嶺大禮堂設宴招待鄧寶珊一行。入席前，當鄧寶珊介紹楊令德給毛澤東握手時，毛澤東以驚人的記憶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親切地說： “噢，楊先生，我們還通過信呢。”
1982年6月2日，楊令德回憶起毛澤東的兩封回信時，談道：“毛主席對于一個普普通通的新聞記者給他的信，竟是這樣重視，親筆作復，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當時我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情給毛主席寫信的，覺得能得到毛主席吩咐秘書給回個字，就是喜出望外的了。哪里能夠想到一連榮獲兩封親筆信呢。而且這兩封親筆信寫得是那樣謙虛、誠摯，當時我就萬分欽佩和感激。今日緬懷毛主席，這是我終身感念的殊榮。”（楊令德.塞上憶往--楊令德回憶錄[M].內蒙古文史書店發行1988：128-129）
楊令德1949年參加綏遠起義。新中國成立后，歷任綏遠省人民政府委員，綏遠省政府副秘書長，內蒙古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10月21日在呼和浩特逝世。
這兩封珍貴的回信，1976年由楊令德先生交中央保存。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