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摘錄）
鄧小平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鄧小平同志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以下為該自述的摘錄。）
一九二九年夏，蔣桂戰爭之后，俞作伯任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廣西督辦公署主任。俞極力表示進步，要求我黨派干部去他部隊工作，黨中央即派我作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寧過了一個月左右，情況發生了突然變化，我們決定舉行南寧起義，報告了中央并得到批準。九月的一天，我們帶領第四、第五兩個大隊和教導團的一部份舉行了革命兵變。第四大隊由張云逸同志率領開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隊一道走的。第五大隊由俞作豫同志率領開往龍州，李明瑞是隨五大隊行動的。后以四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七軍，以五大隊為基礎成立了紅八軍。
廣西右江地區，是一個比較有群眾基礎的地區，這里有韋拔群同志那樣的優秀的、很有威信的農民群眾的領袖，東蘭、鳳山地區是韋拔群同志長期工作的地區，是很好的革命根據地，這給紅七軍的建立與活動以極大的便利。我們一到百色，準備打紅旗，決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義。起義前夕，在十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電報，要我去報告工作。我在同張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于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龍州，到龍州后，對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開了黨員干部會，大家同意打起紅旗，成立紅八軍。我在布置之后，即由龍州動身，於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報告。中央批準了我們的行動，令我回廣西任七軍政委和區委書記兼八軍政委。一九三○年三月間，我回到龍州紅八軍，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傳達了中央指示。當時左江形勢日益困難，我同他們商定，不能立足時，可向七軍靠攏。紅八軍成立不久，被敵襲擊，損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后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紅八軍剩下幾百人（約半個團）由袁振武等同志帶到了右江，合并到七軍里面了。紅七軍回到右江，大約是七、八月間，我同張云逸等同志匯合了。
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十月中下旬，突然來了中央代表鄧剛（又名鄧拔奇［？］），向我們傳達了立三路線，大講全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指令紅七軍立即出動，其具體任務是三句囗號，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廣州去”。全軍聽了都很興奮，於是在十一月初誓師，留韋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裝堅持右江根據地（韋英勇地堅持了多年，後被叛徒殺害，光榮犧牲），主力約七千人就向東出發了。這時我的思想情況是，聽到全國革命高潮到來，確很興奮，但同時感覺依靠這幾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廣西恢復了統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沒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堅決執行。鄧剛還傳達了中央的批評，說我們在右江的土地政策（這是我在中央時從紅四軍報告中學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執行右傾的富農路線，我對此也感到不快。
對于立三路線，聽了中央代表的傳達，確實是興奮的，并未覺得有什么不對，只是從以七軍本身力量來執行那樣大的三個囗號的任務，是困難的，又只是從打柳州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提出了意見，那時根本沒有什么路線問題的認識和覺悟。經過一番爭論，我終於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線，結果使紅七軍脫離了右江的根據地，又錯誤地決定了打武岡，進行梅花戰斗，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我作為前委書記，對此要負主要責任，這是無可推卸的。
紅七軍在立三路線的影響下，連打了幾仗，部隊損失很大。過樂昌河時，部隊被敵人截斷了。張云逸同志率領的軍直和一個團同我們失去了聯絡。我同李明瑞、許卓等同志帶領的一個先頭團，擺脫了敵人，繼續前進，大約在一九三零年底到了江西崇義。從當地特委處得悉，中央開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上臺，我內心有所震動（這點沒有向別的同志談，我對王明向無好感），同時崇義敵情并不嚴重，我即動了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的念頭。當時前委只有許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許、李的同意，并商定我離開期間，由許卓代理前委書記。隨后，我同許離開崇義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義途中，得悉有了敵情，聽到崇義方向的槍聲。那時我因為到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是前委已經決定了的，敵人來后部隊就會轉移，特委機關也會轉移，就同許卓商議，由他回部隊，必要時可向井岡山靠攏。我就動身于一九三一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報了到。
關于我離浚紅七軍到中央報告工作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博古的中央反對江西羅明路線時，曾對此事提出正式審查，令我寫了書面報告。我在報告中提請向當時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的許卓詢問，以后再沒有要我進一步寫報告了。現在我認識到，當時失去聯系的兩部份部隊還沒會合，立足未穩，作為主要負責人的我，在這種情形下離開部隊是絕對不應該的，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
一九三一年八月間，我們到了瑞金，這時正值紅軍主力反對敵人三次“圍剿”的時期。瑞金是中央蘇區的后方，但當時被反革命社會民主黨份子篡奪了縣的黨政領導，殺了不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弄得全縣群眾不滿，干部情緒低落，全縣面貌是死氣沉沉的。這時在紅軍工作的謝唯俊同志在瑞金，由上海來的余澤洪等同志也到了瑞金，大家商議推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其時與上級沒有連系），謝余等都幫助我作了一段工作。我們迅速地懲辦了反革命份子，為被冤屈的干部平了反，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干部（幾乎全是本地農民干部）群眾積極起來了，全縣局面大為改觀（關鍵在于有了大批與群眾有聯系的本地干部）。三次“圍剿”粉碎后，開了幾萬人的祝捷大會，熱情是很高的。我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一年多，大約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由省委（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調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的工作。三縣都是中央蘇區的邊區，赤白對立很厲害，我們自己的武裝，每縣只有百幾十人的獨立營，人民武裝（赤衛軍）的槍枝很少，由於“左”的經濟政策，商店大都關了門的，財政經濟也很困難。我在會昌工作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未能打開局面。在博古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大約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間，我被調離了這個工作到江西省委當了一兩月的宣傳部長，隨即由臨時中央開展了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江西羅明路線”。斗爭后，撤銷了我的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給了我以最后嚴重警告的處分，派到樂安縣屬的南村區委當巡視員。我到樂安后不足十天，又令我回到省委（據說樂安是邊區，怕出問題），不久，即調到總政治部當秘書長。當時總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賀昌。我當了兩三個月秘書長后，要求另調工作，于是分配我為總政治部宣傳部的干事，除了一般宣傳工作，還主編總政機關報“紅星”（小報）。這個工作我一直擔任到長征途中遵義會議的前夕。
在太行工作時期
一九四零年前后，我們碰到兩個問題，一是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一是百團大戰。當時彭德懷奉行王明路線，叫我們在反摩擦斗爭中，要盡可能避免摩擦專家張蔭梧、石友三等向蔣介石告狀。我有很短一段時間受了所謂“避免告狀”的影響，未能放手進行反摩擦斗爭，這雖未更多地影響我們的反頑斗爭和抗日斗爭，但不能說不是受了彭德懷所奉行的王明路線的影響。關于百團大戰，我當時不知道未經中央軍委、主席同意，也未過問，而是堅決執行了彭德懷的命令的，執行了錯誤路線（當時不了解這是路線錯誤）。隨后我曾在寫文章中贊揚過百團大戰，也是很錯誤的。
大約在一九四三年春，在太行分局開的一次干部會議上，彭德懷到了，講了很多謬論，就是他那一套所謂平等、自由、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觀點，口氣也是訓人的，對這對那都批評，引起到會其他人特別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駁，雙方爭論很激烈。當時我對彭德懷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對薄一波等人的觀點也有不少是不贊成的。我作為分局書記，在作結論時，完全采取了調和立場，避免觸及雙方的爭論，只正面說了根據地建黨、建政、群眾工作、對敵斗爭等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折衷主義即機會主義”，回想起來（過去不是這樣認識的），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性質的錯誤。在一九四五年五、六月間我到延安后，向主席報告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并把我在這次會議的結論原文呈交主席了。
在北京工作時期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 書 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劉少奇砍掉二十幾萬個合作社，據揭發我也是參與者之一，我當時沒有管農村工作，在討論時我講了些什么記不起來了，但思想上對農業合作社發展過快，怕不鞏固的想法是有的。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贊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于黨和人民，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后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贊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于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斗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后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斗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方面，或者在黨內斗爭（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制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干風的時候，我贊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干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 書 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斗爭、兩條道路的斗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只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后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里，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斗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面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面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于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面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來源：深讀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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