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出修正主義的
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
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
話說1966年3月19日，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陳亞丁為她起草了一封給林彪的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根據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請劉志堅等4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座談后，他們整理了座談紀要送給你和軍委其他同志，也送給我一份。我看了覺得座談會紀要整理得不夠完整，不夠確切。因此請春橋、亞丁兩位同志座談修改，然后送主席審閱。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請伯達、志堅、春橋、亞丁4位同志一起討論修改后，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19日，我又請志堅、春橋、鏜忠、曼村、亞丁5位同志一起座談，大家一致同意這一紀要。現將座談紀要送上，請審批。
此致
敬禮！
江青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學術問題，教育界問題，過去我們蒙在鼓里，許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里掌握著。過去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區別于買辦資產階級的，改變了過去蘇區的政策。這個政策是靈的，正確的。應該把他們區別開，如果把他們等同起來是不對的。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解放后，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現在要搞革命。要保幾個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發動年輕人向他們挑戰，要指名道姓。他們先挑起斗爭。我們在報上斗爭。
現在每一個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個文、史、哲、法、經研究部門。研究史的，史有各種史，學術門門都有史。有歷史、通史、哲學、文學、自然科學都有史，沒有一門沒有史。自然科學史我們還沒有動。今后每隔5年、10年的功夫批評一下，講講道理，培養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們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對帝王派將相很感興趣，反對青年研究歷史，反對1958年研究歷史的方法。”
林彪說：
“這是階級斗爭。”
毛澤東說：
“批判時，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現在全國28個省市中，有15個省市開展了這場斗爭，還有13個沒有動。對知識分子包下來，有好處也有壞處。包下來了，拿定息，當教授、校長，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林彪說：
“報紙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澤東說：
“還有那個北京刊物《前線》，是吳晗、翦伯贊的前線。廖沫沙是為《李慧娘》捧過場的，提倡過‘有鬼無害論’。階級斗爭展開的面很廣，包括報紙、刊物、文藝、電影、戲劇。階級斗爭很尖銳，很廣泛，請各大區注意一下，報紙、文藝各方面都要管。”
他指著《紅旗》雜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著說：
“尹達這篇文章發表出來了，寫得好，各報都應當轉載。尹達是歷史所長，他是趙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寫出來的，壓了一年半才發表。對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壞的都不要壓。對吳晗、翦伯贊，不要剝奪他的吃飯權，有什么關系。不要怕觸犯了羅爾綱、翦伯贊等人。”
關于尹達的文章，《戚本禹回憶錄》中是這樣說的：“尹達是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歷史研究所的所長，1964年寫了―篇《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沒有讓他發表。1965年12月，尹達把這篇文章送到了《紅旗》雜志歷史組，歷史組經請示領導后，組織范若愚、關鋒、戚本禹和杜敬4人與尹達一起討論修改，后在1966年《紅旗》雜志第3期上發表了。我還保存著他在文章發表前寫給我的3封信。主席看了這篇文章，感到滿意。”
再說毛澤東在會議上接著說：
“中專、技校、半工半讀，統統到鄉下去。
文學系要寫詩、寫小說，不要寫文學史。你不從寫作搞起怎么能行？寫等于學作文，學作文就是以聽、寫為主。至于寫史，到工作時再說。不要只讀死東西，不搞應用。我們解放軍的軍長、師長，對宋朝、明朝、堯舜不知道，同樣打勝仗。讀《孫子兵法》，沒有一個人照他那樣打仗的。”
林彪說：
“大大小小的仗，沒有一個是相同的。還是簡單一些，按實際情況辦事。”
毛澤東說：
“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半工半讀，搞四清。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戚本禹批判羅爾綱，戚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是教授。好的壞的都不要壓。赫魯曉夫我們為他出全集呢！”
林彪說：
“我們搞物質建設，他們搞資產階級的精神建設。”
毛澤東說：
“把新生力量，如學生、助教、講師、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來。剩下一部分死不轉變的老教授孤立起來。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緊。還是尹達講得對。尹達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學問多的。”
朱德插話說：
“打倒那些權威。”
陳伯達說：
“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培養新生力量，樹立無產階級權威，培養接班人。”
毛澤東說：
“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融化誰，現在還沒有解決。”
陳伯達插話說：
“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個馬林科夫，不行，沒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毛澤東說：
“就是不要這些人接班，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工業體制問題，有些問題，你們想不通。你們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談了，打起仗來，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將；三有點糧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沒有衣服；五有點槍炮也不多。各大區、各個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為戰，各省自己搞。海軍、空軍、地方搞不了，中央統一搞。打起仗來還是靠地方，你們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擊隊，還是靠斗爭武器。
華東工業有兩種管法。江蘇的辦法好，是省不管工業，南京、蘇州就搞起來了，蘇州十萬工人，八億產值。濟南是另一種，大的歸省，小的歸市，扯不清。”
劉少奇插話說：
“如何試行普遍勞動制？普遍參加勞動，參加義務勞動，現在脫產人員太多，職工80萬、家屬也是80萬。”
毛澤東說：
“現在要做普遍宣傳，打破老一套，逐步實行。我們這個國家是20個‘國家’組成的，有‘大國’也有‘小國’，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國’，人不多。”
周恩來插話說：
“要搞機械化。”
毛澤東說：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們回去鳴放。4、5、6、7四個月，省、地、市等都要鳴放。大鳴大放要聯系到‘備戰、備荒、為人民’，不然他們不敢放。”
周恩來說：
“怕說他們是分散主義。”
毛澤東說：
“地方要抓積累，現在是一切歸國庫。上海就有積累，一有資金，二有原料，三有設備。不能什么東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澤而漁。蘇聯就是吃竭澤而漁的虧。”
彭真插話說：
“上海用機器支援農村，由非法變合法。”
毛澤東說：
“是非法要承認合法，歷史上都是由非法變合法的。孫中山一開始是非法的，以后變合法；共產黨也是由非法變合法的。袁世凱是合法變非法的。合法是反動的，非法是革命的。現在反動派就是不讓人家有積極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英國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虛君共和’。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針。就是大政方針也是從地方鳴放出來，中央開個加工廠，把它制造出來。省、市、地、縣、放出來，中央才能造出來。這樣就好，中央只管虛，不管實，或是少管實。中央收上來的廠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上去，連人帶馬都出去。”
彭真說：
“辦托拉斯，把黨的工作也收歸托拉斯，這實際上就是工業黨。”
毛澤東說：
“四清都歸你們，中央只管《二十三條》。什么××政治部，你們有什么經驗？軍隊還是靠地方軍，以后才變成正規軍的。我沒有什么經驗，過去3個月總結，半年總結，還不都是根據下面報告？搞兵工廠都是靠地方搞出來的。中央只生產精神。比如解放戰爭時期，中央什么也沒有，沒有一個人、一粒糧、一顆子彈，只有來源于你們的實踐經驗，根據你們打勝仗打敗仗的經驗，出點精神。現在是南糧北調，北煤南調，這樣不行。”
周恩來說：
“國防工業也要歸地方。總的是下放，不是上調。中央只管尖端。”
毛澤東說：
“飛機廠也沒有搬家，打起仗來，要槍，也送不出去。一個省要有個小鋼鐵廠。一個省有幾千萬人，有10萬噸鋼還不行，一個省要搞那么幾十個。”
余秋里插話說：
“要三老帶三新：老廠帶新廠，老基地帶新基地，老產品帶新產品。”
林彪說：
“老帶新，這是中國的道路。”
毛澤東說：
“這好像抗戰時期帶游擊隊一樣。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個人主義。”
彭真說：
“小鋼廠有4000個，給中央統光了。”
毛澤東說：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統統歸他們。”
彭真說：
“明年搞個辦法。”
毛澤東說：
“等明年干什么？你們回去就開個會，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當副廠長。”
周恩來說：
“現在搞農業機械化，還是借東風的。八機部搞托拉斯，收上來了不少廠子。”
毛澤東說：
“那就叫八機部的×××去當廠長嘛！有的對農民實在挖得苦，江西一擔糧收稅三回，我看應該打扁擔。一文一武開個會，對苛捐雜稅準許打。中央計劃要和地方結合起來。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統死。”
劉少奇說：
“把計劃撥出一點歸地方。”
毛澤東說：
“你用戰爭嚇唬他。原子彈一響，個人主義就不搞了。打起仗來，《人民日報》還發得出么？要注意分權，不要竭澤而漁。現在是上面無人管，下面無權管。”
陶鑄說：
“中央也無權呀！”
毛澤東說：
“現在我們允許鬧獨立性。你對官僚主義就鬧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樣鬧獨立性，對錯誤的東西鬧獨立性，你宣傳部長不要壓嘛！學生要造反，要允許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眾運動，讓學生鳴放。我贊成挖他們的墻角，包括挖部長的墻角。有一個化學教授的講稿，給學生讀了幾個月還不懂，大學生問他，他也不知道。學生就是要挖他的墻角。吳晗、翦伯贊就是靠史吃飯的。學生讀過的明史，吳晗沒有讀過呢！俞平伯一點學問也沒有。”
林彪說：
“還是要學毛主席著作。”
毛澤東說：
“不要學翦伯贊的那些東西，也不要學我那些。要學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釋，只記錄；不要受束縛。列寧就不受馬克思的束縛。”
林彪說：
“列寧也是超。我們現在要提倡學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澤東思想的種子。”
毛澤東說：
“那這樣說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縛，要有新解釋、新觀點，要有新的創造。
就是要教授給學生打倒。”
林彪說：
“這些人只想專政。”
毛澤東說：
“吉林的一個文教書記，有篇文章對形象思維批判，寫得好。《光明日報》批判《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講清楚了，《官場現形記》是改良主義。總之，所謂“譴責小說”是反動的，反孫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專政。他們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沒落的。
把農業機械化的文件發到各省去議，在這里就不講了。”
在3月20日這一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結束前，還在一個小型會議上批評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么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
我看你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臺。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
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
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可能以后還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于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進步。”
吳冷西從會議廳出來，對周恩來說：
“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
周恩來說：
“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吳冷西回到西泠飯店，又和彭真講了此事，彭真也說：
“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吳冷西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了。
毛澤東在杭州開完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后，沒有回北京，而是去了武漢。
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來的信及《座談會紀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經毛澤東親自改定，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當然雙手贊成，一字不改，就批給了軍委常委們。林彪讓劉志堅、陳亞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反復研究，又經過主席親自3次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7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占領，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3月24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報。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黨校禮堂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悼念年僅54歲因病去世的中央黨校副校長、全國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艾思奇。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敬獻的花圈擺放在顯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張春橋、趙毅敏、魏文伯進行了多次談話。
其間，康生向毛澤東匯報了劉少奇的情況：前些日子，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人宮本顯治來到中國訪問。日本共產黨擔心美國擴大在亞洲的戰爭，所以游說中國、越南和朝鮮，要討論與蘇聯的“聯合行動”。劉少奇等人對此十分熱心。他們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會談后，在北京簽署了一個公報，用以實現“聯合行動”的部分目標。在聯合公報上，宮本顯治堅持不點名批評蘇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毛澤東聽后很生氣，他說：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聯合公報就不發了，我也不接見宮本顯治了。”
康生又說：
“彭真在3月11日通過許立群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楊永直打電話，質問《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
毛澤東聽后生氣地說：
“吳晗發表這么多文章，從不要打招呼，從不要經過批準。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定不算數嗎？扣壓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地方要多出幾個孫悟空，大鬧天宮。”
毛澤東又說：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并要求彭真對叫許立群打電話給楊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他還說：
“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說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說《二月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他還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3人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和《北京晚報》上的兩個雜文專欄。而《三家村札記》是由《前線》雜志主編鄧拓、編委廖沫沙和吳晗共同創辦的專欄。三人商定：從吳晗名字中取一個“吳”字，從鄧拓的本名中取一個“南”字，從廖沫沙的筆名“繁星”中取一個“星”字，叫作“吳南星”作為三人共同的筆名。3人輪流每半個月向《前線》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說：
“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要把十八層地獄統統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去年9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不久，鄧小平帶著宮本顯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個軍事基地附近的安靜的療養所里，見到了毛澤東。宮本顯治鞠躬剛完畢，就看到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指責鄧小平等人說：
“你們在北京制定的公報草案，內容空空，毫無價值。”
毛澤東希望公報能號召組成一個統一戰線，共同反抗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這一天，林彪發給軍委常委的《座談會紀要》已經為中央軍委常委們圈閱通過，劉志堅、陳亞丁奉命為中央軍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
中央、主席：
軍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這是一個在文藝工作方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很系統很完善的文件，部隊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現送上這一紀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兩封信，請審批。
軍委 1966年3月30日
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這份報告照理應送給總書記鄧小平，可鄧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送到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手里。彭真讀罷《座談會紀要》和信件，大吃一驚，但他還得公事公辦，要辦公室通知劉志堅，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座談會紀要》，內容無非是例行公事的幾句話。劉志堅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起草了批語。
3月31日，康生從杭州趕回北京，將毛澤東的談話內容，立即向周恩來、彭真等人做了傳達。他又向在釣魚臺的寫作班子作了傳達，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資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傳達，還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報告的藍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談會紀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語，以電傳形式，直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因劉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攜夫人王光美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3國，電傳就沒有給他發送。
毛澤東當天在杭州寫下批示：“已閱”。
4月1日這一天，張春橋寫出了《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總結了《匯報提綱》的3條罪狀，朝彭真開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同時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組寫出了《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還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4個人的發言材料及羅瑞卿于3月12日的檢查。
4月5日，署名為關鋒、林杰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在《紅旗》雜志上發表。
4月9日，鄧小平乘飛機趕回北京。
此前，康生在北京給在陜西的鄧小平打電話說：
“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書記處開會，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鄧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康生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3月底的幾次談話內容，批評了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
書記處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彭真進行了批評。會議決定：
1、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報請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
鄧小平根據上述決定，叫列席會議的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起草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他寫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話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澤東處，毛澤東看了，很不高興，他說：
“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么撤銷。應當重新起草。”
他還指定要陳伯達負責重新起草《通知》。
4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轉發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隊發至團黨委，地方發至縣委和文化機關黨委。傳達范圍，由各級黨委酌情決定，文藝工作者可以適當放寬。”
下發文件的唯一變化是：劉志堅原來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擬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換成了劉志堅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個批示，這個新批示對《座談會紀要》做出了高度的評價，批示中寫道：
“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毛主席3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斗爭的許多根本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于軍隊，也適合于地方，適合于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系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座談會紀要》的核心內容是這么寫的：
“17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
“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2年十中全會做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之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4月11日，鄧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陳伯達和王力一起起草的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議說：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
彭真說：
“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
于是，陳伯達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在書記處會議結束后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彭真和到會的其他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
4月14日，鄧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澤東看了《通知》稿，仍不滿意，還是以為太簡單。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議擴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為組長，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10人為成員，一共11人，在上海繼續修改《通知》。
接著，毛澤東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學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的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師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學相長。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許多無用的書，只應束之高閣。就像過去廢止讀五經四書，讀二十四史，讀諸子百家，讀無窮的文集和選集一樣，革命反而勝利了。譬如共產黨人和我們的軍事干部，一字不識和稍識幾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幾，而多識一些字的，例如讀過三幾年中學，進過黃埔軍校、云南講武堂、蘇聯軍事院校的，只有極少數，大學畢業生幾乎一個也沒有。所以有人說，共產黨“無學有術”，而他則是“有學無術”。這話從形式上看來是有些對的。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完全錯誤。共產黨人曾經進過二十幾年的軍事大學和革命大學（即二十幾年的戰爭與革命），而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一些從事過一二次四清運動，從工人農民那里取了經回來的人，他們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勁，這就好了。唐人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有同志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經、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狀況，就宣告它自己的滅亡，只有幾十萬分之一的人還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這是一大解放，不勝謝天謝地之至。因此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
4月16日晨，廖沫沙從半導體收音機里聽到了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廣播聲。他后來回憶說：
“江青和一些人講話時，動不動就說從戰略上看，文化戰線將會給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如何如何，用的詞全是軍事方面的術語。她在毛主席身邊多年，這一點沒有白學。說老實話，我對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就是一個愛學習的女子。她到我家來住的時候，隨身帶的有一個皮箱，里面全是書籍，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經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許多時間來看書。這一點，應當肯定，她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她從參加文藝活動的時候，就是主張文藝為現實的斗爭服務，她從來不演和現實斗爭沒有關聯的戲劇和節目。當然我后來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思想非常激進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顯，是一個絲毫都安靜不下來的女人。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她當然對文化界和藝術界不滿意了。從那個時候就不斷地向文藝界發難和開刀，目標不完全是對準一些作家和演員的，而是對準了彭德懷和一切為翻案的中央領導的。現在我們明白了，就是對準劉少奇和彭真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組集會于上海錦江飯店，因陳伯達、康生去杭州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由此，中共中央歷史上一個非同凡響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開始了。
4月16日這一天，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和各中央局負責人來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綱》。劉少奇因出訪未歸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寫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張春橋派人帶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張春橋，再行修改。
欲知毛澤東后來還有什么驚人預言，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66年4月14日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文字雖然不多，卻是一篇有關教育革命方面的很重要的文獻。他說：“一切學校和學科（小學、中學、大學、軍事學校、醫學院校、文藝院校以及其他學校例如黨校、新聞學校、外語學校、外交學校等等，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二者的常識）都應當這樣辦。分步驟地有準備地一律下樓出院，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工學農，讀書。工讀比例最好一半對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讀書的部分要大減。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你看，這不是與后面將要講到的“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對學生、學校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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