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后，李先念曾經有一個很著名的“憤怒責問”被煽情放大且廣為流傳——
……“奉命”，“奉命”，究竟奉誰的命令！？[1]
——李先念這里所問的是“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黃河究竟是奉誰的命”。
必須承認，李先念這句話，的確問得有道理有底氣，他也有資格這樣問！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在整個西路軍幸存到建國后的軍以上首長中，只有紅三十軍代軍長程世才、政治委員李先念有理由有底氣也有資格這樣發問！這是因為：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后組成“西路軍”的三個軍中，只有紅三十軍的渡河可以認為是符合中革軍委的意圖的，也是在渡河成功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同意的。
而紅三十軍并不是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全部，更不等于“西路軍”！
10月25日，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以“一五八號電令”，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三軍過河”之建議[2]。這個時候，他們肯定已得知了中革軍委首長日前兩電所表達的“先南后北”之決心和意圖，而作為“三軍西渡”始動議者的徐向前、陳昌浩是否也得悉了中央的這個決心和意圖，從徐、陳個人留下的文字中尚未看到。
然而，“朱張”也好，“徐陳”也好，仍然還是按自已的決心和意圖去行了事。
當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張首長并四方面軍各軍首長，通報“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3]，下午16時，朱德、張國燾在向中共中央報告“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時，就已經將他們日前與彭德懷取得共識且“完全同意”的部署，變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具體化之方案”：“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的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和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如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4]
“朱張”在此電中還宣布：“控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同時還提出“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5]
這也就是說，紅四方面軍要過河的三個軍，張國燾也無意用于“向中衛攻擊”。
——這可是“朱張”10月16日部署電中，已經明確了的任務啊！
與此同時，彭德懷也將紅軍總部的這個部署電告了中共中央[6]。
然而中共中央在收到這兩個電報之前，顯然對“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的既成事實以及“朱張”當日部署還蒙在鼓里，所以毛澤東、周恩來在當天致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仍然在強調：“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兩敵之間，北面作戰帶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仍然在部署“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仍然在期望：“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在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7]。
直到次日凌晨時分，得知了徐陳決心和“朱張”部署的毛澤東、周恩來才不得不無可奈何地“追認”了這個“既成事實”！但同時，他們也再次強調了“先南后北”的方針，以及紅四方面軍已渡河部隊向中衛前進“準備襲取定遠營”的戰役意圖：
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
乙、等二三日后如真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瞬[封]南村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8]
這里可能需要說明的是：中央之所以一直強調紅九軍暫不渡河，是因為除了紅三十軍外，紅九軍是紅四方面軍的兵員最多戰力最強的另一支主力部隊，這樣的主力部隊理所當然地應用于“打擊南敵”這一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上。
10月26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告以“即遵二十五號收到總部一五八字批準二十四號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9]”——連方面軍總指揮部也要過河。而這個決定顯然是在已獲悉了毛澤東、周恩來日前電報內容后作出的，而且并未對為何置中央意圖于不顧作出任何解釋。
這種有悖于中央意圖的建議張國燾當然是照準不誤，同時也在當日17時致徐、陳首長電中再次對“去中衛”提出疑義：“首先查由一條山經中衛去奪寧夏地區，或由中衛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須考慮”，“你們應以一部在靖遠下游陡城堡、東海[灣]一帶，收集渡河（船只），控制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將來亦可同夜趕到陡城堡，四方面軍（后衛）將來從該處渡河”[10]。
遠在保安的毛澤東瞅明白了：張國燾無意于寧夏，他仍然孜孜于“西進”。試想：如果“四個軍去打中衛”不成，那么還調這么多部隊過河去干什么哩——而且連“四方面軍（后衛）”都要過河？過河后又用于哪個方向哩？當然就只能是一個邏輯指向——西進！
當晚21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醒道：“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11]”
27日5時，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張國燾作出了如下部署：
徐、陳并報毛、周：
甲、毛、周電令目前作戰重點，系注重擊破南敵，停止追擊。我各部應即遵照這一指示執行。
乙、為擊破南敵，德懷已令第一師在郭城驛東北待命，必要時第一、第二、七十三，三個師都可參加戰斗。
丙、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
丁、四方面軍部署：
⑴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驛、五佛寺地區，以一個軍向中衛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略要地定遠營。
⑵四、三十一兩軍即以一部逐漸遲滯敵人，準備于郭城驛附近與敵決戰，消滅敵之突進部隊，而停止其前進。
……
朱、張
十月二十七日五時[12]
同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
甲、大帥（指張國燾）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并破壞打擊蔣敵停止追擊的計劃，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
乙、西北局有劇烈斗爭，朱德、傅忠（鐘）、陳昌浩三同志擁護中央，張全無進步，代表了一條明顯的取消主義道路。
丙、本日決去徐陳面談。
丁、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彭[13]
彭德懷當然不可能“與徐陳面談”了——當天，徐、陳已從大蘆子趕往河堡口。
那天向中央告狀的還有時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的聶榮臻——
張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此點不僅是證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著繼續向甘涼肅以至新疆逃跑之實質及一貫路線。[14]
同一天，在從大蘆子趕往渡口前，徐向前、陳昌浩又進而要求“四方面軍全軍西渡”：
朱、張、彭、毛、周：
甲、敵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計其企圖一面增兵蘭州，施行攔頭政策，一面從西南方向我壓迫，飛機朝夕擾亂。現船只十六只，船釘用完，不易隱蔽，西岸掩護部隊至少須三個團，如渡河時間延長，渡河點恐有被敵切斷，船只有彼敵破壞之可能。
乙、為著迅速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寧夏，并放船到大廟及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
丙、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
丁、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都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我們已至大蘆子，三十軍除一個團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師一部及軍直明晨前可渡河。
徐、陳[15]
這個電報的口氣如何，語氣如何，筆者不予置評。不過在中央已經三令五申而且紅軍總部朱、張首長已經有了“遵從中央指示”的部署后，還在“三軍過河”的建議上更進了一步，不光是要“四方面軍全軍過河”，而且還是不管什么情況我們橫豎都要“全部渡河”這般咄咄逼人的強硬態度，還要中央“重決速示”，請問，這還像不像是下級在向上級提出建議和請示工作？
顯然，這封電報至少已經部分給出了“三軍競渡為哪般？”的歷史答案。
自然，也回應了李先念那個被某些人煽情放大且廣為流傳的“憤怒責問”。
最后來對“渡河是奉中革軍委命令”的說辭再作一辨析——
一、1935年6月間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中革軍委主席為朱德，副主席為周恩來、王稼祥。會師后的兩河口會議后，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委。[16]
二、紅一、四方面軍9月草地分裂后，張國燾在10月5日卓木雕會議上另立中央，通緝毛周張博[17]。同時另組中革軍委，自任主席，朱德改任副主席；而中共中央率紅一、三軍到達陜北后的11月3日后成立新的軍委。為避免對外產生“兩個中央兩個軍委”之負面效應，這個軍委對外稱“西北軍委”。[18]
三、1936年6月3日，張國燾宣布其另組的“中革軍委”恢復到年前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舊制[19]；6月6日，又宣布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20]
四、1936年9月21日，黨中央根據紅二方面軍任賀關等領導人19日來電建議，擬組成新的軍委主席團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21]
五、1936年9月26日20時，制造“甘南風波”西渡堅持的同時，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賀、任、關、肖、劉同志及黨中央”——開始稱“陜北同志”為“黨中央”[22]；兩天后，在黨中央的督促和紅二方面軍的反對之下，張國燾被迫接受黨中央的指示，以中革軍委正副主席“朱德、張國燾”的名義簽署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這是“朱張最后一次以“中革軍委”名義下達的部署[23]。同日，朱張等致電毛周等，再次將“陜北同志”稱作“黨中央”[24]；10月1日，“黨中央”的稱謂第一次出現在朱張等致中央電的抬頭。[25]
六、1936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等電中稱，紅二面軍賀任關等已電中央接受中央及軍委之指揮，朱張等來電巳稱“黨中央”并自稱“西北軍委”，巳在事實上承認了“我們的軍委”[26]；11日，黨中央致電朱張等，指定朱張以紅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根據中央及軍委之決定指揮寧夏戰役。[27]
七、1936年10月14日，朱張等在復中央電中，開始使用“中央及軍委”之抬頭——也就是說，朱張巳經承認了“中央及軍委”不在自巳這里而在保安了！[28]
所以，此后以“朱張”名義下達的命令，只能視作“紅軍總部”的命令，而不是什么“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除朱徐陳之外的干部，根據以往的既定印象（朱張的中革軍委正副主席的身份），將“朱張命令”誤讀為“中革軍委命令”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他們不一定能看到中共中央的授權委托令。
但，作為治史者，那也是不能不拎清爽道明白，來不得半點含糊的！
注釋
[1]《李先念關于西路軍在黨史著作中表述問題的一封信（1991年7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下）》第345～第346頁，甘肅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2]《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建議九、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1936年11月24日）》，《關于西路軍的十一份電報》注[14]，《徐向前軍事文選》第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但該電原文及內容迄今未見披露，不知為何。
[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各軍行動致朱德、張國燾及各軍電（1936年10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關于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2～第8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關于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致中央軍委及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2～第82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 《彭德懷關于三十軍渡河后三個方面軍的作戰部署致毛澤東電（1936年10月25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澤東、周恩來關于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2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4～第80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8]《毛澤東、周恩來關于三十軍、九軍渡河后的行動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年10月26日1時半）》，《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9]《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引敵于蘭州遲滯會、定敵人之兵力部署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電（1936年10月2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朱德、張國燾同意四方面軍作戰部署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0月26日17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3～第8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毛澤東關于打胡宗南與取定遠營的部署致彭德懷電（1936年10月26日21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朱德、張國燾關于執行擊破南敵停止其追擊計劃致徐向前、陳昌浩并報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10月27日5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3]齊得平《關于一封電報的考證》，《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第91頁。
[14]蔣鳳波、徐占權：《土地革命戰爭紀事（1927～1937）》第59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
[15]《徐向前、陳昌浩對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部隊渡河之意見致中央軍委電（1936年10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田逢祿 殷子賢：《〈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作者考證》，《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2期第54～第55頁。
[17]《張國燾另立“中央”的組織決議（1935年10月5日于卓木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2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毛澤東等組成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通令（1935年11月3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4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朱德等關于軍委、總部等組織仍恢復紅一、四方面軍會合時舊制致各軍首長電（1936年6月3日7時～9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0]《張國燾宣布取消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1～第87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組織軍委主席團致朱德、張國燾及紅二、四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9月2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朱德、張國燾等關于紅四方面軍西進致紅二方面軍及中共中央電（1936年9月26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28～第7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3]《通莊靜會戰役計劃（絕對秘密）（1936年9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60～第1163頁，解放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4]《朱德、張國燾等關于紅四方面軍已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轉向北進致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28日16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3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5]《朱德、張國燾等關于九十三師行動致中央電（1936年10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6]《毛澤東關于與朱德、張國燾會面商量軍事問題致彭德懷電（摘要）（1936年10月10日）》，《毛澤東著作資料匯編》第18冊第205～第206頁，軍事科學院編：《西路軍資料匯編》第122頁，轉引自夏宇立：《論西路軍》第234～第235頁，香港前方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27]《中共中央及軍委關于十月作戰綱領致朱德、張國燾并各方面軍領導人電（1936年10月1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83～第11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8]《朱德、張國燾關于完全同意十月份作戰綱領和軍事、政治、外交指示致黨中央及軍委電（1936年10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8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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