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里面，毛主席談到“城市斗爭”依靠誰的時候，明確指出“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是頗有深意的，千萬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種說法而已。實際上，毛主席為了這個說法轉換為全黨全軍全各族人民的做法，奮斗了28年，一直到老人家離世。到了后來，有人的確對依靠工人階級是三心二意的，毛主席的擔憂不是多余的。這樣理解1949年3月，在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包括“兩個務必”的一些列說法，可謂用心良苦，也是高瞻遠矚的。
到了晚年老人家提出一個新的說法“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說明什么？說明當時工人階級還沒有領導一切，至少還沒有完全領導一切，如果工人階級還不能領導一切，那后果會很嚴重。當這個新說法，得到切實貫徹執行以后，在“城市斗爭”里，工人階級領導一切變成普遍的做法以后，我們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最后建成的。
毛主席領導的是一個強大的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中國，其路線在根本上是符合馬列主義的，是有牢靠根基的，與之相對應的革命實踐都是有根源的，所以才依靠工人階級的領導，依靠群眾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
對比蘇聯，他們就是沒有這個階段，沒有強調工人階級必須一切，所以導致了資本主義復辟。對此也許還有多說幾句，不然有些人會不服氣。
試想，如果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那么處在領導位置的人會是什么樣的人呢？
那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赫魯曉夫就會把人民當家作主當作一句空話。
重溫一下，毛主席教導我們：
【革命的政黨，革命的人民，總是要反復地經受正反兩個方面的教育，經過比較和對照，才能夠鍛煉得成熟起來，才有贏得勝利的保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有正面教員，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還有反面教員。
如果只有正面教員而沒有反面教員的作用，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
（見1965年2月，世界知識出版社《赫魯曉夫言論》第三集出版說明）
所以，毛主席反修防修的一個絕招就是不厭其煩拿赫魯曉夫做反面教員，進行持續的批判。赫魯曉夫在中國，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臭氣熏天。誰都不敢公開承認自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
本文擬題目《依靠工人階級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由國強之器悟毛主席強國之道（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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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思想”問題：
為何到主席晚年才得到切實解決？
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是這樣說的：
【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
公私合營以后，城市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但毛主席說的“糊涂思想”一直存在。
這里把蘇聯的“馬鋼憲法”與我們中國的“鞍鋼憲法”作個比較。
首先看“馬鋼憲法”的特點：馬格尼沃托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是蘇聯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這個大型工廠將一套完整的管理規程、規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為著名的《馬鋼憲法》。其主要內容包括實行一長制、專家治廠、科層管理、經濟核算、不搞群眾性的技術革命。
再看“鞍鋼憲法”的特點：政治怪帥（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落實到工人階級到家作主上）下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與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從事工廠各項工作。
“鞍鋼憲法”解決了微觀領域的問題，但宏觀領域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依然不能得到切實保障。
僅舉一例，大中小學的領導與管理，如何體現工人階級的領導，就一直是個問題。
當蘇聯解體，蘇共垮臺后，毛主席當年的良苦用心才慢慢被一些老干部所理解一部分。
也許現在說這個問題，人們更有體會。不細說了。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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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毛主席親自決策：
讓上海上馬運十飛機項目的深遠意義
運十飛機在上海研制成功，這是毋庸置疑的。
大型民用客機的生產，比軍用飛機的綜合要求更高，因此，運十飛機的生產可以作為我們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成的標志。
如果說得更全面一些，到了1970年運十飛機上馬的時候，“兩彈一星一艇”也已完成，那么我們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就建成了。
這還有什么可質疑的呢？
這是器層面的認識。
在道層面看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弄全會上說的那個“糊涂思想”，在這個時候可以說，得到了徹底清除。
1970年上海，以至于全國各地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那是有目共睹的。
上海曾經出過一位叫“柯老”的領導人，他之后的領導人究竟怎樣？看看運十飛機的研制過程，應該可以得出結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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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四屆人大向世界宣告兩件大事
第一，四屆人大代表來自工農兵的占到72%，這是對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對人民當家作主的硬指標保障。
順便說一下，那個時候的黨員，以及人大代表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實干精神都是屬于工人階級的。
那個篩選，比起資本主義的所謂民主選舉不知要靠譜多少倍，難道不是？
第二，我們已經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是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難道還有假？
要不然，尼克松、田中、希思、施特勞斯、施密特、惠特拉姆、特魯多，等等這一大批來自歐美日的政要排隊似的來中國“坐紅旗，住釣魚，見主席”？
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投票中毛主席發現了一批國家當了“紅衛兵”，是哪些？
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受到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歡迎程度，恐怕是前無古人的的。
李克勤后記：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工人階級大權旁落，那么即使有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又怎樣呢？強國之器，如果沒有強國之道，那是極其危險的。就是蘇聯那樣的。
想起我的老師楊叔子院士經常說的一件事，陳毅元帥說一個飛行員技術好，思想差，那他會把飛機開跑了。強調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切實落在實處。這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差池。
關于為人民服務，需要有個全面的圓滿的解釋。就黨的宗旨而言，要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道層面的根本性要求。而在毛澤東文化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是要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因此，只有同時講“全心全意靠工人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那才圓滿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道器變通。
最后還要說一句，到了主席晚年，在微觀領域，城市工廠越來越多，工業規模越來越大，不僅城市里工人階級隊伍繼續擴大，出現了一批像王進喜、吳桂賢、李素文、孫健等這樣的杰出模范，當時鞍鋼憲法要求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那在廠礦企業是人們自覺的習慣，普通工人不存在怕領導，倒是領導怕工人是司空見慣的。現在想起來，那是毛澤東文化里神奇的現象。
而且在農村人民公社出現了大量社隊企業，學大寨學出來像河北的雷金河領導的周家莊，河南的史來賀領導的劉莊，江蘇的吳仁寶、郁全和、李良寶領導的華西村、張家港市金港鎮長江村、江陰市夏港街道長江村，湖北葉昌保領導的洪湖洪林村、周寶生領導的官橋八組，浙江朱重慶領導的航民村，以及后來的王宏斌領導的南街村，等等，都屬于人民公社內部發生貧下中農向工人階級轉換的道器變通之變。這是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獨有的現象，那至少說明一點，毛主席解決了中國農民在道器兩方面由非工人階級向工人階級轉換的路徑、方法，那里面一些列想法說法做法（三法），在毛主席逝世后，得到了實踐檢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里面，經受了各種考驗，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下，毛主席的“三法”是“三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道器變通。
而在毛主席離開我們的時候，中國工業的宏觀領域，那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不存在浮夸，不存在假冒偽劣產品，更不存在坑蒙拐騙，人民安居樂業，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那是外國政要有目共睹的，又不是什么瞎吹的。
有人也許還想拿什么經濟發展速度慢，什么“崩潰論”之類來胡攪蠻纏。那就再看一次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在四屆人大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吧，這個報告是鄧小平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主持起草的。
周總理指出：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周總理在報告末尾特地站了起來，滿懷豪情地指出：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
從1975年算起，再過25年（20多年）就是2000年，也就是周總理說的本世紀內，我們可以實現“四化”的。這難道是沒有根基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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