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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華:蔣介石的演技,毛澤東為何看透不說穿?

王立華 · 2024-12-22 ·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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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轉歷史車輪

  十、蔣介石被迫與中共聯系

  這一節的主題是:蔣介石被迫與中共聯系的情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人民自發的抗日救國行動此起彼伏,到1936年紅軍東征抗日被蔣介石軍隊阻回,全社會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風暴越來越劇烈。

  這里就有一個問題,日本人占領我疆土、殺戮我人民,已經占領了東北控制了華北,甚至要吞并滅亡中國,為什么統治中國的蔣介石集團卻不顧國家和民族危亡,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堅持打內戰,堅持對日不抵抗?對人民的抗日言論封口,對群眾自發的抗日組織打壓?對中國軍隊自發的抗戰行動想盡辦法破壞?甚至簽約與日本人共同反共、消滅堅決抗日的紅軍?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往往難以理解,為什么他們會妥協投降、喪權辱國甚至采取與侵略者一致的立場和國策?

  原因很復雜,應當從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講起。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辛丑條約》簽訂,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工具,標志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與完全殖民地的區別,在于只是形式上有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實際上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受到外國的控制和奴役,英、法、日、意、美等多個國家,甚至可以在中國多地包括京城駐軍。

  近代以來的晚清政府,就是一個由多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操縱的政府,他們的作為已經嚴重損害了國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中國各階層各界的鄙視和憤怒,很快就被推翻和迅速滅亡是必然的。

  孫中山推翻清王朝,創建中華民國,但革命果實很快就被列強選中的代理人袁世凱篡奪。袁世凱死后的北洋政府還是半殖民地政權,以馮國璋和曹錕為代表的直系,背后主要支持國是英國和美國;以段祺瑞為代表的皖系和以張作霖為代表的奉系,背后主要支持國是日本。國共合作北伐,高舉的是孫中山反帝反封建旗幟,但在北洋軍閥即將土崩瓦解之時,控制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卻日益不安。

  日本軍部認為: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國革命的成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尤甚。英美等國也有同感。于是,他們開始在革命隊伍中尋找新的代理人,最后把目標落在了掌握著槍桿子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身上。

  日本外相通過曾是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黃郛向蔣介石表示,日本對蔣“頗存厚望”,希望蔣“與共產黨分手,搞純正的國民運動”,所謂純正的國民運動,就是要排除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群眾;美英則通過上海大買辦虞洽卿向蔣介石提出,給6000萬元,但以“反共滅共為條件”。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財團,還有華北財團和華南財團,也放棄了快要完蛋的北洋政府,先是籌集40萬元當見面禮,又籌集8000萬元支持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從此背叛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成了嘴上主義背后生意、為了利益背叛主義的典型人物,本來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領導者,變成了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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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東方會議現場,右三為日本首相田中義一】

  由于蔣介石為私利驅使,背叛革命初衷,背叛革命人民,政變上臺,得位不正,這就是南京政府成立后內亂不斷,外患不已,對內鎮壓,對外妥協投降的重要原因。“四·一二”政變4個月后,蔣介石就在內斗中敗北下野。下臺后干什么去了?他到日本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相見,此人5月份派兵占領山東濟南,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濟南慘案,還制定了把滿蒙與中國本土分開、確保日本在中國東北特殊權益的方針,也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田中奏折提出者。

  而蔣介石卻與他搞了一個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核心是:“日本承認由反共反蘇的國民黨統一中國,中國(蔣介石)則承認日本東北的特殊地位。” [1] 從日本回國后,蔣介石馬上又離棄妻妾,在上海與宋美齡結婚,被戲稱為“中美聯姻”,之前的3個老婆就此別過,不算數了。1個月后復職,重新上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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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結婚】

  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很重要,是蔣介石這類政治人物的靠山和主導。但是,那些幫他上臺的帝國主義強盜,從來就不是無償的,不是在助人為樂,他們要的是超額利益,代價就是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巨大付出與割讓。

  知道這樣的政治背景,就能理解蔣介石面對日本侵略時的態度了。

  有一本馮玉祥回憶錄,書名是《我所認識的蔣介石》,是他住在美國時的口述,由他夫人李德全筆錄而成,新中國成立前就出版過。里面載有大量親歷的事情,再現了當年那個真實的蔣介石。

  馮玉祥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面對日本人的攻擊,張學良的參謀長問張學良怎么辦,張學良回答說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隨日本人占,我們是不抵抗主義。因為他請示過蔣介石,蔣對他說的就是這樣的話,而且蔣還對他說:“這話是我說的,但你不許對別人說。”現在有些人為蔣介石翻案,說沒看到相關文件,但不管看沒看到文件,蔣介石不抵抗也不準抵抗已經被那段歷史證明,事實勝于雄辯。

  他們有一套看似有理的投降邏輯,在南京開會討論抗日問題,蔣介石講的是:“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何應欽說得更厲害:“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當時,蔣介石、何應欽、汪精衛還有與他們親近的那些人,都認可抗日“三日亡國論”。[2]

  馮玉祥說,日本人知道蔣介石的“三日亡國論”后,開始在華北上海各地積極侵略。駐上海的十九路軍不肯受日本人欺侮,日本人開槍他們就還手打起來了,而且還把日本人打退了,中國同胞送糧、抬傷、慰勞、贈禮,冒著槍林彈雨助戰,沒有一個怕的。

  陳友仁、于右任和馮玉祥等提出派兵援助十九路軍,但蔣介石始終一言不發,何應欽還命令中國海軍,買青菜和雞鴨魚肉送給日本人。一面破壞十九路軍抗日,一面準備逃難,要遷都洛陽。后來蔣介石派了兩個嫡系師參戰,他們是有分寸的動作和打仗,十九路軍向后一退,蔣介石就和日本人另訂條約,好多人都覺得辱國喪權,很痛心。[3]

  馮玉祥還講,淞滬抗戰被蔣介石破壞之后,不但日本人不相信中國軍隊還敢抵抗,就是中國有些人也覺得哪還有人敢和日本人作戰呢?

  1932年,日本人像蠶食桑葉一樣,一支兵攻萬里長城,一支兵攻熱河,一支兵攻察哈爾。能和日本人打的軍隊,蔣介石一點也不補充,不同日本人打的軍隊,一天退下一百多里,蔣介石也不問他們的過失。日本人罵中國軍隊說,你們的腿跑得那樣快,報告勝利都沒有法子報告,希望蔣介石這些軍隊退的時候稍微慢一點。蔣介石是遼寧丟了不問,東北三省全丟了又不問,熱河丟了,冀東丟了,察哈爾也丟了4縣,還是不抵抗主義,讓何應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全國輿論沒有不罵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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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關東軍慶賀《何梅協定》簽訂】

  當時,從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退下來的軍隊,加上察哈爾、山西各地的軍隊湊在一起,共有20多萬。1933年5月,馮玉祥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自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隊伍從幾千人迅速擴展至十幾萬人,也有幾百共產黨員參與其中,很快收復多倫4縣,震動全國。

  蔣介石不但不高興,還造謠說:多倫沒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這是馮某被共產黨包圍在那里造謠言。汪精衛、何應欽說:塘沽協定剛成功,察哈爾的共產黨就又鬧出這樣的事情。蔣介石調重兵與日本人配合進攻同盟軍,還暗中許下龐炳勛為察哈爾省主席,要他打馮玉祥。[5]同盟軍失敗后,吉鴻昌和方振武被國民黨特務殺害。那時候蔣介石每天都說:“攘外必先安內,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敵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國共產黨。”[6]

  實際上,無論誰說抗日都要上黑名單,甚至當共產黨抓起來,舉兵抗日的軍隊都被破壞。

  這樣換來了什么?是日本人得寸進尺。要的已經不僅是東北,也不僅是華北,而是全中國,連英美的勢力范圍也在內。攘外必先安內已經完全失去依據,妥協退讓已無路可退,整個社會猶如火山爆發。

  蔣介石被迫調整政策,開始秘密派人與共產黨聯系。為什么不敢公開聯系?首先是日本人不讓,再就是他的手下還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蔣介石先是對蘇聯大使提出國共合作;又派陳立夫、張沖轉道歐洲去蘇聯,希望建立中蘇抗日同盟,但他們剛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間諜發現,嚇得蔣介石急忙召回;蔣令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聯系,王明要他找國內的;蔣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幫助打通聯系渠道,宋子文找宋慶齡,宋慶齡給他推薦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實際是中共秘密黨員、特科成員,還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的同學,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紫槲踅o董健吾親筆簽署了一個“財政部調查員”委任狀,蔣介石接見他講談判條件。動身時,宋慶齡交給他一大包云南白藥,因為她聽說紅軍缺止血藥。

  這年初,宋慶齡等幫助買了一部大功率電臺,通過地下黨秘密運到陜北,有大電臺就可以同遠方的共產國際聯系了[7]。還帶著一位到過陜北的隨員張曉華,連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黨員,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們過西安時被張學良審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證實后,派飛機把他們送到膚施(就是延安),又派一個騎兵連送到瓦窯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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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牧師董健吾】

  他們到瓦窯堡時,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等帶領紅軍東征,在山西石樓,只有博古留守。毛主席讓董健吾到石樓面談,但董急于回南京復命,未能去石樓。3月4日,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發給他一份電報,提出5條談判意見:一是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是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是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是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是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9]

  董健吾走時,為了表達對宋慶齡的謝意和敬意,讓他給宋慶齡帶回兩樣禮品:三枚刻著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10]

  張子華從陜北回去得晚一些。他帶著任務回南京后,5月份秘密會晤了陳立夫的代表曾養甫,對我們3月份提出的5條意見答復4條:一是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是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是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是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11] 從這4條來看,蔣介石還是有誠意的,既表示要一起對日作戰,又愿意給紅軍平等地位,對我們黨的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1936年7月1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前中共中央專門致書說,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于合作救國的談判,在會上宣布后產生了積極反響。蔣介石在報告中說了句硬話:“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也采取了強硬態度,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未曾有過的。

  但對我黨的回復卻變了調子,提出與原先不同的4條:一是尊奉三民主義;二是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是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是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12] 由比較誠懇的合作條件,變成了對中共及其紅軍的政治要求和約束。

  對這個變化應當怎么認識?毛主席指出:我們愿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后談判的主要對手,口號是停戰議和請蔣抗日。如果國民黨軍攻擊我們怎么辦?

  毛主席說,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對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后兵政策。[13] 當時我們還在黨內發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一個重大轉變。

  日本人希望蔣介石聯日防共,蘇聯希望蔣介石聯共抗日,之前蔣介石是聯日防共,此時在聯日防共和聯共抗日之間徘徊不定,中國共產黨希望從逼蔣抗日順利發展到聯蔣抗日。

  為了形成更大的政治力量,促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主席還致信南京政府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還分別寫信給地方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做他們的工作,爭取他們支持。[14] 這個階段,是毛主席一生寫信的第一個高潮,第二個高潮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了。

  但事態發展并不如愿,蔣介石不到山窮水盡時真的改不了,逼蔣抗日最后還是要兵戎相見,用硬手段。

  1936年5月初,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王明給他的任務是國共談判聯系人。他在香港與陳果夫聯系,中統二號人物張沖到香港見潘漢年,又陪他到南京與曾養甫密談。曾養甫轉告潘漢年:我們的談判對手是毛澤東,你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當局,建議他去趟陜北,帶來毛澤東的意見。[15]

  潘漢年8月回到陜北匯報了情況。10月中旬,依據毛主席親自擬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到上海與陳立夫會談,得到的竟是與此前完全不同的4條:第一,既愿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干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16] 這已經不是談判,而是要收編,核心是解除共產黨的武裝,我們不可能接受。

  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該怎么辦?毛主席認為,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與我們聯合。[17]

  毛主席的認識如此堅定,在于他不只是看蔣介石一時怎么想,而是從大勢所趨看問題,看本質和規律的決定性。在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和日本同時傷及其他列強利益時,這樣一個政治人物怎么辦,要看必然。

  當時,蔣介石不僅口頭上變化,還派出胡宗南部等十幾個師,要殲滅我軍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和寧夏邊境地區,他還親自趕到西安督戰。1936年10月27日,他在陜西省長安縣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時說: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黨,這是東北軍必須要打的敵人,日本離我們很遠。如果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就是遠近不分,內外不分,是非不分,緩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18]

  他講完之后,引起許多東北軍軍官大罵,反應非常激烈。從他的話看又倒回去了,不再承認之前的共同抗日,而是把堅決抗日的紅軍當成主要敵人,主要矛盾完全顛倒了。當時他與我們往來,只是為了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19]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談判只能暫且畫上休止符。這也留下了一個歷史謎題,蔣介石為什么會變卦?上世紀50年代,與高崗、饒漱石案同時的“潘漢年案”,第一大“罪狀”就與此事有關。主要是說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在黨內從事內奸活動,論罪該殺。1982年復查時,認定這是冤案,徹底糾正并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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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潘漢年曾任職上海市副市長】

  問題在于,如何理解蔣介石為什么變化如此之大?

  有個客觀原因,兩廣事變逼迫蔣不得不分兵南顧,但到9月底事變平息后,背上的刀子暫時被拔掉,位居半獨立諸省之首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蔣介石自認為這是史上鮮有的大功業,內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壓力減弱,他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所以過去的誠意和承諾也就不算數了。

  只要有可能的話,用武力消滅共產黨還是蔣的第一選擇。其實毛主席對蔣也沒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計蔣在西南問題解決后,將出兵到西北,還有分化東北軍,撤換張學良之企圖[20]。從蔣介石一生的歷史來看,這樣翻云覆雨、無底線的政治投機,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就是前面講的,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集團受控于帝國主義主子,有千絲萬縷的利害利益關系,很難直起腰來,不可能如現在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做到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愛國力量在人民當中,統治集團反而要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殘酷鎮壓,蔣介石就是一個這樣的典型樣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站起來的新中國才得到解決。

  蔣介石一定要打怎么辦?懼怕退讓是沒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確,方針是逼蔣抗日,要打就打,要談就談,爭取達到目的。

  注釋:

  [1] 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頁。

  [2]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2頁。

  [3]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6頁。

  [4]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頁。

  [5]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頁。

  [6] 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7] 任石平、郭寶主編:《數風流人物——1936年紅軍東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源自張震回憶《參加東征》。

  [8] 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7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0] 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頁。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11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413頁。

  [15] 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頁。

  [16] 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會談后,寫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這4條是報告中內容。

  [1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頁。

  [18] 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頁。

  [20]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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