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29日下午4點,教員返回到停在九里山機場專用線上的專列,尚有余興,他連連說:“今天大開眼界,受益匪淺。”許世友等人說:“我們陪同主席,聽了一堂難得的歷史課,長了很多知識。” 教員說:“劉邦在這里戰勝了項羽,我們在這里戰勝了蔣介石。我們不能學習楚霸王,我們要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也要牢記自己的經驗教訓。”他對當地領導表示感謝,還應邀為他們題了詞,說希望他們把工作搞得更好。爾后,他又與許世友、江渭清等人一一握手告別。
臨走時,教員告訴王士英廳長說:“下站到蘭封,請你通知河南同志。” 5 點零5分,專列離開了古城徐州。教員去看望了滕代遠,詢問了他的病情,又說:“你的健康情況不好,以后外出視察工作,你就不要再陪行了,派一個副手來就行了。”專列直奔河南,停在了黃泛區簡陋偏僻的蘭封車站的一個岔道上,這里是蘭封支線。
10 月30日清晨,大自然在晨曦中蘇醒了過來。一夜未睡的教員穿著風衣,下了專列,眾人也陸續跟了下來。大家站在小車站的岔道上,可以聽到從遠處的村莊里傳來的報曉雞鳴。河南省省委書記張璽、省政府主席吳芝圃和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及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早已迎候在車站上。
張璽,職業革命家,原名王常珍,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平鄉縣東田村。1949年6月,他出任中共河南省省委書記;1956年患鼻咽癌,堅持工作;1959年病逝。
教員和張璽、吳芝圃、王化云、陳再道一一握手,他問起陳再道的家鄉、出身和經歷,陳再道一一作了回答。教員聽了高興地說:“你這個放牛伢子,現在當了司令,真不簡單!我知道,在戰爭年代你是一員戰將?,F在你們既要做好軍區的工作,又要積極參加地方的生產建設,要同地方黨政機關一起,把黃河的事情辦好。”
深秋的清晨,冷空氣迎面撲來,教員一行人沐浴著晨曦,踏著朝露,向著一個村莊走去。村頭的打谷場上,站著兩個像父子模樣的農民,長者約莫50來歲,年輕的有30來歲,都是中等身材。他們肩上披著黑色粗布小棉襖,穿著夾布褲子,褲腳用黑色的帶子捆綁在腳腕處,雙手交叉抱著雙肘。這兩位農民半張著厚實的嘴唇,以微笑的目光,注視著這一群不速之客。教員走到他們面前,親切地向他倆打招呼,與他們一一握手,問道:“今年收成怎么樣?” “還行嘍。”青年農民環顧了一下谷草堆,憨厚而高興地回答著。年長的農民補充說:“這里的土質不好,鹽堿地多,有的收成不行,不怎的。” 教員半側著頭,看著比他矮的農民,又問:“夠吃嗎?” “解放后,莊稼人的生產積極性高了,都為自己種地,精耕細作,夠吃。”年輕的農民這樣回答。年長的農民吸著旱煙,在旁邊點了點頭。教員說:“要改造鹽堿低洼地,就能提高糧食產量。” “能行?”年長的農民很有興趣地問。教員肯定地說:“能行!你們可以挖溝,疏通河流,翻淤壓堿,可以植樹,造林固沙,排灌。當然,這些要靠農民組織起來,生產形式再大一些,才能解決農田改造工程。”
告別了兩個農民,教員順著一條小路向西繼續走去。在不遠的一個小山溝的北山坡上,有幾處農舍。教員來到小山坡下,由省里陪同的領導做向導,向上爬去。李銀橋、孫勇急忙加快兩步,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扶著教員,爬上了土坡。土坡上面是一塊平地,北邊有一排房子,用土墻分成數家,毛澤東隨著省領導走進西側中間的一家。這一家是兩間房子,門上掛著有補丁的棉布簾。屋里的光線很暗,只有一個五六十歲的女主人在盛著玉米棒子的柳條笸籮里脫著玉米粒子,嘩啦嘩啦的聲音像小曲一樣,從笸籮里傳出來。省領導將一條唯一可坐的長板凳搬到女主人的斜對面,請教員坐下來。教員緩緩地坐在了凳子上,背對著門口,彎曲著上身,面對著低著頭脫玉米粒的老太太問:“你家里其他人哩?” “兒子當兵去了。”老太太頭也不抬,頭頂對著毛澤東,手里不停地搓著玉米棒子。“還有什么人哪?” “老頭子一早起來,就去趕集啦。” “打的糧食夠吃嗎?” “打的不多,鹽堿地不愛長。” “??!” 教員同情地應了一聲。這家的女主人并不知道對面的客人是教員,她一直埋著頭,做她的營生,從沒有抬過一次頭,看一看和她交談的人是誰。“我們要走啦。” 教員離開了長凳,伸直了腰,站了起來,向女主人告別。“你們要走啦,不喝點水呀?”女主人用農村中的客套話應酬著,她仍然坐在矮凳子上未動地方。“不喝啦。” 教員邁著沉重的步子,走出了戶外,順原路返回。
剛一下坡,迎面走來一位花白胡須的老農,約莫60多歲,粗壯的身體,穿著一身夾布上衣,腰間束一條粗粗的黑色褡包,夾衣外面披著一件黑色的小棉襖,見到教員一行人,客氣地說:“要走啦,到家去坐一坐吧!” “趕集回來啦,剛從你家出來!”省領導打著招呼,又把臉轉向教員說:“這位是那家老太太的老伴。” 教員剛走到下坡的當兒,后面突然傳來那老年婦女的聲音:“毛主席呀,您來啦!” 教員扭頭一看,只見那位老太太,已經站在了土坡的邊上,笑瞇瞇地半張著少了幾顆牙齒的嘴。她可能是剛從回到家里的老伴嘴里,猜測到是教員來到家里了。教員臉上露出了笑容,在李銀橋、孫勇兩位副衛士長的攙扶下,舉起右手,輕輕地上下擺動了幾下,向她表示致意。老太太看清楚了教員那高舉的右手,又高聲問道:“毛主席呀,斯大林來了沒有哇?” 教員和他周圍的人都被問笑了。羅瑞卿笑著說:“嗨,這位老太太還真有點國際主義精神哩!”
教員路過一個小學校時,聽到了朗朗的讀書聲,這位曾經立志當老師的國家主席被吸引住了。他走到教室的窗前,認真地聽了一下女教師的朗讀,微笑了,評價說:“教得好!”女教師急忙跑出教室,追上張木奇說:“同學們看到毛主席了,我想見一下毛主席行嗎?”張木奇不敢做主,便婉言謝絕了。
教員一行人回到專列上,用了早餐。河南省委的張璽、吳芝圃和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云來見教員。王化云準備向教員匯報治理黃河的情況。教員不熟悉王化云,就問道:“你叫什么名字?”王化云說:“我叫王化云。變化的化,云彩的云。” 教員微笑著說:“雨水多了,化云就開晴,逢到干旱,化云就下雨。我看咱們中國有了你,老百姓吃飯可以不發愁了。”眾人聞言皆笑。教員說:“走,咱們去看黃河,且看且說吧。”
一行人驅車來到黃河南岸的東壩頭堤段。吳芝圃介紹說:“這東壩頭就是清朝咸豐五年黃河決口改道的地方,名叫銅瓦廂。” 教員看到東壩頭的防汛人員,正在檢查、修整堤壩,就問王化云:“像這樣的大堤和石頭壩你們修了多少?”王化云回答說:“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壩近5000道。過去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代,這些埽壩很不堅固,現在都改成了石壩。”教員問:“黃河6年內沒有決口泛濫,今后再繼續把大壩和埽壩修好,黃河是否會決口呢?”王化云說:“這不是治本的辦法,如遇異常洪水,還有相當大的危險。” 教員笑著說:“黃河漲上天怎么樣?”王化云還是一本正經地說:“不修大水庫,光靠這些埽壩擋不住。”說話間,眾人來到了楊莊險工地段,教員指著手持鋼棍的技術人員,問王化云:“他們這是在干什么?”王化云立即用手招來一位工程師,說:“請你向毛主席匯報一下,你們是在干什么。”工程師興奮地說:“毛主席,我們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黃汛時決堤的重大隱患,如果洪水灌進鼠洞,就會順著洞穴流向鼠洞的另一個開口,假如另一個洞口開在堤壩的外側,洪水便會迅速地流向堤壩的背河道的一面,因為洪水的壓力很大,加上堤土遇到水時就會軟化,易被沖掉,鼠洞就在洪水的沖擊下迅速地擴大、崩塌,而導致決堤。”教員聽了,感嘆道:“千里之堤,潰于一穴。”說罷,又問工程師:“怎么個檢查法呢?”工程師向一位距離近的技術人員招了一下手,那位技術人員小跑過來,工程師接過他手里的鋼棍,在教員的腳前,一邊做動作,一邊解釋說:“我們用雙手錯開,持鋼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為了增強沖力,再往深部刺去,這樣反復地向下刺去,如果遇到鼠洞,雙手就會感到無抵抗的刺空感,就可以斷定有鼠洞了。” 教員又問:“發現鼠洞之后,又怎么辦呢?” “如果發現鼠洞,就將鋼棍刺入的小孔擴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漿澆灌進去,使其充滿鼠洞。老鼠如果來不及逃走,就會被水泥固鑄在洞內。這樣一來,既堵了鼠洞,又殺死了老鼠,加固了堤壩。” 教員聽了,臉上泛起了贊許的微笑,他說:“好,我來試試。”說著,他興致勃勃地把袖口稍微卷了一下,從工程師手中接過鋼棍,刺入地下,不到兩分鐘,已經刺入地下1米多深。他的臉上露出了愜意的微笑,稱贊說:“可以,是個好辦法,簡單易行。”工程師也高興地說:“這是我們的小小發明,別的地區的防汛人員,常常來到我們這里取經哩。” 教員說:“很好,謝謝你啦。”他握別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站在東壩頭的堤岸上向對岸望去,用手一指對岸,側頭問王化云:“那是什么地方?”王化云說:“那是西壩頭。” 教員問:“咸豐年間,清政府為了對付太平軍,就是在這里決口的?”王化云肯定地說:“就在這東壩頭。”
教員回到專列上,告訴汪東興說:“開車,繼續向西,去開封。”于是,專列離開了蘭封車站,向西馳去。
眾人用過午飯,羅瑞卿勸教員說:“主席,你休息一會兒吧。” 教員沒有應聲,正在思考著水利的事,他突然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這可能是他首次想到了南水北調的問題。少頃,他又對王化云說:“上午在東壩頭收獲不小,但這里看不出懸河,我想找個地方看看懸河,在哪個地方比較好?”王化云說:“在柳園口比較好。東壩頭因決口,河道沖深了,所以懸河不明顯。” 教員問:“那里的懸河能高出地面多少米?” “3 到5米。封丘曹岡險段,高出8到9米。開封城內地面比黃河低5到6米,如果來洪水相差更大。” “那我們就到那里去看看吧。”羅瑞卿再次勸教員休息一會兒,教員擺擺手,意思是你們休息吧。他對黃河的事興趣正濃,高興地對王化云說:“‘黃河’,你是好人啊!你為治黃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你能為辦好黃河的事,繼續努力工作。”
教員戲稱王化云為“黃河”,可見他對這位治黃專家是非常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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