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妖魔化毛澤東時代、妖魔化防修反修實踐的歷史虛無主義分子，往往會無限夸大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更為罪惡的是，比資產階級自由派更腐朽、更落后、更為反動的封建主義分子，竟然污蔑毛澤東思想“無法制止打砸搶”、“無法制止亂象”，然后推銷他們那些臭氣熏天的封建地主階級仁義道德，揚言只有封建地主階級舊道德才能“制止亂象”。也就是在反動的、罪惡的、腐朽的封建主義分子看來，戰無不勝的、無產階級的毛澤東思想“解決不了”這類“只能用仁義道德解決”的問題。
事實真是如此嗎？事實恰恰與封建主義者的幻想相反——封建社會的“仁義道德”，三千多年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思想則用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解決了。毛澤東思想能解決一切封建主義解決不了的問題，而封建主義根本沒有解決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無法解決的問題”的能力。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壓榨、地主階級對農民群眾的燒殺搶掠，難道不是比封建主義者們所過分夸大的“打砸搶”嚴重成千上萬倍的打砸搶嗎？這難道不是對農民殘酷的階級壓迫嗎？如果剝削階級所謂的“仁義道德”能解決問題、能使社會被“正義”徹底占據，為什么還有一次又一次被剝削階級壓得喘不過氣的農民的起義和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替呢？為什么還會有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土地改革呢？
一、剝削階級舊文化的根本屬性及其和社會主義的對抗性矛盾
毛主席深刻指出：“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就是儒家創始人的根本階級屬性！儒家所講的“仁義道德”，虛偽至極。這些“仁義道德”，只不過是剝削階級用來欺騙人民、愚昧人民、奴役人民的旗號而已。剝削階級只對本階級講真的仁義，對人民則是進行殘酷的階級壓迫的。不然，他們怎么不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取消他們剝削人民的特權呢？
所以毛主席講：“思想領導不能放松，要用馬克思去和孔子對抗，爭取群眾，你有孔夫子，我有馬克思。要辨別風向，才好寫文章。我也想寫，想辭去國家主席，當主席寫篇短文好像不像樣子。一個人經不起風不行。我叫孩子們去算命，讓他們取得經驗。動搖分子有風就動搖。”（《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不批判孔夫子、不批判剝削階級用來壓榨和奴役人民的舊道德，就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動搖、就是對剝削階級的妥協。不講階級斗爭、不講階級立場的“普世”的“仁”、“禮”、“信”，都是欺騙和奴役古代人民的外皮罷了！如果儒家貴族真的對人民講“仁”，如果真的有超越階級的“仁”，他們為什么還要剝削人民，而不廢除階級剝削呢？為什么還有一次又一次的階級壓迫導致的王朝更替呢？
世界上不存在不具備階級屬性的道德，不存在超越階級的“仁”、“禮”、“信”。正如毛主席所說，“所謂倫理學，或道德學，是社會科學的一個部門，是討論社會各階級各不相同的道德標準的，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工具。其基本對象是論善惡(忠奸、好壞)。統治階級以為善者，被統治階級必以為惡，反之亦然。就在我們的社會也是如此。”（《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2年，六十九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仁是什么，就是友好相處、不侵犯對方利益。你對剝削階級講“仁”，和他們“友好相處”、不和他們進行對抗性的斗爭，就是對人民的不友好。對剝削階級不仁、不友好，和剝削階級進行對抗性的階級斗爭，徹底消滅剝削，才能滿足人民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之中，特別是在戰爭之中，如果不通過各種策略欺騙剝削階級、如果對階級敵人講所謂的“信用”，就是對人民犯罪！毛主席如果不分階級屬性的講超階級的“仁義道德”、“禮儀信用”，“友善”的不消滅剝削、和剝削者“和諧相處”，“誠實”的把四渡赤水的計劃告訴階級敵人，就不可能領導中國大革命走向勝利，新中國就不會成立了。
總之，在各階級之間，從來沒有超脫階級屬性的仁義道德，只有階級利益的斗爭。正如毛主席所說，必須認清剝削階級分子的本質，“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儒家宣傳的所謂的超越階級利益的道德，實質上就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剝削階級壓迫人民的工具而已。還以那句話，如果真的有所謂的超階級的道德，那就不會有地主階級的階級壓迫了；如果腐朽的封建仁義道德真的能解決問題的話，更不會有中國古代的歷次農民起義、王朝更替了。
二、毛主席講的共產主義道德規范，才是最先進、最正確的道德規范
毛主席極其重視開展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也只有共產主義的道德教育而不是剝削階級的舊道德教育才能讓中國實現飛躍性進步。在審閱陸定一同志的文章《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時候，主席就加寫了：“發展健全的身體，發展共產主義的道德”（《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8年，六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共產主義道德是比剝削階級舊道德先進一萬倍的新道德。
那么，什么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呢？主席精準指出：“共產主義就是為公”（《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污蔑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無法解決“打砸搶”的封建主義者們，請回答我，難道為公的話，阻止不了對人民的打、對公物的砸、對人民勞動成果的搶嗎？嚴格遵守共產主義的“為公”原則，是根本不會出現對人民、對公物、對人民勞動果實的打砸搶的。真的為公，就是像十月革命和解放戰爭一樣，打的是剝削階級、砸的就是奴役人民的鎖鏈、搶的是剝削階級無償占有的果實，這樣的“打砸搶”恰恰是正義的、進步的。
堅持共產主義的道德，會在行動中表現為什么？毛主席講：“我們工作的目的是為共產主義，具體講就是平時說的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5年，六十二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主席所堅持的共產主義新道德根本不同于舊社會一切傳統舊道德之處就在于，共產主義道德本質上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了消滅剝削、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解放而服務的，是具有階級立場的。這是剝削階級所鼓吹的超越階級的虛偽的仁義道德所沒有的。為人民服務、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主席也講的清清楚楚。主席說：“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毛澤東文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如主席所說，辦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
如果一個社會真的嚴格貫徹毛主席講的“為人民服務”，不僅不可能有對人民的“打砸搶”，還會出現消滅剝削、人人為公、人人平等、互相服務、互相幫助的良好社會氣氛；即使這樣的社會存在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來解決。這樣的話，根本不會產生人民之間的打砸搶。有“為人民服務、人人為公、消滅剝削”這樣的共產主義的道德標準規范全社會，又有什么搬出剝削階級腐朽舊文化的必要呢？
三、毛澤東思想真的無法制止所謂的“打砸搶”嗎？
早在1966年的“十六條”中，就明確規定：“六、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當成人民內部矛盾。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十二、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些都是明確反對人民內部的所謂的“打砸搶”的。“十六條”是“決定”，是當時人人都要遵守的綱領性文件。后來的歷史實踐來看，只要有任何人違反了十六條、出現了“打砸搶”或者其他的不良行為，都是受到了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黨和人民軍隊的第一時間制止的。還要注意的是，煽動群眾犯錯誤的別有用心者們并不是缺乏腐朽的剝削階級傳統仁義道德，他們實質上是刻意在進行阻撓無產階級防修實踐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斗爭。
例如，當廣播電臺發生了兩派斗爭的時候，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就下發了《關于廣播電臺問題的通知》，實行了軍管。這一通知指出：“廣播電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凡是發生兩派斗爭的廣播電臺，一律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軍管，停止編輯和播送本地節目，只轉播中央廣播電臺的節目。已經進入廣播電臺的革命群眾，應當立即退出。”（《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以，群眾自發或者被別有用心者利用犯了派性斗爭或者其他錯誤，從來都不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犯了“縱容派性斗爭”或者縱容其他問題的“錯誤”，因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第一時間就規定了必須反對這些現象、提前準備了反對和制止這些現象的力量，并在這些現象產生時第一時間制止了這些現象。這和法律不讓小偷犯法、小偷犯法之后警察必定依法抓捕小偷、小偷犯法并不是法律的錯是同一個道理。得知出現所謂的“打砸搶”的時候，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都是第一時間成功解決和制止的。
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努力下，在人民解放軍的耐心教育引導下，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主動起來捍衛當家作主權力的群眾中的骨干力量比較迅速的實現了大聯合。于是，1968年6月下旬，“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各級革命委員會已經普遍建立起來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8年，七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如李捷老師所說：“由于毛澤東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關于實行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號召，對迅速穩定局勢起了重要作用。”（李捷：《中國有個毛澤東》）可見，不僅毛澤東思想可以制止所謂的“打砸搶”，毛主席本人的崇高威望也可以引導人民迅速解決問題，用不著所謂的剝削階級舊道德作為“保障”！
我們并不否認防修反修探索過程中有不足之處。正如主席本人所說：“只要把軍隊問題解決了，群眾問題很好解決。軍隊里的問題，也就是我們的工作問題。不是有一個‘七三’布告嗎?就是為著廣西的。開頭一個八條、后頭一個十條，也沒有這么大張旗鼓在群眾里頭做宣傳。你不宣傳，群眾就不懂得，那你怪誰呀?就是要造輿論。沒有群眾也就沒有軍隊，也就沒有黨。”（《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8年，七十五歲。）主席精準指出，問題是宣傳教育工作需要更加仔細、充足，而不是別的。正是因為主席從來沒有放棄必要的規范，所以主席總結得失的時候從來不認為自己有所謂的“缺乏體制機制準備”、“忽視嚴格規范”、“縱容派性斗爭”這些歷史虛無主義分子強加給他的莫須有的“錯誤”。
小結
李慎明老師深刻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袖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十分敏銳地借鑒蘇聯黨靜悄悄地改變顏色的深刻教訓，是最為重視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人。他及時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確保黨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并努力艱辛實踐。至于在艱難探索如何實現黨永不變質這一根本性的戰略思想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我們亦必須實事求是加以重視，并切實改正。但決不能由此否定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本身。”（李慎明：《關于正確評價毛澤東方法論研究——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
防修反修完全必要、防修反修戰略思想的基礎——共產主義思想也是完全正確的，而探索之中的曲折根本不是我們否定防修反修戰略本身的理由，更不是我們用剝削階級舊道德來取代共產主義新道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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