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鄉的貧富差異，一直是大家熱議的話題。
以前有讀者給我留言，讓我寫篇文章，說說教員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正好我也比較感興趣，那就寫篇文章和大家聊聊吧。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篇文章的內容，我只羅列和教員相關的史料、講話、文章，不涉及任何個人分析，所以篇幅不會很長，點到為止，希望大家能理解。
近現代的城鄉關系，總體分為兩個階段。
1949年前，即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的社會生態是城市富農村窮、城市為主農村為輔、東部城鄉碾壓西部城鄉。在這種社會生態下，上海的十里洋場和陜甘寧的偏僻農村，幾乎是天上地下的兩個世界。
于是，教員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
因為在農業經濟時期，農村雖然窮，但農村有土地、糧食、人口、兵員以及各類物資，屬于社會生態上游的生產單位。城市雖然富，但一切生活物資都需要從農村采購，所以城市是社會生態下游的消費單位。
革命的重心下沉到農村，相當于釜底抽薪。
一旦教員把農村整合起來，城市便失去糧食、物資、勞動力的供給，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和大海中的孤島似的，隨時會被四萬萬人民形成的磅礴偉力沖垮。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說起來千頭萬緒，核心邏輯，其實就這么幾句話。
革命重心從農村到城市，有一個轉移的過程。
早在1944年8月，教員給博古的信中就說：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1949年3月，教員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
“從1927年到現在，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
這兩件事，標志著教員和中央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思路逐漸成熟。
1949年后，即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中國的社會生態便向農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農村、最終形成城鄉共同富裕的方向轉變，努力構建新時代的工農聯盟。
2
農村支持城市，通俗來說，就是大家熟知的剪刀差。
1950年6月6日，陳云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說：“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
中國是落后國家，不能和歐美國家一樣，靠剝削殖民地來獲取原始積累，也不能和德日一樣，靠侵略周邊國家壯大實力。要想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從農業國升級為工業國，只能和蘇聯一樣，向農村索要資金和原材料。
這個道理，教員是明白的。
于是在半個月后，教員在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重申：
“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教員又提出“大仁政”和“小仁政”的理論——
重點發展工業，將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強大的工業國是大仁政，單純照顧農民利益是小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幫了美國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制定了較高的農業稅，用來抽取農村的資金，1958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六次會議，更是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規定全國的平均稅率是常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五點五。
這個稅率，介于六稅一和七稅一之間，遠遠高于古代封建社會的十稅一，可以說是相當重了。
除了農業稅以外，統購統銷、低價收糧高價售工業品等方式，也成為城鄉剪刀差的組成方式。據有關專家統計，剪刀差造成的農業積累，1950—1957年是475億元，1959—1978年是4075億元。
這部分資金，便是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農村支持城市的重要途經。
雖然中國工業化是以城市為主、以重工業為主，但并不意味著放棄農村、放棄農業和輕工業。
1956年4月，教員做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第一段就提到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
“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的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的發展農業、輕工業......（農業和輕工業）加重的結果，一可以更好的提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的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的發展重工業。”
“我們現在發展重工業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
《論十大關系》的第四段——“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教員把蘇聯拉出來批判一番，并進一步闡明了農村和農民的問題——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的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的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
同年的一次會議上，教員又一次指出：
“如果現在要求完全消滅剪刀差，做到等價交換，國家積累就會受到影響。但是剪刀差太大，使得農民無利可圖，那也是錯誤的。總之，在不影響國家積累的情況下，逐步的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價。”
總的來說，教員要從農村抽取資金支持城市工業，但非常關心農村和農民的利益，不愿意涸澤而漁。
因為在教員執政的時代，中國大部分時間被美、蘇兩大陣營封鎖，出口無法做為中國經濟的支柱，只有城鄉內循環才能盤活中國經濟。而要打通工業經濟的內循環，城市的定位就是社會生態上游的生產單位，農村的定位是社會生態下游的消費單位。
這就意味著，農村做為消費單位，必須有錢、有積蓄、有消費能力，才能為經濟內循環托底。
縮小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價、鼓勵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不僅可以踐行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宗旨，又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培植農村的消費能力，最后還能強化國家向農村抽取資金的能力。
教員曾給中國抗日軍政大學題寫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貫穿著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原則。現在他對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城市和農村的觀點，其實也是一脈相承的。
3
城市和農村的對立統一、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對立統一，最終目的是為了消除城鄉的貧富差異，實現共同富裕。
要實現這個最終目的，很不容易。
教員本人就經歷了“城鄉如何發展”的思索過程。
1945年4月，教員在七大上做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土地問題”一節就提到兩點——
“將來還要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這樣的表述，說明教員在抗戰即將結束的時候，仍然把吸引農民進入城市，視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要方向。
但在1958年1月，教員的方向變了。
經過多年的工業化進程，城市已經有了一定的重工業基礎，有能力向農村輸出生產資料，反哺農村了。于是他在“南寧會議”上說，要讓地方工業超過農業產值。
隨后，國家經濟委員會根據教員的意見，起草了《關于發展地方工業的意見》——
“在干部中應該提倡，既要學會辦社，又要學會辦廠。農業社辦的小型工業，以自產自用為主，如農具的修理，農家肥的加工制造，小量的農產品加工等。”
再過兩年，教員在成都的一次會議上重申：“大社可辦一些加工廠，最好由鄉辦，或幾個鄉鎮合辦。”
按照這幾項意見的要求，大量的小型輕工廠，在各地的人民公社冒出來。
這樣一來，農民不需進入城市，可以就地轉化為工人，農村不需流失勞動力，可以就地城鎮化，農村的原材料不需流向城市，可以就地轉化為初級工業品，最終形成“一個大城市帶動數個小城市、一個小城市帶動數個小城鎮”的多元局面。
在教員的心目中，打破城鄉的貧富差異，在此一舉。
因為農民缺少原始資本積累，無力單獨購買工業品更無力開辦工廠，要實現農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必須依賴以人民公社為核心的集體經濟。所以教員極力反對分田單干，堅持要把農村集體經濟、農村工業、城鎮化進行到底。
他的原話是——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
而為了夯實農村的社會生態，教員又做了另外兩項工作。
其一是發布《對衛生工作的指示》，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號召衛生部和醫療單位，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
遍布農村的數百萬赤腳醫生，應運而生，農民得到了最基本的醫療條件。
其二是踐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論聯合政府》提出的“知識分子和農民結合起來”，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完成知識分子勞動化，并幫助勞動人民知識化。
在教員的號召下，近千萬知識分子下鄉、支邊，給農村送去城市的技術和知識，城鄉的文化差異急劇縮小。
就這樣到了1976年，中國城鄉的貧富差異，雖然沒有完全消除，但已經達到中國有史以來最均衡的狀態，和1949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4
1949年12月，中央政府遇到較大的財政困難，教員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說：
“我們的情況概況的來說就是，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我們的財政情況是有困難的，我們必須要向人民說明我們的困難所在，不要隱瞞這種困難。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向人民說明，我們確實有辦法克服困難。我們既然有辦法克服困難，我們的事業就是有希望的，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
經過多年的努力，教員確實做到了，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縮小城鄉貧富差異，努力實現共同富裕。
城市工業化了，農村工業化了，人民有錢消費了，國家財政自然好轉了。
所謂藏富于民，大抵如此吧。
要完成這些工作，能力倒在其次，最關鍵的是以公平公正的態度，把所有人的利益都考慮在內，然后頒布惠及所有人的政策，即便有所取舍，也要做出補償。
如果出發點是“惠及哪些人、犧牲哪些人”的話，是不可能完成如此偉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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