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同年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他再次提出：“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必要的。……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兩千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大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可以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下簡稱“雙百”方針）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最有價值也最為后人津津樂道的思想。直至今天，它依然是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基本指導方針之一。
“雙百”方針的提出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一個從醞釀到正式提出的過程。
“百花齊放”是在戲曲問題上提出來的。新中國建立后，在當年文化生活（包括種類和手段）均較為單一的時代背景下，戲曲改革一度是執政者和普通民眾廣為矚目的文化新政。出于反封建反迷信的要求，舊有劇目禁演頗多，而新劇目特別是適合老百姓長期養成的欣賞趣味的新劇又難于短時期內填補空缺。這就引起了文藝工作者和民眾的不滿。在此背景下，戲曲工作會議上有人提出戲曲應該“百花齊放”。當時主管文藝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認為很好，向毛澤東報告了。1951年4月，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毛澤東應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之請，為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百花齊放”四字也很欣賞。至于“推陳出新”四字，毛澤東早在抗戰時期就為延安平劇研究院題寫過。當然，當年僅是向平劇（京劇）界提出，而今是向所有劇種、整個戲劇界提出了。毛澤東曾經回憶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百家爭鳴”首先是在歷史研究問題上提出的。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宣部組織一個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當時，在中國奴隸社會何時轉變為封建社會的歷史分期問題上，兩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郭沫若和范文瀾，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討論。時任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的陳伯達向毛澤東請示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陳向這個委員會傳達了。翌年，《歷史研究》雜志創刊，也以這個作為辦刊方針（龔育之：《黨史札記末編》）。
◆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
自1956年初開始，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便在中央召開的一些會議上，針對文化建設領域內存在的偏向，提出學術、藝術性質的問題，應該放手讓知識分子討論，應該允許不同學派的存在和新學派的樹立。學術與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或“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由此不難看出，對待學術問題（包括歷史問題）的“百家爭鳴”方針已經呼之欲出了。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討論中，陳伯達發言，講到毛澤東“百花齊放”題詞所起的作用和成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時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的情況，建議在科學文化問題上貫徹這兩個口號。這樣，毛澤東在同日作會議討論總結時，才接著陳伯達的話講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那樣一番話，并在5月2日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又一次重申（本文開頭所引者）。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正式提出，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步入社會主義社會。疾風暴雨式的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漸漸隱去。中國民眾絕大多數已經是生活在公有制里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他們的根本利益空前一致。在人們的心目中，社會主義不僅是群體利益高度一致的整體性社會，而且也是充滿生機和活力，人人心情舒暢、多姿多彩的“天堂”。這是“雙百”方針出臺的重要社會背景。1957年4月14日，周恩來同在京的六十多位電影工作者的談話時指出：“如果民主革命尚未勝利的時候就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那就是替國民黨粉飾太平。在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完成的時候，也不能提出這樣的方針。但是現在不同了，社會主義革命已經獲得了勝利，……我們必須把社會主義的大旗豎立起來，才有可能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在我們的國家里，已經有了一個主流，就是社會主義文化的主流。我們有了可能通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樣的方針，來充分發揮人民的思想與表現方法，使社會主義文化更豐富。”
此外，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波瀾壯闊的奮斗，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最終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之后，僅僅用3年的時間便恢復了歷經數十年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鞏固了新生政權；接著，又用3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實現了整個社會經濟與制度的轉型。這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巨大勝利無疑增強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極大地激發著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這是“雙百”方針提出的精神或心理背景。
◆毛澤東關于“雙百”方針的手跡。
當然，“雙百”方針的提出更和新中國建立后的文化發展狀況密切相關。經過數年的文化整合與重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指導地位已然確立。但是，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向甚至是嚴重的偏向。考察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前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理論和領導文化建設的歷史，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對文化的認識往往偏重于其階級性的分析，偏重于它與政治的聯系。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在階級社會里，是從屬于一定的階級并為本階級利益服務的，這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問題的一個重要觀點。但與此同時，還應看到文化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又有著前后相續的歷史繼承性和各種文化思想之間的相互激蕩、相互影響和相互交融問題。實際上，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的對待歷史文化遺產和外來文化的正確態度——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就是建立在承認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和共性基礎上的。如果說，在戰爭年代為了步調一致地進行階級斗爭，要求文化從屬于政治、服從于一定的政治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話。那么在和平建設時期，對文化問題就應該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新中國建立初期，由于各項社會改革改造運動頻仍，階級斗爭在某些領域內還很激烈，所以文化領導工作中一度出現了過于強調階級斗爭，強調文化為政治服務、為各項社會改革和改造運動服務的傾向。其突出表現是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理論、學說，對民族文化遺產，否定過多，繼承和吸收不夠；在文藝創作中，過于簡單地要求表現工農兵的生活，直接配合政治運動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從而導致了文藝作品題材狹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甚至在自然科學領域內，也給這一學派或那一學派貼上“無產階級的”、“唯物主義的”或“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標簽，等等。
對于文化和科學領導工作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前后開始有所察覺。“雙百方針”的提出，便是最有力的糾偏之舉。毛澤東指出:“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由各界知識分子代表參加的報告會，陸定一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雙百”方針。他明確宣布：“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這個報告引起與會知識分子的強烈共鳴，在學術界、文藝界引起熱烈討論。1956年6月13日，經毛澤東批準，《人民日報》發表了經修改的陸定一的報告。至此，“雙百”方針正式公之于眾。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決議鄭重宣布：為了保證科學和藝術的繁榮，必須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雙百”方針不是暫時的策略之舉
綜觀毛澤東關于“雙百”方針的闡述，其思想是十分明確而堅定的。
首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而不是暫時的策略之舉。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同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更為明確地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他說：“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意見，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
◆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及工商界方面的人士。
其次，正確認識和處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關系。“雙百”方針提出之際，黨內相當一批干部擔心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因此會受到影響甚至動搖。與此相反，社會上一些知識分子則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與鼓勵百家爭鳴是有矛盾的。在他們看來，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可能包括全部的真理，若以一種比較固定的學說作為指導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條主義。因而，建議在文化領域內取消馬列主義來指導一切的限制（《人民日報》1957年5月25日）。針對上述疑慮，毛澤東著重從真理的角度闡述了實行“雙百”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指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是愈辯愈明的。他說：“人們問：在我們國家里，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么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在毛澤東看來，在對立面的斗爭中的發展，才是合于辯證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毛澤東強調：“馬克思主義一定要向前發展，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不能停滯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一套，它就沒有生命力了。但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又是不能違背的，違背了就要犯錯誤。”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非意味著用馬克思主義取代一切文化成果，或者非馬克思主義的作品便不能存在。例如，唯心主義作為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也有爭鳴權、發言權。陸定一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明確講到，在人民內部，既有宣傳唯物主義的自由，也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兩者之間的辯論，也是自由的。當然，允許非馬克思主義參加爭鳴，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便于馬克思主義在同它的辯論、競賽中得到鍛煉、豐富和發展，變得更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讓越來越多的人服贗。毛澤東指出：“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克服錯誤的意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至于具體的學術藝術爭論，有時問題十分復雜，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詞句或某個具體結論出發，用貼標簽的方式甚至動輒扣政治帽子，武斷裁決，只能戕害文化的發展繁榮。所以，毛澤東明確指出：“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
再次，以寬容的心態，處理主流價值觀作品與非主流文化作品之間的關系。在一方面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另一方面又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前提下，執政黨自然希望文化作品能夠體現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反映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追求。當然，其表現形式和具體闡釋可以多樣化。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追求不同的文化作品，例如并不追求教育意義，僅僅是為了娛樂和表達個人感受、感知、審美等等，也可以“放”和“鳴”。當然，前提是不違反憲法，或者說不直接構成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否定。
◆1958年2月，毛澤東視察長春電影制片廠，在第六攝影棚與《紅孩子》劇組的小演員寧和合影。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從幾個具體問題出發，談了自己的看法。其一，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題。源自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上被確定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一直為文藝領導機關所大力倡導和貫徹。對此，毛澤東言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怎么辦呢？只好讓它發行，只要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抱敵對情緒的。”“在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時間內，只要不是搞秘密小團體，可以你寫你的，各有各的真實。這里邊，當然還有幫助。”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說: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應該“標新立異”。“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還是要多樣化為好。”其二，知識分子應該與工農兵打成一片，文藝作品應主要寫工農兵。但是，也允許創作其他作品。毛澤東談到：“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寫寫申新九廠，寫寫那個資本家榮毅仁”；“也可以允許一部分人就寫他自己的身邊瑣事，他又不去跟工農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寫，你有什么辦法呢？這么大個國家總會有這些人的，這也是客觀存在。但是我們還是要幫助他，影響他，他不接受也沒辦法，可以出他的書。”其三，關于文化遺產問題，毛澤東談到：“對一些傳統劇目過去我們禁了幾年，別人有些反感，現在開放了，也可以批評，但批評要說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戲，看看也可以，……也沒有什么可怕。”“拿個更好的東西來代替它當然很好，但還拿不出來，就讓他演吧！對牛鬼蛇神，戲是看，鬼不一定相信。放一下就大驚小怪，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鑒別的力量。”由上面毛澤東談到的幾個具體問題，可以看到他對文化多樣化的寬容心態。當然，毛澤東還是希望反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作品越多越好，希望能夠通過各種手段包括適當的批評和幫助，使還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盡快轉變，最終加入主流價值觀作品的創作上來。所以，他對非主流文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同時又不大甘心的心態。
“雙百”方針引起的爭議
需要指出的是，自1956年春至1957年春，宣傳和闡釋“雙百”方針最力的當屬毛澤東。可以說，他對“雙百”方針的宣講充滿了熱情與真誠，頻率高，力度大。除了理論上的闡釋之外，他還對“雙百”方針提出后文化界的動態十分關心，特別是對來自“左”的方面的干擾進行嚴厲批評。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繁榮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在當時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下，特別需要執政黨的各級干部的支持與理解。然而，相當一部分干部對“雙百”方針卻存在著程度不同的不理解、疑慮甚至抵觸。比較典型的是《人民日報》1957年1月7日發表的陳其通等4人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文章對“雙百方針”提出后文藝界的狀況作出了憂心忡忡的判斷，認為：“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斗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在提倡了，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地的解放斗爭、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劇、詩歌。”“文學的戰斗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里光彩暗淡了”等等。陳其通等人都是黨的文藝干部，他們的意見又發表在黨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上，自然會產生很大影響。1957年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及其前后，毛澤東多次對這篇文章提出批評，認為文章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思想方法是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片面性的，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1963年11月，毛澤東會見出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的學部委員。
毛澤東對陳其通等人的批評意見，卻被一些干部有意地歪曲成表揚意見，方法是只傳達毛澤東對陳其通等人忠誠于黨的文藝事業的肯定性話語，而截去了本來是主要內容的批評性話語。這一現象頗耐人尋味。它說明，陳其通等人的看法在一些領導干部中有共鳴，他們想說的話由陳其通等人說出來了。此外，陳其通受到毛澤東批評后，在出席一些會議時候，自我介紹：我就是毛主席批評的陳其通！其態度也頗耐人尋味。
從毛澤東對陳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評頻率之高和用詞之嚴厲來看，從毛澤東由此引發的對《人民日報》及地方黨報有關“雙百”方針的宣傳不及時和力度不夠的批評來看，黨內干部對這一方針的理解和貫徹確實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希望與要求有距離。在1957年春的許多講話和談話中，毛澤東都特別提到黨內尤其是各級干部中對“雙百方針”的不理解和疑慮問題。認為：陳其通4人的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專員以上干部約1萬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都很難說，其中十分之九都還是不贊成；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問題，在我們同志中間意見不完全一致。有一些同志心里總有那么一點不舒服，“百花齊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東西出來了怎么得了啊！“百家爭鳴”，咱們共產黨只算一“家”，99家包圍我們，怎么得了啊！總之，是有比較了解這個問題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還有懷疑的，不贊成的。對于“雙百”方針，我們還需要在黨內作許多宣傳解釋工作。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也指出：“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不少同志，對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才不厭其煩地在其講話和談話中強調:“雙百”方針是一項長期性的基本方針；我們目前不是“放”的過多，而是“放”的不夠，以促使廣大干部尤其是做文化宣傳工作的干部打消疑慮，放手貫徹“雙百”方針。
出于加快貫徹新方針的目的，毛澤東對干部中存在的阻力情況，可能有夸大的成份，有矯枉過正的考慮。但阻力無疑是存在的。本來，一種新方針新政策的提出，在其最初階段存在不理解甚至不贊成的現象是正常的。伴隨著對新方針的宣傳和實施，理解和擁護的人會越來越多。然而，遺憾的是1957年夏天開始的“反右派”斗爭打斷了這一進程。由于毛澤東和黨中央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失誤，由于毛澤東不斷強調意識形態領域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由于倡導“雙百”方針最力的毛澤東在此問題上的認識實際上是后退了，于是，原本就對該方針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甚至持懷疑態度的干部便很容易轉到“左”的文化立場上來，導致“雙百”方針受挫。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雙百”方針得以恢復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總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符合科學、文化發展的規律，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道路的重要成果，是毛澤東留給后人的彌足珍貴的重要思想遺產之一。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