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風雨同舟、共同奮斗，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形成了親密合作的關系。“民主黨派”一詞已經形成完整明確的界定范圍。那么，“民主”“黨”“派”是何時開始組成一個固定搭配的詞語來使用的？本文對“民主黨派”這一詞語的誕生、概念及用法范圍進行了研究考證。
概念的演變
在20世紀20年代后的政治舞臺上，除了中國共產黨外，還出現了一批中間黨派。這些黨派在反對國民黨獨裁、爭取民主權利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壯大，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土地革命時期，受種種因素影響，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中間黨派未能形成攜手合作的關系。1935年華北事變后，民族矛盾加劇，在中共發表《八一宣言》《抗日救國宣言》以后，中間黨派開始擁護其抗日主張。中共對中間黨派的抗日態度予以充分肯定，對其稱謂多是具有肯定性的“各黨各派”“抗日黨派”“各黨派各聯盟”“愛國黨派”等。抗戰勝利之際，民主成為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潮，各政黨在居中調停國共矛盾的同時，也在呼吁民主憲政。至1945年中共七大時，正式使用了“民主黨派”這一詞語，包含了對各中間黨派的尊重。
一、“友黨”
在中共早期文件中出現過“友黨”一詞，“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誠心誠意地和友黨友軍商量問題，協同工作，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必須懂得，共產黨員不過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黨外存在著廣大的先進分子和積極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協同工作”[1]。
二、“其他黨派”
把“黨”和“派”放在一起作為政治團體的概念來使用，最早出現在1921年7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四條：“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后來也經常使用這一詞語，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報告中，就有“一切加入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派，在堅持統一戰線的前提下，都有發展的前途，我們都愿意與之建立長期合作”[2]。
不做任何定語修飾的詞語使用時，多用“各黨派”“其他黨派”。例如，《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第一部分“工人組織”中提到，“黨應警惕，不要使工會成為其他黨派的傀儡”。
到抗戰時期，中共與國內其他政治團體接觸增加，統一戰線的思想也在這一時期形成。因此，這段時間的文獻中“各黨派”“其他黨派”詞語出現得較多。例如，1938年2月2日《毛澤東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中，就使用了“各黨派”“其他黨派”。毛澤東所作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也多次出現“其他黨派”一詞，“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各黨派互相聯合，又容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只談統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義，不但我們共產黨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是不能同意的”。[3]
三、“抗日黨派”
“抗日黨派”一詞最早出現于1936年7月1日林育英等慶祝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給朱德等人的電報中，“與全國抗日人民、抗日軍隊、抗日黨派建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4]。這份電報使用“抗日”這個詞語是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可見當時黨內已經對其他政黨的抗日愛國行為有了鮮明的認識。1937年10月，毛澤東在《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 》第三部分“如何取得抗戰勝利”中提到，“應該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一切抗日黨派合作，幫助組織，以發展力量，不取吞并政策”[5]。這是抗戰初期毛澤東從戰略層面分析抗戰形勢時提出與其他黨派合作的觀點，并使用了“抗日黨派”這一表述。
之后，“抗日黨派”就在中共的文獻中頻繁出現。例如，1938年1月1日董必武撰寫的《怎樣動員群眾積極參戰》、1938年3月11日陳紹禹所作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目前抗戰的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1938年7月10日劉少奇關于晉察冀根據地工作給聶榮臻、彭真的信中，都多次使用“抗日黨派”這一詞語。
四、“愛國黨派”
“愛國黨派”一詞最早出現于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中，號召“全國的愛國同胞，愛國軍隊，愛國黨派，一致團結起來”[6]。同年10月25日，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毛澤東提出：“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7]次年，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兩次使用“愛國黨派”這一表述。
由此可見，中共對于抗戰初期其他政治團體的稱呼是圍繞著當時的“時代主題”的，是對當時社會民主人士、社會賢達的客觀描述，同時蘊含了對他們在民族大義面前政治立場的認同。
“民主黨派”一詞的形成
一、“民主”一詞的流行
20世紀40年代，建國問題逐漸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是要民主，還是繼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1939年9月，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共產黨和各黨派提出了7個“請政府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的提案，由此開始，至重慶成立“憲政期成會”和延安成立“憲政促進會”，再到1943年國民黨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1944年元旦創刊《憲政》月刊及“憲政座談會”，國內民主憲政運動越來越高漲，“民主”成為各政治團體政治正確的用語。1945年7月3日，黃炎培與毛澤東的延安“窯洞對”，將“民主”一詞提高到成為解鎖歷史周期律鑰匙的高度。
在這一時期，在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背景下，共產黨在自己的話語文本表述中，將對中間黨派的稱謂由原來的“抗日黨派”“愛國黨派”改為“民主黨派”，充分體現了對中間黨派為民主奔走呼號的贊揚。
二、列寧對民主派政黨的表述
列寧在其所寫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和《立憲民主黨和民主派》兩篇文章中，區分了無產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屬性的民主派政黨，并在《列寧全集》第23卷《中國各黨派的斗爭》中也使用了“民主派政黨”這個詞語。列寧文集中大量出現“民主派”這個詞語，但是沒有直接的“民主黨派”用法，現有的文獻還不能證明中共在七大中使用“民主黨派”這個表述是基于國內現實的創造，還是列寧思想的中國化，還需進一步挖掘研究。
三、“民主黨派”
（一）文獻中有爭議的地方
筆者在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第七部分《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一文中，查詢到“民主黨派”一詞：“在一切有愿意和我們合作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產黨員必須采取和他們一道商量問題和一道工作的態度。”這篇文章出自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以此為準的話，筆者認為，“民主黨派”一詞最早出現于1938年。
但是，筆者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冊《論新階段》第七部分《照顧全局、照顧多數，及和同盟者一道來干》一文中，查閱到同樣部分的語句為“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應和同盟者協同去干。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
同一內容在不同文件中有不一樣的表述，導致本文關于“民主黨派”一詞到底首次出現于何時的研究，產生了“1938年”和“1945年”兩種答案。
（二）中共七大正式使用“民主黨派”一詞
“民主黨派”集中且廣泛的出現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主要依據是這次會議中的三篇重要文獻，即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周恩來的《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以及劉少奇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共有11處使用了“民主黨派”一詞。報告在對國際國內形勢正確分析的基礎上，回顧了抗戰的歷史，提出“一個為各個抗日民主黨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體綱領”，主要內容是“承認各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8]。
周恩來在《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也用“民主黨派”取代以往對中間派別的稱呼。他說：“二十四年來，我們依靠了什么力量鍛煉成長呢？……我們依靠了國內民主黨派的合作和國外人士的同情……”“我們號召全中國人民，全中國民主黨派，全世界中國民主分子，我們愿意和他們一道，為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奮斗到底。”
劉少奇在《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指出：“對于如何動員與統一中國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制訂了全國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共同奮斗的偉大綱領。”
中共七大以后，“民主黨派”一詞就正式出現在中共的對外表述中。例如，1946年3月18日周恩來在重慶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中提到，關于東北問題“這不僅是中共的意見，也是其他民主黨派和東北人民的意見”；1948年1月《關于當前民主黨派工作的意見》中，有“帶中間性的民主黨派及其所代表和影響的中產階級、海外僑商及其他愛國分子”這樣的表述[9]。
四、“中間黨派”
中共官方極少使用“中間黨派”這個詞語，筆者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全部26卷中檢索，這個詞語在中共的文獻中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毛澤東在1944年7月15日發給李先念和中共華東局等的電報《關于時局近況的通知》中提到，“孫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許多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蔣及其集團的死硬政策，各中間黨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實力派更加不滿”[10]。另一次是1947年10月27日周恩來起草的電文《中共中央必須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反對劉航琛一類反動計劃的指示》中提到，“成則可造成拉攏一切對蔣不滿的地方勢力及中間黨派來與我們對立”[11]。這僅有的兩次都是內部電文，由此可見，“中間黨派”并不是當時中共的正式措辭，特別是中共七大以后，“民主黨派”已經成為規范的、確定的名詞，有較為明確的指代對象。
“民主黨派”一詞得到廣泛認同
“民主黨派”這一稱謂得到了各方的廣泛認同。例如，1945年9月，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領導人章伯鈞在發表對時局的談話時，就使用了“民主黨派”這一稱謂。從現有資料來看，最早認可自己是“民主黨派”的是民盟。1945年10月11日，民盟在回顧自己的歷史時指出，為了適應那時客觀環境的要求，“于是產生了這個民主黨派聯合體的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成立宣言中鄭重要求恢復三大政策，“愿與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攜手并進，徹底鏟除革命障礙，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1947年10月，蔣介石加緊了對民主黨派的迫害，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再次公開申明自己“是人民的民主黨派”。從1948年起，各政黨還以“民主黨派”的名義多次聯合起來發表對時局的意見。
1949年4月3日，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國民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發表了《中國各民主黨派聯合聲明反對北大西洋公約》，共同表達和平的愿望和維護和平的決心。
綜上所述，“民主黨派”一詞的正式使用可以追溯到抗戰即將結束的時期，是中共對于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團體內含褒義與夸贊的稱謂。此后，這一稱謂得到廣泛認同，民主黨派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頁，第195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頁。
[5][6][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頁，第399頁，第620頁。
[8]《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頁。
[9]《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00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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