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取知青意見整頓黨支部
鋤麥草的那幾天還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這件事情我記憶蠻深的。當時在搞整黨，毛主席對整黨活動有個指示，毛主席說，一個黨像人一樣，要吸進新鮮氧氣，要呼出二氧化碳，要吐故納新。還說每個黨支部都要放到群眾里頭去整頓。公社革命委員會派了幾個人到我們大隊來聽取群眾意見，主要是想聽一下對李永昌同志入黨的意見。前面說過了，本公社的宗族問題很嚴重，本大隊也是如此。我們朱家灣大隊的書記姓付，大隊長必然姓鄭。大隊的會計姓付，大的民兵連長非姓鄭不可。基層的權力是均分的，是互相制約的。但本小隊有個例外，副隊長李永昌的爹是土改時的積極分子，建人民公社時就是隊長。后來年紀大了，干不動了，大家推他的兒子李永昌當了副隊長。李永昌辦事公平公正，從不卷入宗派之爭，他的所作所為深得民心。當時女一等里頭絕大多數人支持李永昌入黨。公社的領導征求我們知青的意見時，我說，不光要入黨，還要“雙納新”。這里解釋一下，文革前和文革后新黨員都有一年的預備期，在這一年的預備期里，新黨員沒有選舉權，也沒有被選舉權。恰恰是文革中、1970年前后，我們插隊落戶的那兩年例外：新黨員沒有預備期，一入黨就能提干。那時起了個新名詞，叫做“雙納新”。當時我提議李永昌入黨后擔任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我認為這樣對解決宗派問題很有益處。公社革委會很重視我們知織青年的意見，一個月以后，李永昌不光入了黨，當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同時還兼任一小隊正隊長。
修水庫
沒過幾天水庫上馬了，我們的五個知青踏上了新的征程。公社武裝部的部長，當時是建水庫的總指揮，他在動員會上講話，說得很透徹，他說：“天上都是美國的間諜衛星，每發現我們祖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座新的水庫，他們都感到驚訝。一個水庫每年能增產多少斤糧食，一斤糧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們算得精確的很。我們每修一個水庫他們都感到害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修水庫就是在跟帝修反作斗爭”。他上綱上線，修水庫的巨大的現實意義、深遠的歷史意義，他談得很深很透。
當時修水庫或者出民工上面都有補償，我們修60畝地水庫，公社每天每人補半斤糧，補六七分錢的菜金。每天每人自帶一斤糧食就夠了，關鍵是吃菜的問題。那個時候出民工有個習慣：先用公社補的菜金去買一只半大的豬，一二十個人或二三十個人的剩飯剩湯喂幾個月的豬，水庫修完時，豬也長大了，就把豬殺了大家分點肉。菜金被挪用了，吃菜怎么辦？有時到生產隊拿一點，有時從自己家帶一點，湊合著過。但那時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地里的菜沒長起來，社員們只能吃自己家帶的咸菜。最艱苦的時候，伙上把堰塘里的水草撈起來，用開水燙燙，拌上辣椒面下飯。
我們村帶隊的民兵排長會抓槍桿子，也會抓筆桿子，除了生產任務完成得好以外，他還要求我們知青每天寫一份通訊稿，交到工地廣播站。等到工程完工的時候，公社武裝部部長將唯一的一面“文武雙全民兵排”的獎旗，授給了我們民兵排。
那天天黑以前，排長交給我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連夜趕回生產隊，把這面獎旗交給剛上任的大隊書記兼一隊的隊長李永昌。接到任務時我有點膽寒，十幾里的山路，一邊是堰塘，堰塘邊上長著一人高的茅草叢，一邊是一溜煙的墳堆，讓人產生很多聯想。老歪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說：“不咋地！毛主席的紅衛兵走到哪都有六丁六甲護身，把這個家伙三帶著，有誰擋道給他狗日的來一下。”說罷老歪遞給我一把鋒利的砍鐮。有了它我的膽氣壯了一截，我一路高歌地往生產隊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國際歌》不知唱了多少遍。李永昌看到我帶回來的這面獎旗，便知道了排長的意圖：就是我們為隊里爭光了，隊里該獎勵獎勵我們。李永昌當時批了個條，要我明天早晨到隊里羊圈牽一只羊，到菜地里去薅點菜，原來的老隊長付洪章說：“水庫上的基干民兵們也是隊里的生產骨干，馬上開始雙搶，這一仗還指望著他們。給他們搞點獎勵是應該的。”
第二天天還沒大亮，我就到隊里的羊圈牽了一只七八十斤重的大綿羊，然后到菜地里拔了兩顆七八斤的大白菜，兩個一尺長的大蘿卜。用帶鐵牙的釬擔一頭扎兩個大白菜，一頭扎兩個大蘿卜，手里牽著羊，緊走慢跑地往水庫趕。趕到水庫時，豬已經殺好了，每個人分了五斤肉，接著把羊也宰了。下午二十幾個人好好地會了一餐，十幾個人坐在地上圍個圈，然后端起裝著酒的大搪瓷碗，一個人喝一口，轉著喝。那是我第一次喝醉酒，怎么走回生產隊的我不知道。
“雙搶”生活
第二天，生產隊給我們指定的生活老師金房，我們叫她老金，也就是老歪的老婆，幫我們處理那25斤豬肉。老金說，肥的割下來煉點油，瘦的腌腌，馬上就要“雙搶”了。有年輕人可能不大清楚，城里人可能也不大清楚，“雙搶”就是搶割麥子，搶種稻谷。因為農時不等人，特別是插秧，早一天插跟晚一天插大不一樣。“雙搶”一共二十天，這二十天決定著一年的收成。老金說雙搶特別累，不吃飽不吃好絕對不行。那年搞雙搶的時候農民還在吃周轉糧，公社照顧我們知青，我們男生按學校的34斤指標吃。就那肯定還是不夠吃。老金說，雙搶不能喝稀米湯，喝稀米湯是要鬧出病的，要吃干的。我們知青的管家計小平說，烙餅糧食不夠吃，專門吃干的，哪有那么多糧食？老金說，白面里頭加一碗麩子，湊合著吃吧。當時生產隊分糧食，大米算是凈糧，稻谷算是毛糧。因為稻谷的谷糠不能吃，所以是毛糧；但麥子算凈糧，因為麥麩子能吃。一般的年成，人是不吃麩子的，麩子是喂豬的。
現在想起來，當年農民交公糧，給國家做出多大的貢獻啊！當今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從哪來的？主要靠農民交公糧！如今國家有錢了，卻不給當年交公糧的老農民發養老金，狗日的虧了良心！當年交公糧多難啦：一年的糧食收到手，不管收成咋樣，先把公糧交了再說。剩下的糧食不夠吃，再吃周轉糧。周轉糧還不是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國家有定量，好像是不論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5斤。“雙搶”那繁重的勞動不吃飽不吃好肯定不行。那時不說麩子，好多人家煮的稀米湯、稀面湯，里面放了不少的瓜菜。有一條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說，忙時吃干點，閑時吃稀點，糧食不夠瓜菜代。可見毛主席是非常了解“三農”問題的。現在一想起不給老農民發退休金，我就想罵人。那時候割麥摘秧沒有任何機械，全靠彎著腰干，最難受的是腰，酸疼得簡直無法形容。1970年的雙搶是很有意義的，這里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簡沖是我們隊主要的產糧沖，但簡沖離我們住的莊子較遠，走過去干不了一會活，歇次坡，就得趕回家吃中午飯，很大一部分時間花在走路上去了。以往插簡沖的秧要三天，1970年李永昌當隊長后我們采取了一種新的方式：發揚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吃了一天大鍋飯。具體的方法是：一大早社員在各自的家里吃完早飯，就到簡沖去插秧；黨團員發揮帶頭作用，勞動的中間不歇坡；中午不回家。中飯由幾個老媽媽在保管室里做，蒸幾籠饃，煮幾大鍋稀飯，燒兩盆子黃瓜，做好后用牛車拉著去簡沖。全村男女老少都在地頭吃，那個大場面真是開人眼界。
吃完就干活，本來三天的活，硬是一天把它干完了。這里還得說一下我們每人分的那五斤肉，肥肉煉油以后就沒五斤了，瘦肉把它腌一下，雙搶沒過幾天就吃完了。原來計劃是每人每天切兩片，塞個牙齒縫。肉吃完了，這活還是那么重，咋辦？沒有足夠的營養肯定是不行的。說心里話，老金、老歪對我們是真關心！
那時生產隊里只有老金養了兩只鴨子，老金是河南人，能干得很。她把鴨蛋腌起來，自己從來不吃，雙搶時隔兩天她就給我們五個人每人送一個。現在想起來天下最好吃的東西就是老金腌的鴨蛋。老金作為隊里指派給知青的生活輔導員，對我們的關照真是勝過親姐。
當然，老歪不是親哥也勝過親哥。這里插一件小事，我們修水庫回來以后，每個人不光瘦了，衣服破了，鞋子也磨穿底了，那個地方屬沙質地，特別費鞋。我們從水庫回來以后跟女一等一起干活，老陳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陳對老華房、老金，還有老遠房、老繡房幾個老嫂子說了一聲，要她們每個人給知青做一雙鞋。后來某一天，我們五個知青都穿著新鞋上工，中間休息的時候社員問：“小張，你這鞋是誰做的？”“是我張姐做的。”問小徐：“你這鞋是誰做的？”“遠房做的。”最后問我：“小魯，你這鞋子誰做的？”“那還用問？肯定是我姐做的”。人家都以為我說的是老華房，她們就問：“老華房，是你做的嗎？”我說不是華房做的。問，“哪是誰做的”？我說是我陳大姐做的。
當時凡是姓付的都對我瞪著眼，好像我占了他們好大個便宜。因為老陳是他們老太，我把老陳叫大姐那還得了？雖然他們知道公社有這個規定，40歲以下的都是平輩，但是我公開地對她們這樣說“陳大姐”還是第一次，他們感到很吃驚。老陳出來證實，“是我給我兄娃做的。誰要亂嚼牙巴骨瞅我決她（罵她）祖宗”。當時姓付的幾個大姑娘，小媳婦瞪著眼不詐聲了。這事給我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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