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
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
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話說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為了更深入地討論和研究一些問題，毛澤東批準成立了一個由22人組成的核心小組，也叫作中心小組，其成員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陳伯達、羅瑞卿、謝富治、谷牧、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
從8月9日開始到8月20日的12天內，中心小組開了8次會，會后由中央局第一書記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澤東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
8月9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
“今天單講共產黨垮不垮得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國民黨干了23年，垮臺了，我們還有幾年？農民本來已經發動起來，但是還有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地主、富農復辟的問題。還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話說，國民黨在臺灣搞了一個政綱，土地收為農民所有，但又保護地主。毛澤東說：
“各地方、各部門專搞那些具體問題，而對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問題不去搞。單干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鄧子恢問題。毛澤東說：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討論就走，這種辦法不好。為什么不請鄧子恢來？他不來，我們的對臺戲唱不成。建議中心小組再加5個人，鄧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胡繩。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不說幾千年，講那么長嚇人。社會主義才幾十年，就搞得干干凈凈？歷代都是如此。蘇聯到現在幾十年，還有修正主義，為國際資本主義服務，實際是反革命。《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有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只有資本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講錯了，要更正。
有困難，對集體經濟是個考驗，這是一種大考驗，將來還要經受更重大的考驗。蘇聯經過兩次大戰的大考驗，走了許多曲折的道路，現在還出修正主義。我們的困難比蘇聯的困難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們搞得最好。因為從全國說，土改比較徹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權中混進了不少壞分子與馬步芳分子。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于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爭沒有了。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是長期的。高級合作化，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消滅資產階級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補充了不足。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蘇聯從1921年到1928年單干了近10年，沒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體化。1935年才取消各種購物券，他們的購物券并不比我們少。找幾個同志把蘇聯由困難到發展的過程，整理一個資料。這事由康生同志負責，搞一個經濟資料。
動搖分子堅決鬧單干，以后看形勢不行又要求回來。最好不批準，讓他們單干二、三年再說，他們早回來，對集體經濟不會起積極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能講一片黑暗，1960年以來，不講一片光明了，只講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亂，于是提出任務：單干，全部或者大部單干。據說只有這樣才能增產糧食，否則農業就沒有辦法。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分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而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赫魯曉夫還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康生插話說：現在的價格，低出高進，不利于集體經濟。毛澤東說：
“內務部一個司長，到鳳城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經驗。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對下面有所幫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隨便提出個人意見。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東西都應由中央批準，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領導要有個態度，否則錯誤東西泛濫。反正有3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買辦階級，美國資本主義農場，平均每個場有16戶，我們一個生產隊20多戶。包產到戶，大戶還要分家，父母無人管飯，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河北胡開明，有這么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的論調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么久，從1960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么。
有沒有階級斗爭？廣州有人說，聽火車轟隆轟隆的聲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開的像是‘沒有希望’，‘沒有希望’。有人發國難財，發國家困難之財，貪污盜竊。黨內有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每一個省都有那么一種地方，所謂后解放區，實際上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黨員成份，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對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還不徹底，明顯的貪污、腐化，這部分人好辦。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主義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陽過來，陰過去，陰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傳反帝、反封建，宣傳力量比較集中，婦孺皆知，深入人心。社會主義才10年，去年提出對干部重新進行教育，是個重要任務。‘六大’只說資產階級不好，但是對資產階級加了具體分析，反對的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對別的資產階級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沒收國民黨、大資本家、帝國主義的財產，這些拿到我們手上，就是社會主義性質，拿到別人手上是資本主義性質。1953、1954年搞合作社，開始搞社會主義。互助組、合作化、初級社、高級社，一直發展下來。真正社會主義革命是從1953年開始的。以后經過多次運動，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展開。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對，中間有些工作有錯娛，最主要的是高征購，瞎指揮，共產風，幾個大辦，安徽“三改”，引黃灌溉（本來是好的，不曉得鹽堿化）。因此四個矛盾再加上一個矛盾，正確與錯誤的矛盾。高指標，高征購，這是認識上的錯誤，不是什么兩條道路的問題。好人犯錯誤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完全不同，與混進來的及封建主義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設多招了2000萬人，沒看準，農民就沒有飯吃，就要浮腫，現在又減人。
有些同志一有風吹草動，就發生動搖，那是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和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思想準備，沒有馬列主義，一有風就頂不住。對這些人應讓他們講話，讓他們講出來，講比不講好，言者無罪，但我們要心中有數，行動要少數服從多數，要有領導。少奇同志的報告中說：“要正確處理單干，紀律處分，開除黨籍……”。我看帶頭的可處分，絕大多數是教育問題，不是紀律處分，但不排除對帶頭搞分裂的紀律處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這是無產階級和富裕農民之間的矛盾。地主、富農不好講話，富裕農民就不然，他們敢出來講話。上層影響要估計到。有的地委、省委書記（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農民。要花幾年功夫，對干部進行教育，把干部輪訓搞好，辦高級黨校，中級黨校，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么行？
我們這政權包了很多人下來，也包了大批國民黨下來，都是包下來的。羅隆基說，我們現在采取的辦法，都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不搞階級斗爭。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斗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和平過渡，就是穩不過渡，永遠不過渡。
我在大會上只出了個題目，還沒有講完，有的只露了一點意思，過兩天可能順成章。3年解放戰爭，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對兩種資本主義的改造很順利。有的地區的民主革命還是不徹底，比如潘漢年、饒漱石，長期沒發現。修正主義的國內根源是資本主義殘余，國外是屈從帝國主義的壓迫，莫斯科宣言上這兩句話是我加的。1957年國際上有一點小風波，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級臺風，他們準備接管政府，我們來個反攻，所有學校的陣地都拿過來了。反右后，1958年算半年，1959年、1960年大躍進。1960年開始搞《十二條》，1961年搞《工業七十條》，《農業六十條》。過去分田是農民跟地主打架，現在是農民跟農民打架，強勞動力壓弱勞動力。有這樣一種農民，兩方面都要爭奪，地富要爭奪，我們要爭奪。小資產階級、農民有兩重性，碰到困難就動搖，所以我們要爭奪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共產黨領導。農村的事，依靠貧農，還要爭取中農，我們是按勞分配，但要照顧四屬、五保。
2000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能辦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的商業政策，沒執行，按勞分配的政策，也不執行，不是促進農業，集體經濟的發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響。商業部應該改個名字，叫‘破壞部’，同志們聽了不高興，我故意講得厲害一點，以便引起注意。商業政策、辦法，要從根本上研究。這幾年兔、羊、鵝有發展，這是因為這幾樣東西不征購。打擊集體，有利單干，這次無論如何得解決這個問題。
中央有事情總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軍事、外交，有些部門像計委、經委，還有財貿辦、農業辦等口子，問題總是不能解決。中央大權獨攬，情況不清楚，怎樣獨攬？人吃了飯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個部門鬧革命，為什么不可以到別的部門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廣州、江西七、八年，陜北13年。不一定在一個地區干，永遠如此。中央、地方部門之間，干部交流，再給試一年，看能否解決，陳伯達同志說不能再給了。財經各部委，從不做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系中央，下不聯系群眾。謝天謝地，最近組織部來了一個報告。外國的事我們都曉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曉得，但是北京各個部，誰曉得他們在干些什么？幾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據說各省也有這個問題。”
8月11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說：
“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陜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只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么。17世紀是什么時代呢？那是中國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過一個世紀，到18世紀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時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個時代，就是產生賈寶玉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時代。乾隆時代，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但是還是封建社會。這就是出現大觀園里那一群小說人物的社會背景。”
鄧小平發言說：
“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止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干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無論在國際斗爭方面，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
劉少奇發言說：
“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1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5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5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
毛澤東插話說：
“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8億斤，全國都增產。”
劉少奇接著說：
“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干在全國已占20%，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10%。因此5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
毛澤東插話說：
“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劉少奇接著說：
“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毛澤東插話說：
“恐怕還是1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并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只損失20%到30%，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復需要5年到8年。講農業恢復，不要說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么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夸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2000萬、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干風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劉少奇說到在經濟上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插話說：
“不只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面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接著說：
“農業是關系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只能這樣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澤東插話說：
“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么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60%搞集體半集體，40%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否則生產就要破壞。”
8月12日，毛澤東找來1961年廬山會議印發的中央農村工作部8月24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要求在會議上重新印發，他在一大段批語中批評了鄧子恢，而且還算了鄧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賬以及在1955年砍20萬個合作社的舊賬。
8月13日，羅瑞卿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說到了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澤東插話說：
“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面的。”
羅瑞卿談到安徽太湖縣錢讓能在寫給毛澤東的《關于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復。毛澤東插話說：
“為什么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么恢復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10個縣今年就可以恢復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復的問題。”
羅瑞卿說到軍隊一些高級干部，對于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插話說：
“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只過了兩個月，我到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8億到10億斤。”
鄧子恢在會議上作了檢討，他說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毛澤東插話說：
“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30萬人只留下2萬8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后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說，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4次話，贊成包產到戶。毛澤東說：
“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調查，只調查了1個公社的1個隊，在湘鄉、寧鄉也只調查了1個隊，連1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于你，你敢講了。你6月講了，只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說：主席提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他還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10年。毛澤東插話說：
“我們各方面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瞎指揮我們不干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復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1964年掃尾。”
后來到1964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果然實現了全面好轉，實際情況驗證了毛澤東的這個估計是完全正確的。
譚震林在這次會上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多了。
康生則發言說：過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出現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言，講到了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插話說：
“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斗爭忘記了。現在階級斗爭的形式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著說：
“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540萬噸，今年進口470萬噸，減少了70萬噸。逐年減少。”
毛澤東插話說：
“減少了70萬噸，就是14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到2000萬，減到2000萬，進口還可以再減。”
他轉向周恩來問道：
“今年進口糧食減少70萬噸，明年能減多少？”
周恩來比較謹慎，他說賬還沒有算，可先減70萬噸，再看一看。李先念接著說：
“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澤東說：
“只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后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系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干什么？”
李先念檢討說：
“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
毛澤東說：
“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
8月20日，毛澤東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說：
“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指鄧子恢——筆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干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歷史做結論。”“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聯系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階級、階級斗爭問題，有的同志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17世紀40年代，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間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明確宣布，他的學說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到了列寧，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以后，馬克思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
毛澤東還說：
“過去簡報看得少，這次的簡報都看了。對講階級、階級斗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斗爭，就沒有勁了。”
8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全體會議，由陳毅作了關于國際問題的報告。
爾后，歷時1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以較大的精力討論了毛澤東的講話，并以他的講話為指導，為八屆十中全會從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作了準備。
這天晚上，毛澤東乘專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開始舉行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會議前期主要討論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批評鄧子恢的“單干風”；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干部交流問題。會議后期以各中央局為單位的6個組先后轉入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
預備會議一直開到9月23日才結束。
1962年9月9日8時32分，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指揮導彈部隊某部岳振華等，一舉擊落臺灣國民黨美制U-2高空偵察機，飛機殘骸墜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羅家集附近，中校飛行員陳懷生跳傘被俘，因傷重搶救無效死亡。
周恩來給劉亞樓打去電話祝賀說：
“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美U-2飛機前幾天侵入蘇聯境內，他們只是提了抗議，我們卻把這種飛機打下來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慶祝擊落U-2飛機的重大勝利。周恩來、賀龍、羅瑞卿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出席了大會。
一時間，此事成為世界輿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有的人認為“對中國國防現代化應該重新評價”。有些國家的駐京記者活動頻繁，總想弄清楚中國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國U-2飛機的。
9月中旬的一天（應是16日，周日），毛澤東再次派秘書把他的堂弟毛澤榮從賓館里接到了菊香書屋。
原來，毛澤榮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到了北京，這是他第4次進京了。（據毛澤榮的養子毛會華說，毛澤榮第4次進京是在1964年春，由他陪他，而且他回憶的進京后的情形與下面的記載也大不一樣。他還說，毛澤榮還有5次進京，6次進京，讀者若有興趣，可在網上查閱——筆者注）。毛澤榮自從上次從北京回到家鄉后，常常請人代筆寫信，向毛澤東反映鄉間的一些情況，有時也難免被人利用，甚至為“右派”說情。1957年，曾因“替右派翻案”，他的行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澤東回韶山，宴請了許多父老鄉親，唯獨沒有通知他。當毛澤榮聞訊后，從楊林趕到韶山沖求見“主席三哥”時，毛澤東已經離開韶山經寧鄉到長沙去了，毛澤榮唯有嘆息不已。毛澤榮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幾天，還未見到毛澤東。他多方打聽并催促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盡快見毛澤東。有一天，毛澤東的秘書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進會客廳，對著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澤東喊了一聲：“主席。”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澤東起身與他握手，寒暄了幾句，便坐下來敘話。毛澤榮說：
“主席，我這次來，有好多話要跟你說。”
毛澤東說：
“我現在工作忙，沒有時間陪你。你還是到賓館住一段時間，等我稍微得閑，請你來吃餐便飯，我們再好好談談吧。”
兄弟倆這次見面僅僅只有5分鐘。毛澤榮回到賓館，一直等著中南海的通知，待他第二次被接到菊香書屋的這一天，正好是個星期天，毛澤東家中十分熱鬧。大女兒李敏和女婿孔令華小夫妻倆回來了。小女兒李訥從學校里回來了，在醫院養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澤東把幾個孩子叫到身邊，向毛澤榮作了介紹，并讓孩子們向毛澤榮叫五叔。
江青興致很高，親自做了飯菜，而且是按照毛澤東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風味。毛澤榮滿以為三哥請他吃飯，可以開開洋葷。哪知道桌上擺的全是幾樣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澤東因為全國人民在過苦日子，正在帶頭不吃肉哩。
吃飯時，毛澤東不停地招呼毛澤榮吃菜，毛澤榮卻吃不下。毛澤東吃得挺香，一邊吃飯，一邊和他拉家常。
“澤榮，你年紀大了，到外邊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況，你不要來京。”
毛澤東認真地說著。毛澤榮卻說：
“主席，我本來也不想來打擾您，只是我家有困難，家底子窮，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邊又無兒無女，只有兩個孫子年齡還小。所以，我才來北京找您。”
毛澤東放下飯碗，溫和地說：
“澤榮，你有困難，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黨的主席，我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不能只考慮你一個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講過，你有困難，還是要找當地政府解決。”
毛澤榮聽著毛澤東的話，默不作聲。毛澤東點燃一支煙，接著說：
“目前，國家正處在困難時期，國家的科學技術還不發達，全國人民都在過緊日子。我這個主席當得不好，我有責任。今后還是要依靠黨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要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縮小三大差別。現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黨上下全國人民一樣，你也不能例外。”
毛澤東說到此處，加強了語氣：
“當地人民過得去，你也過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親屬，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來北京，要經過我的批準。”
飯后，毛澤東一家和毛澤榮合影留念。毛澤東身著呢子大衣與毛澤榮并肩站著，左右兩邊分別站著李敏、李訥和孔令華。江青親自為他們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機交給攝影師，身著呢子大衣，頭戴頭巾，也站在毛澤東身邊，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澤榮臨走時，毛澤東交代他說：
“你在北京住幾天就回去，好好參加勞動，搞好生產，改善生活。這幾天，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叫我的秘書陪你到長城和京城的風景名勝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澤榮此次在京，重游了京華名勝。賓館服務周到，鄉下生活哪有這般舒服，因此他流連忘返。毛澤東得知此情，便叫秘書用自己的稿費買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給毛澤榮，要他回家。
毛澤東又給楊林公社寫了一封信，讓毛澤榮順便帶回。他在這封信中囑咐當地政府說，今后毛澤榮來京，要經他的許可。
毛澤東給堂弟買的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藍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鋪有純羊毛，制作精細考究。毛澤榮回到家鄉后，每次穿上這件大衣，都會不無榮耀地說：
“這是我三哥送給我的。”
毛澤榮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接到信后，指示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從他稿費中拿出200元，寄給毛澤榮。秘書室同時又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毛澤榮同志：
寫給毛主席的信，已經主席看過。他送給你200元，作為你家庭生活補助。此款另交郵局匯去，請查收。主席說，毛澤連夫婦不要來北京。請你轉告他們。此復。
此致敬禮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1962年9月25日
再說9月18日晚，毛澤東接見了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
原來在8月下旬，由日本工人教育協會副會長宮川實率領的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到了中國，目的是要了解中國革命斗爭的經驗。他們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到北京能見一見毛澤東。
是日晚，毛澤東在會見中同代表團成員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談了一些中國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經驗要點。宮川實團長懇切地要求毛澤東給日本工人題詞，以鼓舞他們的斗爭和學習，毛澤東爽快地答應了。他還以商量的口吻問：
“那就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日本的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好不好？”
宮川實說：
“這一句話是我們來中國20多天感受最深的一點，也是收獲最大的一點。”
9月19日，日本工人代表團果然收到了毛澤東的題詞，只見毛澤東寫的是：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各位朋友之命，書贈日本工人朋友們。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這幅毛體書法作品帶標點符號長達近百字，分寫在8張宣紙上，前5頁屬正文，落款占3頁。整幅作品文筆雄強豁達，以勁直之筆為主，略帶圓轉之筆，縱勢結體挺拔傲岸。
第二天，即在1962年9月20日，首都各大報都在一版的顯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澤東會見日本工人朋友的新聞和照片，但對題詞卻沒有作任何報道。在時隔6年之后的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個題詞，刊載了題詞的手跡，并發表了社論《各國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全面闡述了毛澤東題詞的偉大意義。《紅旗》雜志在10月14日的第4期上同樣以超乎尋常的姿態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和手跡。
9月20日下午，岳振華隨劉亞樓等人來到中南海，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擊落臺灣美制U-2高空偵察機的情況。毛澤東非常高興，在聽取匯報中多次鼓掌。岳振華匯報結束后，毛澤東握著他的手，連聲說：
“岳振華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閻長貴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撰寫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這是他大學畢業分配到《紅旗》雜志社一年多來的第一篇習作。文章主要批評了那種“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讓工作人員印發給八屆十中全會籌備會議人員，他在批示中寫道：
“印發各同志研究。犯了錯誤，只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
欲知毛澤東此后主持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結果如何？請繼續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8月20日最后一次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說：“問題講清楚，不傷人。”“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聯系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事實上，從“七千人大會”前后到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黨內斗爭并非如此輕松。正如本傳前面所述，毛澤東硬是憑借著他那無可動搖的權威，在回京后果斷地采取了措施，這才扭轉了局勢：先是在7月8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開會，表明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熱心搞什么包產到戶，分田單干。迫使劉少奇、鄧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政治綱領《恢復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胎死腹中。繼之，他在7月18日緊急下發了《關于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奪回了黨的輿論陣地；7月25日又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從8月9日開始，通過中心小組會議爭取到了中央和地方大員中的多數人支持，終于迫使劉少奇等人改了口，開始了暫時的全面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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