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明崇禎十七年吳三桂獻出山海關投降清軍之事，多數的論史者將主要原因歸結于大順政權進入北京后，在追贓助餉過程中抓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拷打逼財，并追索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把陳圓圓奪去，導致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
長篇小說《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在其《論圓圓曲》一文（《文學遺產》1980年1期）中否定了這種說法，他認為：在李自成進北京之前，陳圓圓就已經死在寧遠了，所以關于劉宗敏拷打吳襄追索陳圓圓等等說法全屬虛構。在長篇小說《李自成》中，姚雪垠也沒有認可劉宗敏刑訊吳襄索餉的說法。
陳生璽在《陳圓圓事跡考——與姚雪垠先生商榷》一文（《南開史學》1981年2期）中，根據當時一些人的事后筆記，認為當時陳圓圓在北京，她被劉宗敏奪去，以及吳襄被劉宗敏拷掠，都是事實。
顧誠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中說：“關于導致吳三桂叛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于是'沖冠一怒為紅顏'。另一種說法是劉宗敏在追贓助餉的過程中，逮捕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索餉二十萬'。目前因史料不足，尚無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順軍觸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顯然認同大順政權的確損害了吳三桂家庭。
李治亭的《吳三桂大傳》完全采信劉宗敏拷打吳襄索餉并索要陳圓圓的說法。
有關吳三桂的家庭被“觸犯”的材料，主要見于明末清初一些人的事后追記，比如張怡的《謏聞續筆》、全祖望的《鮚埼亭集外編》、文秉的《烈皇小識》、陳濟生的《再生紀略》、徐應芬的《遇變紀略》、楊士聰的《甲申核真略》、吳偉業的《鹿樵紀聞》（又名《綏寇紀略》）、計六奇的《明季北略》、錢士馨的《甲申傳信錄》、趙士錦的《甲申紀事》、李清的《三垣筆記》等等。這些材料的說法，主要分為“系襄索餉”和“系襄索圓”兩種。
關于“系襄索餉”的說法：
《謏聞續筆》：“賊得京師，召三桂。至永平，聞其父大將軍襄為所系，索餉二十萬，乃驚曰：此誘我剪所忌耳！乃率兵還。”
《烈皇小識》：“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眾入關投降。而三桂父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時返師出關。”
這兩種書，意指李自成決定抓吳襄追索錢財。
關于“系襄索圓”的說法：
《鹿樵紀聞》：“賊據京師，劉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譽二姬色之都技之絕者，宗敏于是系襄索圓。”
《甲申傳信錄》：“偽權將軍劉宗敏處田弘遇第，聞沅，（顧）壽從優人潛遁，而沅先為吳襄市去，乃梟優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寧遠，已死。宗敏堅疑不信，故掠襄。”
《明季北略》：“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游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
《三垣筆記》：“至是權將軍系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聞之，忿而中改。”
這幾種書，則說是劉宗敏抓捕拷打吳襄討要陳圓圓。
李治亭的《吳三桂大傳》主要根據吳梅村的《圓圓曲》詩，認為崇禎十六年五月吳三桂奉命馳援京師抵御入寇清兵，被崇禎召進城陛見，期間在皇親田弘遇府邸做客時，以兩千金贖買了田弘遇從蘇州掠買來的歌妓陳圓圓，因當時“從關外不斷傳來警報，崇禎催促三桂從速離京”，而“吳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進京供職，一時無法迎娶，也不便帶到烽火連天的關外，于是就暫居在田弘遇家”，云云。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說法，比如：
《遇變紀略》：“（三月）二十九日，賊聞平西伯吳三桂請大兵十萬，入關復仇，因令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遂系襄及家口于獄。”認為吳三桂不聽招降，吳襄才被抓。
《甲申核真略》：“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復宥而宴之，吳終知不免，陰遣人貽書于子。吳襄書達三桂，并不言被夾，而赍書人誤傳已夾，三桂大痛憤，以道里日期計襄必死矣，適聞外報至，三桂權兩敵之間，不如東合，遂往迎降。”認為吳三桂聽到誤傳吳襄被拷掠的消息，才叛變。
《鮚埼亭集外編》：“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縶于劉宗敏，既而沅為劉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認為當時陳圓圓與吳三桂還沒有關系，則“系襄索圓”自然不存在。
上述材料，關于吳襄，有的說大順政權逮捕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是要“誅求金寶”，有的卻說是因為“令父吳襄作書招降，不從”而抓的吳襄，有的則說是劉宗敏為了“索圓”而關押吳襄；大多數說法是吳襄被抓后遭“拷掠酷甚”，有的卻說“將夾，復宥而宴之”。關于陳圓圓，有的說是吳三桂從田弘遇府中“買去”，有的卻說“為吳襄市去”；有的說她當時正在劉宗敏占居的田弘遇府邸中，“尚未歸吳也”，有的說是吳三桂買下后“暫居在田弘遇家”，有的則似乎暗示她在吳三桂之父吳襄家里。這種種說法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混亂不堪。
有的說法很不合情理，比如說吳三桂買了陳圓圓后又把她留寄在田弘遇府，這極為奇怪，在當時買侍妾不存在非要正式“迎娶”，也不存在不能帶到關外去，至于把自己的侍妾留居在別人家里，而且一留就是大半年，更是荒唐無理。從另一方面說，如果劉宗敏的確貪求陳圓圓的美色，則既然陳圓圓被留居在田弘遇府中，而劉宗敏占居了田府，陳圓圓自然就落到他的手中了，何須“系襄索圓”？而如果陳圓圓已被接到吳襄府中，自然也是手到擒來，哪里需要“拷掠索圓”？
一般的史學家都承認大順政權對吳三桂很重視，占領北京后不久就展開招降他的工作，對他賞賜重金，許諾封侯，但同時，史學家們又認可那些關于大順政權損害吳三桂利益的材料，這里存在很明顯的悖論。
比如《吳三桂大傳》評論說：“李自成、劉宗敏盲目蠻干，連吳三桂的家也給抄了，父母親屬都被拘禁，愛妾陳圓圓也被劫掠。這是多么愚蠢的行為！稍有點政治頭腦的人絕不會干出這種事情來。”但在前面又說：李自成一進入北京就“意識到了占有山海關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深知三桂和他的遼兵都是勇兵悍將，實為農民軍的一支勁敵”，“自成不想動用軍事力量，爭取政治解決。此舉堪稱明智。”三月二十一日，農民軍進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就召見曾與吳三桂在遼東共事過的原明朝職方司郎中張若麒，讓他做吳三桂的勸降工作；此外，還“令諸降將各發書招三桂”，對他施加影響；三月底，就派唐通“攜犒師銀四萬兩，前去山海關賞賜遼兵”，緊接著“又派出將吏各一人，攜白銀萬兩、黃金千兩、錦幣千端賞三桂，另有敕書一通，封三桂為侯”；還令吳襄給三桂寫信，勸其來降。這種種作為極其有條理章法，極其講究策略，與所謂“盲目蠻干”、“愚蠢”、“稍有點政治頭腦”都不具備的情況大相徑庭。《吳三桂大傳》前后的評述自相矛盾。
顧誠在《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一文中，認可大順政權“損害了吳三桂的個人利益”，認為“就吳三桂的問題來說，一面派人去招降，答應給他父子封侯，一面卻出現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屬的問題，表明大順軍領導人之間在執行政策上有脫節現象”，對史料呈現的矛盾進行了簡單的推測彌合。
冷靜思之，李自成和劉宗敏等大順領導人既重視吳三桂，急切地要招降他，卻又“拷掠”他的父親、“劫掠”他的愛妾，這種行為真是匪夷所思。作為征戰十幾年、深具閱歷的起義英豪，李自成、劉宗敏們難道連這種最起碼的“政治頭腦”都沒有、最起碼的策略都不懂？至于顧誠所說“大順軍領導人之間在執行政策上有脫節現象”，似乎意指劉宗敏沒有遵守李自成的決策，雖然有這種可能，但并無史料佐證，只是一種臆測。
所謂“拷掠”吳襄“索餉”、“索圓”之類的材料，恐怕是明末清初士大夫們根據虛假傳聞（不排除是清人制造）以訛傳訛，添油加醋，既以譏刺吳三桂“沖冠一怒為紅顏”來譴責他的降清背叛，又以此證明李自成、劉宗敏等的確是毫無政治頭腦的“流賊草寇”。
如果要推測，比較合理的是：大順政權既沒有拷打吳襄逼索巨額錢財，也沒有追索搶奪陳圓圓，這些說法都是東虜滿清間諜散布的謠言，吳三桂純粹是為個人眼前私利而罔顧父親一家的死活，叛國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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