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六軍團要奔黔西、大定、畢節地區，最大的問題就是能不能突破烏江。
1月20日，紅二、六軍團從石阡出發，開始西進；21日，在龍溪附近突破國民黨軍第二十三師李必蕃部的封鎖線后轉兵向南，連克甕安、平越（今福泉），并在馬場坪以北擊退國民黨軍第九十九師郭思演部的截擊，爾后西取洗馬河，襲擊龍里，前鋒逼近貴陽；23日，朱德、張國燾來電通報敵情并指示：“應以佯攻貴陽姿勢，速轉黔大畢地區，群眾、地形均可作暫（時）根據地。”[1]
史載：
這時，國民黨軍主力大部在紅二、六軍團東面和北面，貴陽及其東南地區兵力比較薄弱。所以，當紅二、六軍團逼近貴陽時，國民黨軍第九十九師和第二十二師急忙向貴陽收縮，加強防守。這樣一來，國民黨軍在貴陽以西的烏江防備相對減弱，給紅二、六軍團西渡烏江造成了可乘之機。但與此同時，遵義方面的國民黨軍約三個師兵力，卻開始了行動，企圖南渡烏江進行截擊。紅二、六軍團為了把這部分敵人滯留在烏江北岸，突然來了個大轉彎，從北面繞過貴陽，向西北急進，奔襲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殲敵一個保安團，造成了經息烽北渡烏江的態勢。此時，國民黨軍由于害怕紅二、六軍團走中央紅軍的老路，渡江北取遵義，連忙在烏江北岸加緊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師和第六十六師向遵義集中。在此情況下，紅二、六軍團就解除了右翼的顧慮，遂再改變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進，直取貴陽以西的烏江渡口鴨池河。[2]
年前中央紅軍上演的一幕是“兵臨貴陽逼昆明”——實際上是兵臨貴陽西進滇東，而此間紅二、六軍團又重演了那一幕，不同的是這回不是“逼昆明”也不是西進滇東，而是北渡烏江，進取黔西北。但這一幕的效果卻是大同小異：這一地區的國民黨軍緊急收縮兵力以確保貴陽，從而給了紅二、六軍團以乘虛直奔鴨池河渡口北渡烏江以可乘之機。
鴨池河是烏江上游——現在的地圖一般都把這部分河段標作“鴨池河”，這個渡口是黔西北數縣通往貴陽的主要渡口。2月1日，紅二、六軍團抓住機會，以紅六師為先導，迅速奔襲鎮西衛；2月2日，紅二、六軍團以各師選調的120余名偵察員組的偵察隊連夜急進，于凌晨時分趕到茶店，殲滅了小股守敵，直撲十余里外鴨池河老街渡口。天明時分，紅二、六軍團主力也相繼趕到，當即以猛烈的火力壓制對岸的敵軍，并迅速奪取船只，開始渡江。下午，全軍勝利地渡過了烏江。而國民黨軍第二十三師和九十九師追兵傍晚時分才跚跚趕到了東岸……
紅二、六軍團輕松搞定黔西縣城。隨即按照預定計劃展開于黔西、大定、畢節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政權，擴大武裝，從事根據地建設工作。在20多天內，擴大紅軍5000多人。團結與爭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書長的知名人士周素園先生，由他出面團結畢節各界人士籌建了以周素園為司令的貴州抗日救國軍——這位周素園老先生后來毅然跟隨紅二、六軍團長征，以花甲之年跟隨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去了延安。
就在這段日子里，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電臺聽到了來自黨中央的聲音。
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電臺當時值機的龍振彪回憶道：
1月27日，我軍進到貴陽附近的龍里縣。我們電臺駐在縣城附近的一個村子里。一天晚上12點左右，我正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電臺通報。對方發來一份600字的長電，我收到4000字里，對方要求我等10分鐘，我等到8分鐘時，忽然有一部電臺，用我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電臺通報的波長與呼號，呼叫我臺。他的信號發粗，手法不同。雙方溝通后，我問對方，你是何臺？請從400字繼續發，他回答說：我是總隊長王諍，奉命與你臺聯絡，請閻隊長上機，有重要事商談。我聽后大吃一驚，要他稍等，立即把閻知非叫來。他上機后，雙方用英語和明碼通話。王諍說：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已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與你臺聯絡的密碼已留在紅軍總司令部，請報告你們的首長。然后約定了下次聯絡的時間。聯絡結束后，我繼續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電臺通報。聞知非、江騰芳立即將這個情況向賀龍、任弼時等首長作了匯報。根據任弼時的指示，在與中央聯絡時，使用中央臺事先與我們商定的密底，作為簡密進行通報。后來中央來電說，對約定的密碼是否被泄漏，不放心，同時電報經過紅四方面軍轉有利于紅軍的團結，并告訴我今后仍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電臺聯絡。[3]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史·革命戰爭時期》相關記載，閻知非上機與軍委臺約定聯絡辦法后，周恩來還發了一份電報給任弼時：
隊長上機后，雙方約定了聯絡辦法，后中央軍委發出1份周恩來給任弼時的明碼報，內容為：弼兄，我們已到陜西保安，密碼（豪）留老四處，弟豪。說明豪字密碼本留在了四方面軍。同軍委的聯絡雖已恢復，但由于沒有可靠的密碼本不能談軍事行動。為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讓張國燾把通報密碼告訴中央軍委和二、六軍團，張一直不肯。于是中央軍委決定和二、六軍團的來往電報仍經由四方面軍代轉，直接的聯絡又告中斷。張對二、六軍團與中央軍委的直接聯系十分“關切”，曾致電詢問。3月3日，賀、任、關復電告以“與陜北電臺尚未叫通”。[4]
要恢復與紅二、六軍團的聯系是早在年前瓦窯堡會議那個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就提出來了：“完成與二、六軍團的通信聯絡”[5]。紅二、六軍團離開石阡奔向黔西、大定、畢節那天，周恩來在為通報相關敵情致朱德、張國燾并轉任弼時電中也提出：“請將與二、六軍團密碼速告知，以便直接通報”[6]，而張國燾于2月9日致林育英、周恩來電中的回復是：“我們對二、六軍之各種情況甚為明了，可以完全幫助他，勿念。”[7]
這基本上就是一口回絕。
然而這個時候的蔣介石抱定的宗旨是：絕不讓“賀肖股匪”在任何地方站下來。
紅二、六軍團一進入黔西、大定、畢節這片地區，蔣介石馬上就作出了反應：從2月上旬起，除川軍一部向川南的高縣、敘永和川黔交界的赤水地區趕進，滇軍一部進至昭通、宣威一線，以阻塞紅軍北渡長江和西進滇東的去路外，還調集萬耀煌、郝夢齡、樊嵩甫3個縱隊經遵義、三重堰等地，李覺、郭汝棟兩縱隊分別經織金、貴陽等地向紅軍進逼。紅二、六軍團在打鼓新場和三重堰以北地區多次尋機殲敵未成，而敵人萬耀煌縱隊一個師卻乘虛于2月14日襲占了黔西縣城，繼而又侵占了大定。各路敵軍亦紛至踏來，紅軍被壓縮于狹小地區，雖輾轉抗御，不斷予敵以重創，但始終未能給敵以致命打擊，東面敵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攏，逼近畢節城（地形上畢城不利），周圍約一百二十個團的敵人包圍線（圈）內之活動范圍狹小，而（且）短期內地方工作基礎薄弱，給養條件困難，在該地域活動的條件已逐漸失去。2月17日，中共川滇黔省委決定自動退出畢城，放棄在這一地區建立根據地的計劃。[8]
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再次選擇了放棄：撤出畢節，西進烏蒙山區。
此前的2月12日，朱德、張國燾曾電示：“（甲）目前時局將有大變動，日在華北月內將武力奪取華北五省。（乙）你們即應單獨行動，暫不宜渡江，即在黔川湘鄂廣大區域作運動戰，爭取你們的新根據地。。”[9]紅二、六軍團軍委分會打的主意是：本著爭取先轉移到黔南的安順地區，爭取在那里創立臨時根據地，準備于時局大變動時，再東進到湘黔邊境活動。
2月27日，也就是劉伯承率紅四方面軍翻越黨嶺雪山進軍道孚的那天，紅二、六軍團退出畢節，西進烏蒙山區。國民黨軍統帥部以萬耀煌、樊嵩甫、郝夢齡三個縱隊尾追，李覺、郭汝棟兩個縱隊分別由織金、大定向水城、威寧攔截，企圖與川、滇兩軍配合，在畢（節）威（寧）大道或其以北地區合擊并“剿滅”這支孤軍；3月2日，紅二、六軍團進到赫章以東之野馬川地區，卻發現去安順的道路被國民黨軍李覺、郭汝棟、郝夢齡三個縱隊遮斷，賀、任、關再次當機立斷，索性繼續西進，擬在媽姑地區折向南行，先敵通過店子，進入滇東的南北盤江之間地區；4日，當紅二、紅六軍團趕到媽姑地區時，發現國民黨軍李覺、郭汝棟兩縱隊已進抵水城、威寧之間，再次堵住了紅軍南去的道路。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又再次改變計劃，向西北的奎香、彝良方向前進……
賀、任、關此舉造成了要經彝良、鹽津北渡金沙的假象，蒙得樊嵩甫、萬耀煌、郝夢齡三個縱隊急忙轉向西北窮追，川軍也派第一二三師曾宅棟部南出川滇邊之牛街地區堵住去路。3月8日，紅二、六軍團卻突然由奎香轉頭東去，將剛進至以則河的國民黨軍第二十八師一個一個偵察連和一個步兵連全部殲滅，俘獲人槍百余。爾后北去烏沙寨后再度轉向東進，擬從鎮雄以南突破敵人包圍，爾后再向東進入安順地區。
“追剿軍”完全被紅軍調動，接著又是圍將過來跟蹤尾追。12日，紅二、六軍團正擬經得章壩向楊家灣前進，卻從先頭團送來的俘虜口中得悉：萬耀煌正親自率領第十三師經得章壩向鎮雄前進。賀龍、任弼時馬上抓住了這個戰機，令已集合的紅四師第十一團在左，第十二團在右，速向得章壩方向迎敵；紅六師在第十一團左側平行前進，準備側擊來敵。出發一小時后，紅四師與敵接觸，并迅速發起了攻擊。左面第十一團二營突進了敵人的警戒陣地，消滅了敵人兩個連。右面第十二團沖進了敵人的司令部，差一丁點兒就抓了萬耀煌的俘虜。與此同時，在紅十一團左側平行攻擊之紅六師也沖進行進中的敵軍隊伍，敵軍很快失去控制，亂作一團，四處潰散……
此次戰斗，紅軍俘敵200余人，斃傷敵營、連長以下120余人，繳獲輕重機槍7挺，長短槍數百支，彈藥300余挑，發了一筆大洋財。但萬韑煌本人和十三師主力還是脫逃了，第九十九師郭思演部又由鎮雄折回增援，紅軍不得不撤出戰斗，因而未能殲滅更多的敵人，經得章壩去楊家灣的道路當然也就沒有打開。
當晚，紅二、六軍團又掉頭向西。
第二天進至財神塘地區，又同敵郭汝棟縱隊遭遇。與此同時，銜尾而來的郝夢齡、萬耀煌兩個縱隊也跟蹤追到安耳洞以東地區，與紅六軍團接觸；南面之敵李覺縱隊在水塘堡和赫章地區，距紅二、六軍團甚近，隨時可以投入戰斗；北面樊嵩甫縱隊也在來路上尋找紅二、六軍團蹤跡。敵人越聚越多，包圍也越來越緊。而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中長時間連續徒步機動，精神和體力都接近了極限。軍委分會首長們不得不一邊進行政治動員一邊舍棄馱擔和重裝備，輕裝減負。
就在這要命的時候，賀、任、關首長冷靜地掂量了形勢，在嚴峻的敵情中窺得了一線生機：我們疲勞踩著我們腳后跟兒的敵人更疲勞，如今北面、東面都有敵人圍將過來，南面的敵人正在趕進，但道路卻是敝開的，何不如干脆來個敵進我進，大膽從敵郭汝棟和樊嵩甫兩縱隊之間向西北方向突進？……
3月14日，紅二、六軍團突然發力，從敵軍縫隙中空出，又一次進入奎香地區，隨即轉道南下；17日，在云貴橋沖過橫江；19日，兩路突進，在得勝坡-草海一線突破滇軍封鎖線；23日，在宣威以北的來賓鋪地區擊破滇軍兩個旅的阻擊，28日進占盤縣、亦資孔地區。
至此，紅二、六軍團軍在烏蒙山區歷時一個月、輾轉千余里的回旋戰勝利結束。
然而一路撿著他們破草鞋的追兵的狀況卻十分不佳：李覺縱隊進至郎岱；郝夢齡縱隊進至北盤江沿岸的白義河、鐵索橋、茅坪坡渡，與在白層的郭思演縱隊沿北盤江東岸聯合布防；樊嵩甫縱隊和郭汝棟縱隊集結于水城、上城；滇軍孫渡縱隊進至白龍洞、迤后所一帶，與紅六軍團對峙——這幾路敵軍都被紅軍拖得痛苦萬狀，士氣沮喪且極度疲憊，都急需休整而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對紅軍的圍攻之勢。
紅二、六軍團卻完全不同，雖然一路行軍也很疲憊，沿途戰斗行軍也有減員，但一路走一路“擴紅”，陸續參軍的群眾大體上能補充這些損失，所以這個時候在兵員規模上與桑植出發時也差不多少。這一進入滇黔邊地區后了有了飽飯吃有了火腿啃，全軍士氣當然也就大為高漲。
盤縣會議
借著這個難得的休整機會，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王震幾位領導人對行動方針又作了一番掂量：安順看來是去不成了也沒必要去了！牛欄江以東，南北盤江之間的這片地區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反動統治比較薄弱，既然這些地形和政治經濟條件有利于我，何不如站下腳來尋求發展再整它一個新蘇區出來？最低限度也可獲得一次喘息休整之機。
多年后他們也坦言：那會兒的他們還沒想到要繼續北進，朱德、張國燾也沒有要求他們北進——盡管在2月中旬的靈關會議上，紅四方面軍領導層就已經就“共同北進”達成了初步共識，張國燾也沒有反對。但心里始終別別扭扭的他，仍然在尋找各種借口生出各種枝節來竭力破壞“北上”之共識，仍然沒有向紅二、六軍團首長發出“兩軍會合共同北上”的呼聲。所以，紅二、六軍團首長在這個時候的考慮是：就地立足，準備生根，即或在這個地區站不住腳，也可利用全國正在興起的抗日救亡高潮和正在發展的蔣介石與兩廣軍閥之間的矛盾，揮師向東，與敵周旋，求得生存和發展。這樣，在江南保存一支紅軍主力，無疑將對以后全國革命局勢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10]
他們還不知道，這個時候紅四方面軍“北上”呼聲越來越高，已成壓倒優勢。
注釋
[1]《朱張致賀任關電（1935年1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3～第2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2]《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第46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龍振彪：《紅二、六軍團通信工作紀事》，《通信兵·回憶史料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56～第15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4]《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史·革命戰爭時期》第51～第52頁，軍事譯文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5]《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過）》，《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周恩來關于黔敵新定戰斗序列致張國燾、朱德轉任弼時電（1936年1月2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9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張國燾、朱德關于代轉對紅二、六軍團指示及偵察工作分工致林育英、周恩來電（1936年2月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0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第4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朱德、張國燾關于紅二、六軍團暫不宜渡江致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電（1936年2月1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0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第47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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