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全世界勞動者熱愛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毛主席逝世。
28天后，筆者老家呂梁“老實人”華國鋒和“呂端大事不糊涂”的葉劍英、汪東興等以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紀念堂選址等問題為由，逮鋪了四人。
隨后便以破壞wg和“四人”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等罪名，對“四人”及其支持者定性為極右路線，開始清理。
據鄧小平的女兒回憶，此時在江西下放參加勞動的鄧小平聽到這個“好消息”，內心激動，喊出“我還可以再干20年”。
這位被毛主席稱為“柔中有剛，綿里藏針”的小個子，果然能力出眾，出手果斷，三年時間，三下五除二就讓“老實人”回家修養。
隨后“4人”的罪名由極右變為極左，從破壞“群眾大運動”到支持“群眾大運動”，讓人驚奇。
歷史在徘徊，真理每前進一步都得付出巨大的代價，而后退九十九步，卻往往異常輕松。道路曲折坎坷，翻案不得人心，任你生前前呼后擁，鋪滿鮮花和獎章，不得民心，死后也終是秦檜、汪精衛的下場。
1.小崗村
小崗村因地勢隆起而得名，位于安徽省滁州市鳳陽縣，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適合農作物生長。
這個只有340戶家庭，1342人口的村子，處在中國，實在是太過普通。直到1978 年冬，小崗村 18 位農民，在 “分田到戶” 契約書上按下手印，開始了農業 “大包干”的道路。分田單干——三農問題的根源
據《人民日報》報道，這種方式極大釋放了蘊藏在小崗村每個人身上的生產力，到了1979年底，如同釋放了“魔力”，小崗村的糧食產量由之前的每年3萬斤左右，一下子增加到13.29萬斤，相當于 1955 年到 1970 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高達400元（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1978年全國人均收入171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2.34倍。
大家可能對400元這個數字沒概念，我舉個例子，1976年，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這些人的工資是404.8元工資，一般大學教授的工資是220元左右，城市工人收入為30到60元左右。
小崗村的神奇，讓筆者驚嘆。生產力、生產條件、勞動力等基本沒變的情況下，究竟是小崗村的村民人均是超人，一夜長出三頭六臂八條腿？還是說分田單干的魔力如此之強？以致于讓這個出了名的 “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僅用了一年的時間成了“富裕村”，收入蹭蹭蹭直上云霄？
竹子的生長速度很快，是因為在出筍前根系已生長了幾年，積累的營養富足，冒出地面后才會一天變一個樣，而小崗村仿若憑空出現如此盛景，這只有在改革開放的這批領導者手中才能誕生如此“奇跡”。
筆者在這里誠懇給個建議，大伙兒不如把國企分了，小崗村這小小的村都能在私分精神的帶動下收入翻18倍，中國這么大，比小崗村自然條件優越、勞動力充足的地方實在多不勝數，咱大干一年，讓老百姓收入都翻個20倍。一年20倍，3年8000倍，到那時別說是美帝，就是全世界加起來也抵不上中國一國富足，民族復興，共同富裕，不就實現了嗎？咱中國人富裕了也不能藏私，守著金山自己挖，應該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廣邀全世界窮苦人民到小崗村取經，人類大同不也就實現了嘛？
扯遠了。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安徽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的萬里夸獎小崗村：
“現在好了，馬列主義竟然出現在你們這小茅屋里了。你們干得好啊，能完成國家的，留足集體的，還能提高社員的生活水平，做到了對三方有利的事情。誰要說你們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官司交給我來打！”
（這位萬里大領導，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在鄧小平等人指揮下，實踐過分田單干，只不過毛主席等人認為這樣做會導致農村產生倆極分化，大多數農民陷入貧窮，所得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工人階級重新淪落為舊社會的牛馬，從而堅決否決了分田單干）。
小崗村從此被媒體宣傳為“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被譽為 “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名氣響徹全國，絡繹不絕的村莊去小崗學習“先進經驗”。
1993年，當年“分田到戶”的帶頭人嚴宏昌到中南海向萬里會報，說小崗村年人均收入為800元（國家統計局1993年全國人民收入為921元），直至2003年，小崗村的年人均收入還低于全縣平均水平，不足2000元。（安徽省統計局顯示，2003年安徽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為10581，鳳陽縣人均gdp為4859元，倆個數據做個參考）。
小崗村的自然環境基本未變，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畢竟沒有幾個村民能到北京受到升官的副總理萬里接見），收入卻從鳳頭落到了雞腳，又成了“吊車尾”的村。
是否是小崗村年輕人不好好干，偷懶耍滑，丟掉了父輩身上深藏的巨大生產力？或者是小崗村村民偷瞞不報，其實背地里早就是人人過億的大富豪？這個問題值得中國科學家們重視和研究，事關解開人類通往世界大同的鑰匙。
這么出名的一面旗幟，改革者當然不會讓它輕易倒下，物色一位精力旺盛、有能力、有責任的領導，去帶領小崗村富裕，沈浩同志這時候登場了。
沈浩，大學時就是全校唯一的“省級三好學生”，畢業后進入安徽財政廳擔任主任科員等職。2004年2月沈浩擔任小崗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村委會主任等職位。以下是他當任村委會主任期間的部分日記內容。
2004年2月22日沈浩在日記里寫道：
“昨天，被同學接到縣城吃飯，在座的有公、檢、法、稅務、團委等單位和部門的領導。大家對我到鳳陽表示歡迎，吃飯間談得最多的是小崗和小崗人。多是出于對我的關心，想讓我對小崗能多一點了解。所談的都是小崗和少數小崗人的缺點，埋愿我怎么會到小崗，去哪里都比到小崗強，小崗太難搞了，是搞不好的，更不要說出成績了，不出問題就好了。”
周圍同志和領導對他不理解，認為他本該在省財政廳任職，有更好的前程，去了小崗村實在是沒前途，沈浩還是毅然赴任，去踐行自己的理想。
2004年4月8日的沈浩這么寫道：
“那么按當前形勢，靠一家一戶種田是不可能有希望的，怎么辦？那就需要創新，需要第二次革命，這也符合與時俱進的思想——實行股田制，戶戶參股，規模生產，集體經營，有限的土地創造盡可能大的效益。由此我想，小崗能否來一次第二次革命——實行股田制，走合作社之路。把一家一戶的經營權收回，根據勞動力的素質和自愿情況把全村的勞動力分成種糧隊、蔬菜隊、設施農業隊 、旅游隊、物業隊……(年終合作社)按分配制度，統一分配，戶戶共享股紅。”
經過一個多月的考察和總結，此時沈浩開始意識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可能有希望，小崗村的希望在于聯合，在于集體化。
沈浩在2004年8月28寫道：
“小崗村二十多年來之所以沒有發展起來，就是因為正氣壓不住邪氣！公有資產無端被占有（公房、推土機、電腦等），村民的池塘被村霸在個別領導干部的支持下，強行養魚，不讓澆田，破壞農業生產，村民敢怒而不敢言。看！小崗村的邪氣到了何等地步！”
“可惱的是小崗人‘分’的意識太強，即使為他們好，要想順利實施卻非常困難。面對這一矛盾該如何處理呢？”
歷經4個月的艱難曲折，沈浩頻頻受到打擊，他認為小崗村發展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是私心太重，村民自私自利，只顧自己，艱難的環境沒有打倒沈浩，他繼續尋找出路。
2006年3月，沈浩找到了方向，他為了提高和統一干部思想，帶領全村干部到大寨、紅旗渠、華西村、南街村等以集體化出名的村莊參觀學習。經過一路“考查”，沈浩在南街村參觀留言薄上執地有聲地寫下10個大字：“學習南街村，重走集體路”。
沈浩開始組織小崗村村民，把土地從一家一戶中收回，重走集體化經營。
沈浩多方爭取資金，改善村民住房條件和生活環境。新建改建住房108套，絕大多數農民住上了兩層以上的庭院式樓房。沈浩在小崗村的6年時間，為了小崗村的發展，奔波多地招商引資，累計引進投資近30億元。
2006年底，沈浩在小崗村任職三年屆滿，村民強烈要求把沈浩留下來，起草挽留信，并組織98個人按了紅手印，派了十個代表，送到安徽省組織部、財政廳要求沈浩留在小崗村。
2008年12月，沈浩第二個任期就要結束。小崗村民，再次按下186個紅手印。大包干帶頭人嚴金昌對他說：“沈書記，現在三年又到期了，我們還想留你再干三年。”沈浩笑著說：“我不走了，永遠在小崗干了。”
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過度勞累導致心臟病突發，死于小崗村租住的房子內，年僅45歲。
2009年11月，應小崗村村民第三次按下紅手印強烈請求，政府將沈浩骨灰安葬在小崗村公墓。
2018年《人民日報》發了一篇重要新聞，題為《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人人分紅紀實》，里面說小崗村第一次實現了集體經濟分紅。
小崗村前三十年靠著毛主席時代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人民公社救濟，改革開放后是靠著合資入股的資本主義集體化生產方式得到分紅，可名氣卻是靠著分田單干打響全國，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一方面，小崗村“分田單干”的神話還在主流媒體上一遍又一遍的上演，另一方面，主流媒體報道著小崗村重走集體化的事實，倆種看似自相矛盾的觀點，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服務于市場經濟。分田單干是為全國走市場經濟鋪墊，村民按資入股走所謂集體化是為了發展壯大市場經濟。
歷史證明，背離客觀事物的發展，往往被碰的頭破血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