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從“文革最對不起的人是誰”說起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討論“文革最對不起的人是誰”。在能夠被允許的尺度里，原文作者已經討論的比較到位了，所以，筆者并不打算就這個問題本身展開討論，只提供一個具體的案例，供讀者朋友們思考。

　　文革過去已經快半個世紀了，但很多人（無論經歷或者沒有經歷過的）談到這個事件，都會表達出切齒的痛恨，其根本原因就是文革中很多人“挨整”，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挨整的人還有一個相對的共同點，開頭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也指出了，就是挨整的“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和領導干部”。正因為如此，文革才更引起滔天的怨恨，因為挨整的恰恰是聲浪最大的群體。

　　當然，具體到當時的歷史場景，情況就比較復雜：有些是好人挨了整（例如馬賓、魏巍、武光等等一大批革命同志，他們在晚年的表現是完全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說明他們的確是被整錯了），有些是整過火了，有些卻并不冤枉（例如某人后來自稱“被準確的打成了右派”……）

　　去年杜潤生逝世八周年的時候，張木生寫了篇紀念文章《不左不右杜潤生》，發在了大風網站。

　　杜潤生對毛主席的復雜情感筆者以前討論過，當然無論怎樣，杜也算不上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以，這篇紀念文章對杜潤生的一些討論筆者并不感到意外；筆者比較意外的，是文中提到了李井泉和王任重反對包產到戶，特別是李井泉的那句“很重”的話：

　　張木生的父母都是老革命，他的父親還曾經給周恩來、董必武當過秘書。張木生1965年到內蒙古插隊八年，1973年到內蒙古大學哲學系學習，1980年任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被借調到農委工作。1979年農委剛剛成立的時候，負責人是王任重。因為王任重反對包產到戶，1980年2月，萬里被任命為農委主任，農村改革由此拉開序幕……

　　筆者之所以交代張木生的履歷以及這段歷史背景，就是為了說明張木生文章提到的上面的那段話應該是屬實的。

　　李井泉的這個表現，大概在很多人的意料之外。因為李井泉就在文革時挨過整，而且被整得比較慘。此外，他還是某人親口“認證”的三個關系最親近的人之一；他在大躍進期間的表現也是“有目共睹”的；大躍進之后四川的“單干風”也刮得很厲害。毛主席為了敦促他搞調查研究，在1961年5月6日給他和陳正人寫信，甚至用到了“……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這樣近乎懇求的語言。筆者之前還聽一個本地老同志講述過李在金牛壩招待所的一些個人作風問題……

　　所以，李井泉“挨整”是不是完全冤枉呢？當然，從他個人的角度來講，“挨整”肯定是很“冤枉”的。然而即便如此，他在1980年還要站出來講那么重的話來捍衛毛主席的路線，這就比較令人肅然起敬了。

　　1958年 李井泉陪同毛主席視察紅光社 與社員溫大娘拉家常

　　這個事件給了我們一個啟示：評價一個人，一定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而應該堅持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既要放到具體歷史場景中具體分析，又要用發展和變化的眼光看待問題。

　　而杜潤生對人民公社的立場和態度也是盡人皆知的。50年代他是合作化運動的反對者，80年代初他又在瓦解人民公社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杜潤生的弟子溫鐵軍對人民公社的一些認知受到杜潤生的深刻影響。然而，在從事三農問題研究若干年之后，溫鐵軍對于人民公社已經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

　　辯證法的魅力恰恰在于此。

　　我們普通人要認識一條真理，需要用幾十年的時間去通過實踐檢驗，而真理早已經被毛主席指明了。難怪王震會在晚年感慨：“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