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紅二、六軍團實際上已經在長征途中了。
紅二、六軍團在年前6月22日就與黨中央失去了電訊聯系，這個時候紅一、四方面軍正為“解決組織指揮問題”而進行相關調整。蘆花會議、沙窩會議后張國燾被任命為紅軍總政委，總部各機關除二局外，均從毛兒蓋返回到卓克基附近隨左路軍行動。紅軍總部掌握著所有通訊密碼——包括與共產國際通訊的密碼，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與黨中央分開回到卓克基后，黨中央也就失去了與紅二、六軍團的電訊聯系。
黨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通訊密碼也由紅軍總部掌握，黨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力單獨北上后，密碼也就留在了總部。雖然因為沒有大功率電臺，這套密碼留那兒也沒用，但劉伯承認為鬧了分裂的張國燾手頭要是掌握了這個東西，有可能會生出不小麻煩，于是還是設法銷毀了這套密碼：
這時，通國際的電臺密碼掌握在我們手里。我想，張國燾這一搞，說中央是什么“右傾逃跑主義”，誰又是“偵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碼搞去，把他的那一套報告國際，不知要給中國黨造成多么大的麻煩。于是我就告訴劉紹文，把密碼燒了，這個密碼就是一本英文的“魯賓遜漂流記”。這個事除我們二人之外，誰也不知道，當時如果張知道了，我們也就完蛋了。[1]
紅軍總部雖然與共產國際聯絡不上，但卻可以與紅二、六軍團取得聯系。
自從與黨中央和軍委失去聯系后，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電臺一直都在原頻率上用原呼號堅持守聽與呼號軍委臺，終于在1935年9月29日聽到了原軍委臺頻率、呼號的信號。因不知道與黨中央失聯這段日子究竟發生了什么，他誤以為已經找到黨中央和軍委，遂將任弼時致周恩來的一份電報發出：
恩：
㈠我們八月二十六日占領澧州、津市、石門、臨澧，現已退出。
㈡我們將敵原圍剿計劃沖破，準備粉碎敵對我們新的大舉“圍剿”。
㈢你們現在何處，久失聯絡，請于來電內對此間省委委員姓名說明，以證明我們的關系。[2]
這個時候，黨中央率陜甘支隊已進至甘肅的通渭，正在繼續“北出陜甘”哩。
朱德、張國燾于次日回電，報出了任弼時需要核對的信息，也報出了“一、四兩方面軍六月中在懋功會合行動，中央任國燾為總政委”的信息，同時通報了相關敵情，以及“今后應互相密切連絡”之意愿，[3]但對黨中央已率中央紅軍主力北上的信息，卻未置一言。此后成立“第二中央”時，張國燾也未將有關信息告知紅二、六軍團首長。
個中緣由，還是深知其為人的徐向前說得最為明白——“作賊心虛，騎虎難下”：
張國燾雖掛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布，也沒有中斷同黨中央的電臺聯系。據我觀察，他是作賊心虛，騎虎難下。
張國燾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黨規黨法，經民主選舉產生，又未向共產國際報告，得到批準。那時，中國共產黨是隸屬共產國際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方能生效。張國燾是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當然更明白這一點。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特別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產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決不會輕易否定他們。張國燾對此頗有顧慮，要給自己留條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4]
然而紅二、六軍團這個時期的處境已經相當困難。
1935年9月，就在黨中央面臨巨大的內部危機的同時，紅二、六軍團的湘鄂川黔根據地也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危機：蔣介石對湘鄂川黔蘇區第一次“圍剿”失敗后，這次又調集130個團的兵力，采用對付中央蘇區的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方針，對湘鄂川黔蘇區發動了又一輪大規模“圍剿”，企圖將紅軍壓縮和消滅于龍山、永順、桑植之間地區。其具體部署：以湘軍何鍵部和鄂軍徐源泉部在大庸、永順、龍山、來鳳、鶴峰、走馬坪一線構筑碉堡固守，從蘇區的南、西、北三面限制紅軍機動；以新調來的第二十六軍郭汝棟部、樊篙甫縱隊和湯恩伯縱隊共9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從津市、澧縣及其以北地區由東向西逐段筑壘推進。在軍事“圍剿”的同時，還對蘇區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
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紅二、六軍團于9月初撤離津市、澧州，返回桑植地區，準備依托根據地在內線尋機殲敵。但是由于國民黨軍行動謹慎，每天僅前進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紅軍多次尋戰未成，堡壘封鎖線卻越來越小——機動余地也越來越小。而且因蘇區內部還很不鞏固，地主武裝和土匪活動猖撅，物資供應亦十分困難。
面對著巨大壓力的賀、任、關、肖、王首長，急需得到黨中央的指示。
而黨中央對他們活動的最后一個指示還是幾個月前中央紅軍“兵臨貴陽”時的4月5日。那個時候中央書記處在得悉任弼時發來的情況報告后就行動方針問題的回復是：“目前，你們那里勝利的可能還是存在著的，仍應盡力在原有地區爭取勝利。至于現在提出以后可能轉移地區的前途問題，我們認為是適當的。如果渡江對于你們不成一個困難問題時，我們可同意你們渡江的意圖，但這只是你們認為在原有地區不利于作戰，且紅軍主力非轉移地區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時，才可實行。”[5]
10月初，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書記任弼時和軍委分主席賀龍等首長反復掂量斟酌當前敵情，認為的確到了“原有地區不利于作戰，且紅軍主力非轉移地區不足以保存有生力量”的時刻，遂于10月9日致電朱德、張國燾，在報告了相關敵情我情后表示：“此間情報：一、四方面軍似在甘肅地區行動，這對我們配合作用較小。我們認為在上述狹小地區不利我們與強大敵持久戰斗，而應迅速突出敵包圍線，轉移于鎮遠、黃平之線”，“一、四方面將在何處建立新根據地及其發展方向，盼告。我們行動方案，望速決電復”[6]
然而朱德、張國燾回電仍然對黨中央和陜甘支隊的行動回避不談，只是用模糊語句一筆帶過：“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動，當盡量與你方配合”，而對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對“行動方案”之詢的答復則是：“一切請按實際情況由你們自行決定，必須秘密、堅決、迅速、機動、出敵不意”，“在狹小地區內固守為失策，決戰防御亦不可輕于嘗試。遠征減員太大。可否在敵包圍線外，原有蘇區附近，誘敵出堡壘，用進攻路線集中兵力，各個擊破之，上述意見供兄參考”。[7]
那時紅四方面軍正大舉南下，對湘鄂川黔蘇區的情況也欠了解，這個意見也很難具體。
既然有了“一切請按實際情況由你們自行決定”，賀龍、任弼時、關向應便決定自己來拿主意：10月17日和10月22日，湘鄂川黔軍分會先后在石門的渡水坪和熱水溪召開會議，討論行動方針，但未能作出最后決定。這個時候，紅二、六軍團的行動有三個方案可供選擇：一是他們自己醞釀過并向在致朱德、張國燾電中提出過的：突圍后轉移到石阡、鎮遠、黃平地區；二是按朱德、張國燾來電中建議，突圍后在現有蘇區附近活動；三是繼續在現有狹小地區內防守——這是下策。
10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從磨崗隘陸續回到桑植中心地區后，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覺得到了非下決心不可的地步了！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邊省委和軍委分會在桑植縣劉家坪召開了聯席會議，再次分析了內部環境和外部形勢：9月以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的規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兵力達到了130多個團，而且已經完成了對蘇區四周的封鎖線；而蘇區這邊地主武裝和土匪還沒有完全消滅，群眾也未得到充分發動，后方還不夠鞏固；蘇區面積不大，且東有洞庭，北有長江，南有沅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區，都不利于大兵團機動；由于經濟落后加之敵人的經濟封鎖，紅軍在兵員、物資，特別是糧食的補充和供應極為困難，而且只會越來越困難；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還在川西北，難以與之取得呼應與配合，紅二、六軍團實際上已經成為孤懸敵后的一支孤軍……
有鑒于此，與會者們認為：如果繼續堅持在根據地內進行反“圍剿”斗爭，確有被敵人消滅的危險。而突圍之后若不遠去，敵人進入根據地，依托現有之碉堡陣地對我軍作戰，我軍雖可能取得一些戰術上的勝利，但難以取得戰役上的勝利，這樣也就不可能創建新的根據地和恢復原來的根據地；若長期沒有根據地作依靠，在絕對優勢的敵人面前轉來轉去，勢必日益困難，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終失敗。
于是，他們自己給自己拿了個大主意：堅決突圍遠征，挺進湘黔邊，爭取在烏江沿岸的石阡、鎮遠、黃平地區創建新蘇區！會議決定：以紅十八師留在蘇區堅持斗爭，牽制敵人，在斗爭確實不利時，則向湘黔邊轉移，同主力會合；主力采取逐步轉移的方法，由蘇區西進，向湘黔邊轉移，爭取在敵人兵力薄弱之貴州的石阡、鎮遠和黃平地區，發動群眾，創建新的根據地。
劉家坪會議
這次會議，史稱“劉家坪會議”，在紅二、六軍團長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紅二、六軍團首長在沒有得到黨中央明確指示，信息掌控也并不充分的情況下，根據實際情況，獨立地決定了戰略轉移的方針，完成了從戰略防御向戰略轉移的轉變。
跟中央紅軍一樣，在幾度轉移了目的地后，這次出征最后也變成了長征。
說干就干，劉家坪會議后，紅二、六軍團深入地進行了政治動員，積極地籌措了給養，妥善地安置了傷病員。同時還大力精簡機關勤雜人員，充實連隊，并將地方武裝組成第五、第十六兩師，分別編入紅二、六軍團序列，使兩軍團各轄3個師，共1.7萬余人。
1935年11月19日，賀龍代表軍委分會下達突圍命令。當晚，紅二、六軍團即告別湘鄂川黔根據地，分別從湖南桑植劉家坪和水獺鋪（今瑞塔鋪）等地出發，向湘黔邊轉移——事實上也開始了長征。但“因敵嚴密防范由這方面突出已不可能”[8]，同時也為出于造成假象迷惑對手的目的，紅二、六軍團的戰略轉移并不是就地轉兵西向，而是大踏步地向東南突進：20日晚，在大庸和溪口之間的澧水北岸張家灣附近強渡成功，一夜之間端掉守敵30余座碉堡組成的碉堡群，擊潰守敵一營，勝利突破國民黨軍的澧水封鎖線；21日，紅二軍團四師和紅六軍團偵察隊及紅十六師又兵分兩路向沅江進發，經150里急行軍后，分別搶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滅了渡口兩岸的敵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隨后，紅六軍團偵察隊和第十六師又俘虜了乘三條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敵軍一個營，共300余人。至此，又突破了國民黨軍的沅水封鎖線。
突破沅水后，紅二、六軍團兵分兩路在湘中地區展開，迄至11月底，分別占領溆浦、辰溪、浦市、新化、藍田、錫礦山等地，發動群眾，籌措資材，擴大紅軍，搞得是轟轟烈烈。幾天之間就籌得大洋幾萬元，布料兩萬多匹……
蔣介石最怕的是就是共產黨站下來，一瞅這“賀、肖股匪”這是要在湘中扎根兒的勁頭，立馬又調動12個師又一個旅的兵力圍上了上來，企圖分進合擊，在沅水和資水之間“以期剿滅”。而紅二、六軍團對國民黨軍迅速反應和部署估計不足，進入湘中后撒得過寬的部隊一時收攏不及，錯失了打擊敵之一路的良機。而國民黨軍第十九師李覺部則乘虛而入，差點兒就把正在溆浦城中紅二、六軍團后方機關給裹了餃子餡……
幸而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王震親率十六師前來救援，這才解了“萬分危急”。
撤出溆浦后，紅二、六軍團首長決心繼續“聲東擊西”，盡量疲憊和調動敵人。
12月11日，兩軍團從溆浦譚家灣、底莊、橋江等地出發，兵分兩路，連續9天向東南疾進，給人感覺是意在東渡資水。而當國民黨軍前堵后追兵力即將靠攏的12月21日，他們卻突然在高沙市、洞口地區轉兵西進，直奔武陽；22日，紅二軍團先頭紅五師本欲在綏寧以北的竹舟江、麻塘打開突破口，但卻被國民黨軍第六十二師陶廣部攔住去路。雙方激戰竟日，紅五師師長賀炳炎也身負重傷，強渡仍未成功。紅軍遂忍饑耐寒，改道繞過敵軍，經遂寧、洪江間的竹舟江、麻塘西渡巫水，突破國民黨軍第三道封鎖線；爾后又立即轉向北進，冒著嚴冬大雪，翻山越嶺，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渡沅水，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于1936年元旦進至芷江以西的冷水鋪地區，再一次把敵軍扔下了4天以上的行程。
這就是紅二、六軍團長征之初的“突破四道封鎖墻”。
順利突破了包圍的紅二、六軍團獲得一次喘息之機，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肖克等就想著擺個陣勢打擊追兵出得一口惡氣。而這個時候的確機會也不錯：樊嵩甫縱隊的先頭部隊才過榆樹灣，而郭汝棟縱隊主力尚遠在麻陽附近，距離紅二、六軍團都在4天路程之外。湯恩伯縱隊在金屋塘即停止前進，準備開回寶慶防范廣西軍閥。尾追紅二、六軍團較緊的只有李覺縱隊和陶廣縱隊，其中以第十六師章亮基部最為積極，正從芷江向晃縣前進。1月3日、4日，紅二、六軍團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縣和玉屏，作為臨時后方，并以少數部隊向北活動迷惑敵人，主力則集中在晃縣、龍溪地區待機反擊尾追之敵。
4日，李覺派保安第十二團一個營首先渡過沅水，占領新店坪、便水地區，擔任警戒，架設浮橋，以保障主力渡河。5日，李覺縱隊第十六師章亮基部從巖田鋪、裴家店地區沿芷晃公路西進，擬經便水、波州向晃縣追擊，第十九師（李覺兼師長）和第六十三師陳光中部（各欠一個旅）同時由竹坪鋪、芷江地區出發，在第十六師后跟進，相距約一天路程。
紅二、六軍團首長決定動手：將敵第十九、六十三兩師隔絕在沅水以東，集中兵力打擊渡過河來的第十六師。1月5日8時許，紅軍由龍溪口、晃縣地區出發；14時30分，先頭紅六軍團在上坪、對河鋪之間與已超過新店坪的敵第十六師先頭一個旅遭遇，雙方展開激戰；16時，紅二軍團趕到，第四師向敵先頭旅右翼實施突擊，第六師按原計劃向便水敵渡河點迂回。
然而在這個關鍵節點上卻出了問題：這時敵第十六師另一個旅也渡過沅水，剛好兜頭攔住了進至新店坪西北地區的紅六師，雙方激戰到6日凌晨3時，紅六師仍然無法獲得大的進展，兩岸之敵也就沒被如愿隔斷，李覺、陳光中部反而源源加入了戰場。紅六軍團第十七師的五十一團雖然從敵人左翼突入了敵人縱深，并與攻擊敵右翼的紅十六師相互策應，但卻因后續不濟，難以鞏固與擴大勝利，反而在敵援軍猛烈反擊之下，被迫于7日拂曉撤出戰斗……
撤出戰斗后，紅二、六軍團繼續向西北轉移，途中在田心坪殲滅黔軍一個營，擊破了敵人的阻截，于1月9日和12日先后占領了江口、石阡，進入黔東地區。11日，留在蘇區堅持的紅十八師在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有力支援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打打走，同7個師又3個旅的敵人進行了1個多月艱苦卓絕的戰斗，在龍山以南的招頭寨附近突出了敵人的重圍，進到黔江、酉陽地區。爾后又根據軍委分會的指示，經秀山、松桃縣境，于11日到達江口與主力勝利會合。
到了石阡、江口才知道，這片區域與他們此前了解的情況有很大出入：人口稀少，糧食困難，經濟落后，不利于大部隊久留，而山河縱橫、機動不便，也不適于進行運動戰。因便水之戰打成了消耗戰，部隊傷亡較大，紅二、六軍團沒有能夠在此創造出有利的局面。而敵樊嵩甫縱隊、郭汝棟縱隊、陶廣縱隊、郝夢齡縱隊以及廣西軍閥部隊共15個師的兵力都圍攏上來，紅軍處于不利地位。
18日，在得悉紅二、六軍團的處境及其準備繼續西進的信息后，朱德、張國燾兩電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同意西打駐黔蔣軍”[9]，“在未給敵嚴重打擊時，不宜久停一處……應離敵軍較遠活動，但勿入大荒野地帶，敵兵力雖多，亦能進退自如，主動在我……”，“烏江上游障礙太多，下游障礙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礙，給養亦不困難……同意西打駐黔蔣軍，但須取進攻姿態……”[10]
這個時候，朱德、張國燾已經收到了黨中央于兩天前發來并讓其轉發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關于瓦窯堡會議決議的基本要點，所以在電報中特意加了一句：“目前政局已轉到革命新的階段，抗日反蔣將成為聯合戰線……”[11]。爾后朱德、張國燾又將這份名為《關于日前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案》的內容摘要轉發給了任弼時。[12]
1月19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在石阡召開軍分會會議，決定放棄在石阡、鎮遠、黃平建立新蘇區的計劃，繼續西進，爭取在貴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大方）、畢節地區創立根據地。在爾后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大會上，任弼時又將《關于日前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案》的內容摘要向與會者進行了傳達。
在西進貴州途中，紅二、六軍團總指揮部電臺意外地聽到了黨中央的聲音。
這是真正的黨中央！
紅二、六軍團突圍長征
注釋
[1]《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二、六軍團致周恩來電——沖破敵人“圍剿”計劃，粉碎敵人新的進攻（1935年9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3]《朱德、張國燾復任弼時電（1935年9月3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中央書記處對二、六軍團是否應北渡長江問題給任弼時的指示電（1935年4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2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關于目前敵情與行動方針致朱德、張國燾并轉中央電（1935年10月9日21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80～第9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朱德、張國燾關于紅二、六軍團的行動方針復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電（1935年10月15日13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8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關于紅二、六軍團擬向東南方向突圍致朱德、張國燾電（1935年11月14日2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朱張復賀任關電（1935年1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0]《朱張致賀任關電（1935年1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1]《朱張復賀任關電（1935年1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2]《中央政治局致二、六軍團電——關于日前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決議案的內容摘要》，《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36～第23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原編者判定該電簽發時間為1935年12月27日，筆者研判后認為不可能：張聞天是在瓦窯堡會議結束后的1936年1月16日才令中央秘書處將該文件發給朱德、張國燾并令其轉發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的。任弼時收到這個文件至少應該是在1936年1月16日之后，而且是原文的摘要版本——朱德、張國燾收到的版本已收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19～第3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這個版本與他們轉發給任弼時的版本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相同。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