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中央紅軍除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在湘江東岸外，全部渡過湘江。這時的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八萬余人減少到三萬余人。王明路線給紅軍帶來的災難性危害顯而易見。蔣匪頭子蔣介石覺察到中央紅軍主力有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于是，蔣介石命令殺害過大量革命先烈的畜生不如、罪該萬死的何鍵狗賊集結近二十萬匪軍，設了四道防線，企圖阻止中央紅軍主力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蔣匪軍布好一個口袋陣，就等紅軍往里面鉆。
這時，毛主席果斷挺身而出，決定救紅軍于危急存亡之中。長征途中，毛主席特意和王稼祥同志、張聞天同志在一起行軍、宿營。王稼祥同志在寧都會議前就極力支持毛主席正確軍事路線，甚至還因為支持主席的正確路線而在寧都會議遭到了錯誤批判。在此之前，寧都會議的簡報中提到，“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批評到前方同志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特別指示[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批評到總政治部對有政治問題的人采取了組織上自由主義與組織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末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這個簡報不僅污蔑和否定了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而且污蔑和否定了當時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對主席正確軍事路線的支持。由于王稼祥同志很早就支持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這一路實際上主要是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起做張聞天同志的工作。
毛主席耐心做著思想工作，仔細說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王稼祥同志也幫助毛主席做著張聞天同志的工作。之后，張聞天同志也接受了毛主席的主張。經過寧都會議的磨礪，毛主席做思想工作的耐心程度比以往大大提高。“毛澤東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經歷了長時間被孤立的痛苦磨練，他深切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長征路上，他在中央領導層中一個一個地做工作，讓正確的意見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時的毛主席，不僅是用兵如神的軍事家、目光如炬的戰略家，也是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了。
紅軍翻越廣西北部越城嶺的老山界，進入苗族聚居區。從過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領導內部就發生爭論，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張聞天同志開始批評“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強調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上的失敗就是因為“三人團”堅持的錯誤軍事路線。根據蔣介石已設置重兵、紅軍已失去到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先機，毛主席敏銳的向中央提出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4年，四十一歲）但是博古、李德堅決不同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李德堅持紅軍主力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毛主席對李德發了無產階級的雷霆之怒，果斷拒絕了李德的錯誤建議。當時，“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這一情況出發，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和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4年，四十一歲）可見，這時，由于毛主席成功團結、說服了大多數，他的正確軍事意見也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會議通過了毛主席的意見。
李德回憶這段歷史，頗為氣憤地說：“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李德：《中國紀事》）在李德看來，毛主席是“粗暴”，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恰恰是毛主席的果斷。對李德這樣的頑固派，講什么仁義道德？毛主席在《十年總結》講，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通道會議之中，毛主席實事求是的團結了大多數同志，使王稼祥同志、張聞天同志以及“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總理等都支持了他的意見，掌握了主動權，于是勢如破竹，直接以無產階級的雷霆之怒，果斷、徹底的給了李德重重一擊！
通道轉兵是黨和紅軍絕地重生的開端，是遵義會議的前奏之一。這次會議標志著毛主席在寧都會議以后第一次有了參與軍事決策的話語權。通過通道轉兵，我們可以看到毛主席團結大多數同志從而成功否定李德錯誤意見的政治智慧，可以看到毛主席率先提出正確意見并迅速對各位同志做思想工作的果斷堅決，更可以看出毛主席根據戰場實際情況決定轉移兵力到敵人薄弱環節的實事求是、目光敏銳。
通過通道轉兵，我們也可以看到王稼祥同志、張聞天同志和周總理對毛主席正確軍事意見的支持。正如毛主席所說，做什么都要團結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絕地重生，最應該感謝毛主席和堅決支持毛主席正確意見的領導同志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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