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回到延安后的第一份報告中曾總結了“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的最初后果：經歷了一場“甘南風波”，“最后雖然達到四方面軍東進之目的，可是停頓延宕，東馳西調，以至縱逝了許多寶貴的時機，使敵人從容集中，而我軍則慌忙應付，種下了以后戰局上極嚴重的惡果”，而倘若“會合時間早在二十天之前，局面當大有不同”。[1]
這是事后之言，也是成理之言。
這“極嚴重的惡果”之一，就是中共中央不得不考慮“提前攻寧”。
而“提前攻寧”，又緣起于紅二方面軍被迫提前北上。
其實就在張國燾擰著脖子不管不顧一意孤行非要“西進”的1936年9月26日，彭德懷就曾兩電毛澤東，提出了將紅二方面軍從外線轉移至內線的建議：“四方面軍既西進，二方面軍應乘胡敵未到平涼前，立刻北進渡渭河，經清水縣集中莊浪附近待機，適時通過隆德、靜寧間或會靜公路[2]”，“二方面軍目前應堅決乘胡敵尚未集中，速過渭河，漸次向莊浪靠攏，適當時機與一方面軍會合，決不應久停渭水以南，并須估計二方面軍疲勞，須休息整理[3]”。
不難看出，彭德懷當時的判斷和意圖是：紅四方面軍既然已經西進，處在外線的紅二方面軍失去了兩翼呼應三足鼎立之勢，被胡宗南西進部隊隔斷后將呈孤懸敵后之狀。既如此，不如迅速北上以填補紅四方面軍西進后留下的“空位”，與紅一方面軍共同承擔控制西蘭大道以及“奪取寧夏”的任務。
從軍事角度而言，彭德懷的考慮是有先見之明的：無論在中共中央擬于年底發起的“寧夏戰役”中，還是已被張國燾破壞的“靜會戰役”中，紅二方面軍都被賦予了“外線制敵”的任務，紅六軍團還擬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西北局的相關部署，深入到寶雞附近牽制將經此西進的國民黨軍中央軍胡宗南等部[4]。而張國燾“撒手西去”一旦成為事實，相互在望的三大主力有可能被相互隔斷，而尤以與紅四方面軍主力失去呼應策應之勢的紅二方面軍的處境最為危險——正在川甘陜邊境成縣、康縣、兩當、徵縣地區活動的他們，有可能將處于川軍各部、第三軍王均部以及正從寶雞西來的中央軍主力的合擊之中。
賀、任、關、劉等此間迭電“四方面軍停止現地”，以上擔憂也是緣由之一。
而當時毛澤東的考慮則有所不同：“目前問題是二方面軍如何北上，這當在明了胡宗南動向及二方面軍休息、整理后（他們至少須休息兩星期）決定之”，寧夏戰役則“……仍須依靠自己，即爭取寧夏亦應放在靠自己上，二方面軍只作為可能協助者。[5]”
一聽說張國燾還是回了頭，紅二方面軍的賀、任、關、劉先松了一口氣，隨即報告中央：“如無特殊情況和任務，全方面軍最好在現地區能停止二十天左右，以便解決冬衣問題，恢復疲勞和得一些補充。[6]”中央當然也對此表示了理解：“在四方面軍北上條件下，只要你們當前情況許可，應該盡量爭取在現地區休息、整理、擴大。[7]”
然而張國燾“甘南風波”這一來一去的折騰，這一切都變得不可能了！盡管他當時言之鑿鑿地保證過斷言過：“根據目前情況，估計四方面軍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問題。萬一渡河未成，回頭通過西蘭公路與一方面軍會合，還是有把握，也免誤時機，……[現在]再折回必至西渡和靜、會地區作戰計劃均失時機。[8]”
這段話除了有語無倫次自相矛盾之嫌外——“西渡”不成再折回都“還是有把握，也免誤時機”，怎么立即折回反而還成了“均失時機”了哩，還是一個根本不負責任不顧大局也不計后果的信口開河：四方面軍“通過西蘭公路與一方面軍會合”當然不會受太大影響，但由此造成“二方面軍北上，則外翼無力[9]”的被動后果哩？……
事實上，就在張國燾西去又東來折騰的這十來天里，正從寶雞西進的中央軍胡宗南部先頭部隊已經與第三軍王均部靠攏，雖然這對于正在北進中的紅四方面軍主力，以及正南下至隆、靜、會、定大道附近的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主力都沒有什么即時性威脅，但紅六軍團原擬向寶雞的行動卻因此而已失先機之利，被隔斷在渭河以南的方面軍主力制敵不成反被敵制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加。且因“……胡宗南部乘機由西安進至清水、秦安、莊浪地區，同毛炳文和王均部靠攏了。王均第三十五旅及補充團還乘機向成縣發動了進攻。川軍孫震部也由武都進至康縣一帶，企圖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夾擊紅二方面軍，致使紅二方面軍陷于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10]”
10月1日，已經感覺到了孤懸敵后遭致合擊危險的賀、任、關、劉首長致電中革軍委：
現在敵人已進到利害變換線下，我活動內幅狹小，地區貧苦，人口甚少，不利我擴紅、籌資糧與休整。我們建議在現地一星期后，我方面軍即出動，經天水、寶雞間北渡渭水至洋屯、清水、張家川、連[蓮]花鎮地域。這樣，一方面可策應一、四方面軍之會合，同時我背靠一、四方面軍爭取休補，以便爾后估計西渡后好在敵之外翼活動。[11]
次日，中革軍委即復電同意，同時也提出了“提前攻寧”的問題：
……在十月、十一月內，似有集中三個方面軍全力選擇有利機會，給南敵以打擊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軍之渡河技術能保證迅速在靖遠、中衛地段渡河，則自以早渡為妙。對南敵一般可暫取箝制手段。
毛、周、彭
十月二日十四時[12]
這也就是說，不僅三大主力會師日程將大大提前，而會師后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日程也要考慮大大提前——會師之后，三大主力紅軍皆處于內線而“外翼無力”，要在已無外線箝制之制約的優勢敵軍的進逼下爭取“奪取寧夏”所需要的空間與時間，那必須就要考慮從兩個方面做出努力予以保證：一是要給予進逼之敵以一定打擊，遏制其進逼勢頭；二是要在渡河技術上的保障上予以加強，以“早渡為妙”。
于是，“打擊南敵”與“提前攻寧”的主次關系、重點把握以及如何取舍，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如果全局指導者與各個局部的執行者們不能在“主次”、“重點”，以及如何把握及相互轉換等等要害和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達成一致并使之足夠的清晣的話，那么各個局部的執行者們往往會根據各自局部的利害關系，作出符合自己心態的解讀與選擇，從而使全局指導者們希望以“面面俱到”來達成“最優”之愿望，反而容易結出了“面面俱不到”的“最差”結果。
令人扼腕的是，這些要害的關鍵問題上的“共識”和“一致”，始終未能建立起來。
同一天里，中共中央書記處還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提出所需武器清單，要求蘇聯方面能夠提供包括相當數量的飛機、大炮等各種輕重型武器和軍事裝備。并再度說明，依靠紅軍現有技術條件通過寧夏和由定遠營穿越沙漠接取物資相當困難，希望蘇蒙軍隊能夠幫助運送和保護援助物資到定遠營附近地區，以確保紅軍接運能夠成功[13]。
后來的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提出的需求與共產國際能夠給予和做到的，相距甚遠。
注釋
[1]《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1937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976～第97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彭德懷關于二方面軍渡渭河一軍團主力接迎四方面軍西進致毛澤東電（1936年9月26日8時半）》，《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2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彭德懷不同意張國燾西進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9月26日1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彭德懷不同意張國燾西進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9月26日1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懷關于配合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作戰致毛澤東、周恩來電（1936年9月19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關于紅四方面軍向定西、靜寧線開動會合紅一方面軍夾擊胡宗南部致張浩、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19日18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0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毛澤東對張國燾決定西進及紅二方面軍如何北上等問題致彭德懷電（1936年9月26日1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7～第114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賀龍、任弼時等關于紅二方面軍目前狀況致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電（1936年9月28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37～第7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紅二方面軍請求休整及所需干部等問題復賀龍等電（1936年9月2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6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張國燾等關于紅四方面軍西進致紅二方面軍及中共中央電（1936年9月26日20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28～第7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9]《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行動討論結果致朱德等電（1936年9月27日1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54～第11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第5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賀龍、任弼時等建議紅二方面軍北渡渭水致中央軍委及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0月1日14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45～第7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同意紅二方面軍北渡渭水致朱德等電（1936年10月2日14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3]《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提出所需武器清單及相關要求（概要）（1936年10月2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18～第31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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