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劉伯承回顧了那次“更換任務”：
再說過大雪山，我到前面調查情況，遇到董振堂（在丹巴），他說：“過來過去，亂整一氣”。我說：“這次該你們兩位（董和黃超）爬大雪山了，你們偵查的怎么樣哪？”他 們都說不能過去，現在就沒有糧食。于是我趁機說：“這是你們這樣說哪，那就只有北上，我就打電報了，將來有亂子我們大家擔。”我便給張國燾打了一個電報：大雪山過不去，我們只有北上，如果不同意，五點鐘前回電。否則我們就北上了。電報發走后，我就按著黃超看表，到五點的時候，我問黃：你看時間到了沒有？他說五點半了，我說：“好，走！”[1]
劉伯承這里所言的“大雪山”指的是大炮山，這座雪山如今已是鮮為人知，但在當年卻是從丹巴到康定的一條最便捷的要道。年前南下時，紅五軍曾經奪占過這座雪山埡口，爾后又與國民黨中央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來回拉鋸。這是《康道爐戰役計劃》的預定進軍路線。此間的劉伯承在實際是站在三岔路口作選擇：要么按《康道爐戰役計劃》的原案和徐、陳首長2月18日致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委員黃超電中“你們即準備好一個團，待八十九師到懋功后，立即出發，先取太寧或登寶”[2]的指示，沿東谷河而下行去奪取牦牛、大炮山一線陣地去完成“奪取康定”的任務，要么翻越黨嶺雪山先奪道孚，因為國民黨軍第五十三師李韞珩部已控制大炮山、奎擁、牦牛、銅爐房一線陣地，封鎖了紅軍經牦牛、奎擁、疙瘩梁子，經泰寧而取道孚的道路！[3]所以，要“先取道孚”，就必須改變原進軍路線。
劉伯承選擇了后者，董振堂支持，黃超也沒有反對，而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還明確表示了對劉伯承的支持。2月23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董振堂、黃超并劉伯承等：“我軍因糧道及完成戰略計劃，應先取道孚，然后再轉取太寧，截毛牛后路，開展新方向的發展。”[4]這很可能是徐向前、陳昌浩對劉伯承的選擇作出的“追認”，也是對《康道爐戰役計劃》的第一個重要修正！
而且……而且，而且根本不再提及“奪取康定”，而是“開展新方向的發展”。
于是劉伯承、程世才等率先遣隊沒有沿東谷河下行，而是從丹巴去了邊耳的黨嶺。
然而去康定也好去道孚也好，都得翻雪山，不是這座雪山就是那座雪山，而且都是大雪山：去康定要沿東谷河去銅爐房，再由大牦牛經奎擁去翻越大炮山；去道孚就得從丹巴經革什扎溝進至邊耳，去翻越黨嶺雪山，這些雪山在隆冬季節那是連當地老百姓也不會去翻的，在這個季節要去冒險犯難的大隊人馬也就只有紅軍了！
黨嶺也是一座大雪山，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城西北約60公里的邊耳鄉黨嶺村西南部，為丹巴、道孚的界山，屬于橫斷山系大雪山脈北段，主峰海拔高度為5470米。“黨嶺”之名，據傳得名于唐初，當時黨項地區遷來大批人馬棲居來此，于是將現黨嶺村西南的雪山命名為黨嶺山。
先遣隊到了黨嶺東麓下的黨嶺村，在經過準備幾天準備后，劉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隊翻越了海拔4810米的夏羌涅阿埡口——夏羌涅阿是嘉絨藏語“美女神山”之意，當日進至道孚境內的覺洛寺。道孚這邊沒有國民黨黨軍的正規軍，但先遣隊經龍普溝下山后還是發生了戰斗：道孚靈雀寺奉“西康宣慰史”諾那活佛之命，派了幾十個喇嘛荷槍實彈來到覺洛寺村，準備趕到龍普溝憑險阻擋“紅匪”。然而喇嘛們趕到覺洛寺時，看到的卻是“大隊紅軍浩浩蕩蕩而來”，自襯不是對手的喇嘛們扭頭就跑回靈雀寺的的高墻大院，企圖依托后山坡碉堡和寺院高墻上的交叉火力與紅軍對峙。而紅軍則由找來當地群眾連夜帶路摸上后山，將后山碉堡逐一拿下，居高臨下瞰制了靈雀寺廟大院……
噢，這里要多說幾句，這“敢死隊”是靈雀寺喇嘛們的傳統特色：作為格魯教派寺廟的靈雀寺，在康區眾多教派寺廟中屬最好勇斗狠的那一檔，不太象慈悲為懷的出家人。而靈雀寺之所以能成就當時那般氣象，一半以上的家業都是靠“敢死隊”東征西討吞并其他寺廟得來的！比如紅軍下山見到的第一個寺廟覺洛寺原本是黑教寺廟，楞就是被靈雀寺的“敢死隊喇嘛”們給盤了下來，嚇得剩下的一干紅、黑教寺廟乖乖地俯首依附……
當然，靈雀寺僧眾雖然以好勇斗狠著稱，那是因為沒有遇上真正厲害的。
那時候的康北從軍事上而言幾乎可以稱為一片空白，除了龜縮在甘孜、康定、巴塘幾處的劉文輝部少數川軍，以及新來乍到的中央軍第五十三軍李韞珩部外，大部分地區都只有諾那活佛的反共別動隊煽動的寺院和土司武裝。這位諾那活佛是原昌都地區類烏齊昌齊喇嘛寺的活佛，1918年曾因幫助昌都統領反叛西藏而被噶廈政府關押，后又尋機逃走，經尼泊爾、印度回國。1927年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年前紅軍進入川康地區時，蔣介石在成都召見過他，這就讓原本就很有野心的活佛有些飄飄然了，當著“委座”的面兒就自薦能組織地方武裝幫助國軍“剿滅赤禍”。蔣公一聽當然求之不得。這片地域高寒荒僻，國軍調大軍進剿在交通及后勤方面的問題也是多多，有這么一位活佛送上門來為“黨國分憂”，這個“人情”那可一定得笑納……
于是諾那頭上多了一頂“西康宣慰使”的官帽。
1935年9月初，紅一、四方面軍準備北上那會兒，諾那也在康定開了一個宣慰大會，與各大寺廟和土司頭人們一起，對康區“剿赤”事宜作了一番蹉商。下旬，諾那一行離開康定到各縣“宣慰”，頭一站就是道孚。那會兒正好是紅四方面軍綏崇丹懋戰役進行之時，劉文輝部3個營潰兵逃到了道孚噶卡，諾那毫不客氣將這3個營全部繳械，家伙什全部補充了自己的別動隊和被他忽悠來“剿赤”的僧俗武裝……
劉伯承、程世才率先遣隊到了黨嶺東麓的革什扎河谷那會兒，消息就已經傳到了諾那活佛耳中。諾那一看“赤匪”這是真的要來也馬上著了慌，趕緊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靈雀寺的頭頭腦腦開會計議。計議的結果是諾那送了一批槍支彈藥給靈雀寺，自己則帶上別動隊和“宣慰使公署”一干等奔爐霍而而去。道孚縣縣太爺熊起實際上是個空頭縣長，手下一個兵也沒有，諾那一走他當然也抬腳撒了丫子。
于是這“剿赤”重任就理所當然地被委給了一群原本不該是紅塵中人的出家人。
靈雀寺的住持名叫堪布麻頃翁，此公不光是個高僧活佛，而且還是個正兒八經的“國民黨員”，反共情結根深蒂固。一看紅軍占去了后山碉堡他也急了眼，即令廟里幾十個鐵棒喇嘛組成一支“敢死隊”，操著家伙念著避死咒語從寺廟側門沖出，企圖奪回碉堡……
然而這回他們卻是遇上了對頭，紅軍居高臨下的機關槍大張著口，那些操家伙的漢兵更是他們所見過的不怕死中的最不怕死的：喇嘛們在有節奏找著人的機槍聲中死的死傷的傷不得不潰回寺中。如此這般反復幾次，喇嘛們總是勞而無功。就這么著硬扛到3月1日，堪布麻頃翁也自覺回天無力，遂率眾棄寺逃跑。紅軍也不追趕，且對俘獲的喇嘛們十分優待，經堂等也是嚴加保護……
3月1日，先遣隊占領靈雀寺，控制了道孚。
“西進康北”乃至此后，紅四方面軍首長實際上已經基本接受并貫徹了瓦窯堡會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相應的民族、宗教和統戰策略都有了較大的調整，已不似初入汶、茂、理那般動不動就給土司官寨點一把火的過火做法，統戰政策也運作得十分到位。而這樣的政策調整在“西進康北”的進軍中得到了幾乎是“立竿見影”的回報：紅軍“紀律嚴明、善待寺院和宗教人士”的口碑站站相傳，眾多的上層和宗教人士也從從最初的疑惑、敵對，逐漸轉向了與紅軍合作的態度……
同日，徐向前、陳昌浩電告紅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治委員李干輝：“我主力一部今可抵道孚，再向康定方向進”，并指示：“你們仍以佯取康定的姿勢向敵威脅，盡力集結小部猛力活動，牽制敵人。”[5]
3月初，《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補充計劃》下達，戰役目標正式修訂如下：
我主力進出于道、爐、甘一帶，相機取康定。準備消滅由康定方面進攻之敵，并肅清西北一帶之藏反。爭取這一廣大地區中部隊之補充、整理、休息，待機行動。派一部出觀音河地區活動，以開通將來主力北進之道路。對夾金山、巴郎山、虹橋山、大炮山、木殼之[口]梁子應盡力牽制，并積極采取佯動姿勢。
（丙）兵力部署：
⒈九軍取泰寧對康定。
⒉卅軍出爐霍、甘孜。
⒊四軍到相當時期即抽集道孚。
⒋五軍以一個團駐綏靖、黨壩、卓斯甲一帶，三個團位觀音菩薩河一帶地區。
⒌三十一軍以一個師位置于懋、撫、丹（不含）線，以一個師位丹巴、漢牛地區。[6]
“決取康定”，變成了“相機取康定”；“首先消滅李抱冰匪部，取得康定”，變成了“準備消滅由康定方面進攻之敵”——敵不來，我不往；而“開展新方向的發展”進一步被明確：北進！主力北進。靈關會議達成的共識，終于出現在紅四方面軍領導層的計劃文字之中！
——這是南下失敗以來，紅四方面軍戰役部署中第一次出現“主力北進”之聲！
這個時候，紅一方面軍主力渡河東征戰役也取得首戰勝利。
就在張國燾在內外壓力之下別別扭扭開始下臺階的那幾天，紅一方面軍主力已陸續向黃河東岸秘密開進。1月31日，毛澤東趕到延長縣城主持紅一方面軍軍事會議，闡示以發展求鞏固的思想和東征作戰的意義和目的，解除各種思想顧慮，統一思想并作出了部署；就在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與朱德、劉伯承等在靈關會議就“準備北上”達成共識的同時，彭德懷、毛澤東在清澗縣袁家溝發出東征作戰命令，規定了紅一方面軍主力第一步作戰任務，并對渡河行動作出要求：“先頭絕對蔭蔽乘夜偷渡，以堅決敏捷手段奪取敵堡，割斷電線，控制前進陣地及翼側掩護陣地，以保證后隊渡河及與援敵作戰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敵發覺，立即改為強渡”；就在劉伯承率紅四方面軍先遣隊進抵丹巴決定改變《康道爐戰役計劃》行動方向的前一天晚上20時，紅一方面軍主力東渡黃河戰斗正式打響……
那天晚上，紅一方面軍主力兵分左、中兩路，從北起綏德的溝口、南到清澗縣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時發起攻擊。右路是徐海東指揮紅十五軍團作為右路軍，由七十五師二二三團的40余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從清澗縣王家河上船，順著小河汊進入黃河，直撲對岸石樓縣賀家凹敵軍碉堡。經一小時激戰，從河邊到山腳的碉堡全被解決，賀家凹一連守軍就殲。紅十五軍團后續部隊源源渡河，直撲敵軍河防司令部義牒，義牒守軍望風而逃，紅軍追至石樓；與此同時，左路紅一軍團二師24名勇士組成渡河突擊隊，從綏德縣溝口登船，突擊強渡，在中陽縣三交鎮坪上村首先登岸，把晉軍的河防撕開了一道缺口。紅一軍團主力相繼渡河，于拂曉時分，進占三交鎮，乘勢擴大戰果，長驅東進，進占留譽。
至23日，也就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明確支持劉伯承總參謀長按靈關會議共識改變《康道爐戰役計劃》方向的同一天， 突破黃河天險的紅一方面軍主力已經控制了寬50余公里，縱深35公里的地區，并包圍了石樓縣城。
紅一方面軍主力隨即繼續長驅東進，
閻錫山聞訊為驚恐。一邊急調入陜“進剿”紅軍的晉綏軍4個步兵旅緊急回援柳林、離石、中陽地區，一邊調整部署，急調駐守汾陽、孝義的周原健獨立第二旅馳援中陽，同時電令駐守隰縣的第六十九師第二○三旅增援石樓。
2月25日，向隰縣進擊的紅十五軍團先頭二二五團在石樓以南殲滅從黃河邊潰退之晉綏軍一個營 ，軍團主力隨即以3個團在東進途中，又在隰縣西北之蓬門一帶，與馳援石樓的第二○三旅先頭部隊遭遇。在紅十五軍團迅猛攻擊，與敵激戰一個晝夜，殲一營潰一營，俘獲300余人。軍團主力隨即又繼續向呂梁山區東進。27日，進占晉西交通要地水頭鎮。
與此同時，紅一軍團在向東出要點中陽縣關上村突進時，發現晉綏軍獨立第二旅第四團及一個炮兵連已經搶先占領了關上。紅一軍團遂以兩翼合擊之勢猛擊敵軍，數小時后將該敵全殲。隨后在乘勝追擊中，又于郭家莊附近將該旅旅部及第三團基本殲滅，紅軍俘獲500余眾，繳槍300余支，于27日進抵兌九峪——這個獨立第二旅在閻軍中號稱“滿天飛”，意思就是救火救急的部隊，這支救火隊在救火中沒救著火反而被火給燒沒了，閻長官算是開始親身領教紅軍的厲害了，也難怪他后來能說出“日可抗，紅軍不可抗”這樣的話來。
關上戰斗中紅一方面軍還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收獲：獨立第二旅那個炮兵連是個山炮連，裝備了三門晉造山炮，戰斗打響時這個山炮連被紅軍三面包圍在一個小廟里，而旅主力和旅長均已不見了蹤影，一連五六十號人惶惶然不知所從。這個時候連長邸培珍站出來說干脆咱“投紅”得啦，大家說這也許是條生路要不咱試試？
于是公推連長去與紅軍接洽……
就這么著，五六十人加上三門炮，就趕上了“老紅軍”的末班車。
這是長征勝利之后，紅一方面軍第一次重新有了重型火炮。
關上、蓬門大捷，紅軍擊破了晉綏軍在呂梁山區設置的“中間阻礙地帶”，取得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地位，紅一方面軍兩路部隊隨即在大麥郊地區會師。毛澤東、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也隨同到達，指揮紅軍主力，準備東進兌九峪，穿過同蒲路，開赴河北抗日前線。
這個時候，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行進軌跡，也在彼此靠攏。
注釋
[1]《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2]《陳昌浩、徐向前關于部隊轉移等問題致董振堂、黃超電（1936年2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77～第37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當時從丹巴到道孚除了翻黨嶺這條路線外，另一條路線是經牦牛、小奎擁再沿疙瘩梁子山麓出八美去道孚。
[4]《陳昌浩、徐向前關于取道孚和堅守銅爐房陣地致董振堂等電（1936年2月2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8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陳昌浩、徐向前關于三十二軍繼續向康定佯動致羅炳輝等電（1936年3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1936年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0～第8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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