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這個名字，大家或許不會陌生，他是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曾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初期的最高決策人和領導者，使紅軍遭到慘重損失。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最終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并曾為毛澤東挺身而出過。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他本來是奧地利人，但因為1900年出生于德國慕尼黑，所以一直宣稱自己是德國人。他早年參加過德國工人起義和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斗爭，并以德國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后來李德來到了蘇聯，并參加了蘇聯紅軍，他從士兵到班長、排長、連長，很快升任蘇軍騎兵師參謀長，后來又進入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他曾發表多篇軍事論文，具有較高的軍事理論水平。
1932年8月，李德畢業后被莫斯科情報總部派往上海，并在這里結識了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李德的閱歷和軍事見解令博古很是佩服。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決定從上海遷往江西瑞金，博古對軍事一竅不通，于是他向共產國際申請，讓李德到蘇區擔任自己的幫手，最終共產國際給出了正式答復：“同意李德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33年9月，李德正式來到了瑞金，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由于他的原名奧托·布勞恩太長，不好叫，而且不利于保密，于是博古提議他改了一個中文名字“李德”，這可理解為姓李的德國人，意思通俗，也好讀好記。
不久以后，李德在中革軍委的一次軍事會議上，正式發表了“就職演說”式的講話，他強調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打正規戰爭的時候了，要組織正規的紅軍，按照蘇聯紅軍的戰斗條令實行陣地作戰，以革命的堡壘對付反革命的堡壘，決不放棄蘇區的一寸土地。
當時毛澤東也參加了會議，他認為李德的思想是錯誤的，于是馬上提出：“國民黨軍是100萬兵力，我們只有10萬人馬，怎么能夠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
但李德卻對毛澤東的觀點大加指責，說他這是“最典型的右傾恐敵論”、“最可怕的自取死亡論”。毛澤東這才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這個“洋顧問”說到一塊去。
最后主持會議的博古旗幟鮮明地支持了李德的觀點，并批評了毛澤東，此時周恩來、朱德等人都在前線指揮作戰，沒有人幫毛澤東說話，他感到非常生氣，但又沒有辦法。
李德在指揮作戰時，完全不結合實際，總是用標尺在地圖上比比劃劃，然后就向部隊隨意下達有關行進路線、抵達時間和攻擊地點的命令，但他哪里知道，自己所標的這些圖紙方位，與實際標準大有出入，有的相差了好幾倍！
在李德的指揮下，紅軍節節失敗，在1934年4月的廣昌戰役中，紅軍主力在他的指揮下，與敵軍飛機大炮抗衡，苦戰18天，最后被迫撤出廣昌城，造成了4000余人陣亡，20000余人受傷。
戰后彭德懷生氣地大罵李德：“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責備嗎？”
到了1934年10月初，中央蘇區的腹地只剩下瑞金、長汀等5個縣了，蘇區和紅軍都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合圍，博古和李德也不唱之前的那些高調了，他們決定搶先離開蘇區向湘西突走，但對這一逃跑的決定，他們連會都沒開一個，就匆匆付諸行動了。
紅軍很快正式決定長征，博古和李德開出了一份長長的留守名單，本來李德是想把毛澤東留在蘇區的，但博古說：“關于黨的政治路線，已經不存在任何分歧了。以前在軍事上的不同意見，現在也消除了。毛澤東同我講過，他不想人為地把中央紅軍推向危險境地。”李德這才勉強同意把毛澤東帶上。
但毛澤東對把瞿秋白留在蘇區非常不滿，因為瞿秋白患有嚴重的肺病，體質孱弱，留下來就意味著送死，為此他又專門去找博古和李德說情。
但李德卻堅持說：“這是黨的決議，不能隨便改變！”
毛澤東的心在滴血，但他卻沒有任何辦法，只好轉過頭，快步離開了……
盡管李德的指揮給紅軍造成了重大損失，但長征之前，在博古的提議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長征，而軍事指揮權由李德獨攬。
蔣介石已經預判到紅軍的行進路線，他在湘江布下了四道封鎖線，等待紅軍的到來。對此毛澤東提出了不要去湘西、向黔北進軍的正確建議，但這再次被李德拒絕了。
在李德的指揮下，紅軍在行進中連印鈔機、夜壺、石板等東西都帶上了，行動非常遲緩。紅軍在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后，已經從出發前的8.6萬人銳減到了3萬人。
在這生死攸關的時刻，毛澤東再次提議，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爭取打幾個勝仗，同時讓部隊得到休整，他的意見終于得到了采納，李德的意見第一次被否決了。
1935年1月，中央紅軍奪取黔北重鎮遵義，并決定在1月15日下午5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行總結。
在會上，作為中央“總負責”的博古，首先進行了總結發言，他分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列強通過給予大量借款、提供現代化軍事技術和配備軍事顧問等手段，加強了對蔣介石的援助，使得蔣介石能夠鞏固他的中央集權，并建立強有力的軍事優勢；
另一方面是紅軍在白區人民和敵軍中政治工作不足、游擊戰開展得不夠、以及在貫徹中央基本正確的軍事戰略上犯有戰術和策略錯誤。
但博古這么推卸責任的說法并不能令大家滿意，周恩來就站起來直截了當地說：“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于我軍戰略戰術指揮方針及軍事指揮上的失誤，這是由于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三人團’造成的。”
此時張聞天也站起來發言：“毛澤東同志、王稼祥同志和我一致認為，博古同志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
然后張聞天接著說：
“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其錯誤是很明顯的。博古同志呢？在這方面同樣有著嚴重的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但是對于李德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的不正常現象，不但沒有及時地去糾正，反而積極擁護和執行，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
我們認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應該負主要的責任。但是他在自己的報告中對此并無自我批評，說明他還沒有認識甚至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
此時朱德也起身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會議最終糾正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剝奪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重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
但李德對會議的決定非常不服氣，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沒有指揮權的軍事顧問，不過對紅軍的作戰行動提了一些建議，當然不能對中國工農紅軍的失敗負責，他覺得自己沒必要再跟著中央縱隊行動，于是主動跟著紅一軍團走了。
此后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盡管處于國民黨40萬大軍的包圍之中，卻能夠不斷地迂回穿插，而且打了不少的勝仗，這讓李德也不得不感到佩服，他也開始反思自己之前的指揮方式了。
最后李德坦率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此后李德被派到長征途中恢復的紅軍大學，去講授軍事課程，他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高傲，而是積極運用自己所學的軍事理論，為官兵們講了很多生動的戰例課，并深受大家的歡迎。
后來陳士榘曾回憶說：“李德在被削掉了兵權、并受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后，還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態，卻也難能可貴。當時相當多的紅軍學員對李德都產生了新的看法，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以后，分為左、右兩路軍北上，李德和毛澤東被分在了右路軍。但張國燾企圖分裂黨中央，他不僅帶左路軍南下，還給陳昌浩發密電，企圖危害黨中央。
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決定帶領軍委縱隊連夜北上。部隊出發后不久，紅四方面軍原副參謀長李特騎馬追了上來，叫停了隊伍。李特是追隨張國燾的，他指責毛澤東帶領部隊逃跑，并要求他馬上帶隊返回。
李特曾在蘇聯留學過，他本來和李德私交不錯，兩人見面都是直接用俄語交談。但此時李德卻容忍不了李特對毛澤東的無端指責，他一個箭步沖上前，一把將李特從馬上拉了下來，然后對李特說：“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
李特于是用俄語和李德吵了起來，他還掏出手槍比劃著，想以此威脅毛澤東，但李德死死地抱住了李特，使他無法活動。
此時毛澤東高聲說：“不要吵了！我們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們還會在一起的嘛。捆綁不成夫妻，誰愿意走，就放他走吧！”
最終李特帶了一些愿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則跟隨毛澤東一起北上，最終達到了陜北，他也成為了唯一一位與紅軍一起走完長征路的西方人。
紅軍到達陜北以后，李德繼續在紅軍學校從事教學方面的工作，不久以后，他的妻子蕭月華為他生了一個男孩，并取名為“寧寧”，毛澤東還專門派賀子珍前來祝賀，李德感動地說：“中國共產黨人對人忠誠厚道，雖然我曾對他們中的許多人無理地訓斥、謾罵過，但他們不計前嫌，還是這么關心我、愛護我，要是蔣介石，早把我摒棄或者遣送出國了。”
紅軍東征以后，李德留在了瓦窯堡，在陜北的國民黨部隊趁著邊區兵力空虛，曾多次對根據地進行襲擾，李德和當時留守的紅軍軍事學校師生一起，進行了保衛邊區的戰斗，他表現得非常英勇，后來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表揚。
但此后李德和妻子蕭月華發生矛盾，蕭月華堅決地和他離了婚，兒子寧寧也歸蕭月華撫養，這讓李德感到心灰意冷，于是他找到了剛從蘇聯回到延安的王明，提出了想回蘇聯的要求。
但王明告訴李德，蘇聯正在搞“肅反”，他如果回去了，很可能被流放或槍斃。李德聽到這番話以后，嚇得再也不敢提回蘇聯了。
1939年8月27日，共產國際發來了一紙緊急電令，要求李德回蘇聯，于是李德在當天乘飛機回到了莫斯科，此后他再也沒有來過中國。
李德回到蘇聯后，受到了審查，但免于處分，不久以后，他被分配到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他不僅翻譯了很多馬、恩、列、斯的著作，還參加了蘇聯的衛國戰爭，受到了蘇聯和德國的好評。
1949年，李德終于回到了民主德國，他繼續從事翻譯工作。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后，李德為了配合蘇聯的反華政策，曾發表了很多歪曲歷史的文章。
但關于自己親身經歷的長征，李德始終給予了正面的評價，他說：“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忍的毅力和革命的 熱情的明證。”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德國病逝，享年74歲。
盡管李德曾犯過嚴重的錯誤，但他作為一名外國人，甘愿舍棄身家性命，不遠萬里到中國，支援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這種國際主義的獻身精神是十分難得的。
所以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他，他作為一名國際友人，還是值得我們懷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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