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處理善后，政治戰斗
大年初四（西元1946年2月5日），民主政府解除了全市戒嚴。通化市人民歡欣喜悅，走上街頭，慶祝新年節慶和平定暴亂的勝利，秧歌隊的表演，平暴戰斗活報劇的演出，更烘托出喜慶的氣氛。
但通化我黨、政、軍各部門仍在繼續戰斗：處理善后事宜，進行政治戰場上的斗爭。
西元1946年2月6日，安東省通化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發布第三號通告，敦促“所有國民黨及日本法西斯殘余勢力，不論直接參加三日晨之暴亂行為與否，一律向市縣政府實行自首（公開的、秘密的方式均可）”，自首者從寬，抗拒自首者從嚴；號召“所有通化地區居民（包括日、朝善良居留民在內），對已遭逮捕和尚未被逮捕之國民黨特務分子及日本法西斯殘余匪徒進行大膽控訴和檢舉，并協助軍政機關逮捕上述罪犯（這包括秘密和公開的通風報信、協助捉拿等）”。
當日，通化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通化支隊司令部、政治部聯署發布《告各界同胞書》，揭露國民黨特務勾結日寇發動侵害人民利益的反動暴亂的真相，號召各界人民團結起來，檢舉揭發特務分子和戰爭罪犯，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企圖。
晚年的劉東元（劉西元）
2月8日，通化市縣政府制定頒發“六條規定”，給“一般脅從失足者”以改過自新的機會。當日還召開了通化各界代表座談會，我黨政軍負責人在會上以大量事實揭露蔣、日勾結策動暴亂的罪行。
2月9日，《通化日報》以《揭露國特勾結日戰犯舉行叛亂真相》為標題，發表對中共通化省分委書記兼東北人民自衛軍后方司令部政委吳溉之的訪談。吳溉之詳盡介紹了蔣、日勾結發動暴亂及我民主政府平定暴亂的過程、我軍取得勝利的原因等。
2月13日，通化支隊參謀長茹夫一針對暴亂平定后人民關心的問題，在通化人民廣播電臺做了廣播講話。 當日起，《通化日報》開始陸續刊載國民黨特務勾結日寇暴亂的鐵證，如暴動計劃、命令、布告、委任狀等等。
2月17日上午，在通化行署大院隆重召開了“慶祝鎮壓國特勾結敵偽叛亂勝利及追悼陣亡烈士大會”，通化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代表近萬人參加。大會沉痛追悼烈士，聲討國民黨反動派和日偽法西斯分子發動反人民暴亂的滔天罪行，表彰、獎勵了在平定暴亂戰斗中英勇作戰立下戰功的英雄模范。大會向“國民政府蔣主席暨重慶各機關、各團體、各報社和美、英、蘇等國駐華大使館”發出通電，揭露國民黨特務勾結日偽武裝叛亂的罪惡陰謀，要求國民黨撤銷禍國殃民的特務組織。
此外，在通化市丁字街裕豐厚商店大樓舉辦了“蔣特勾結日偽殘余暴亂罪證”展覽，公開展出了孫耕堯、藤田實彥共同簽發的暴亂命令、計劃、密件、暗號、布告、名冊、委任狀等暴亂文件，武器、彈藥、戰刀、棍棒等暴亂兇器，戰場、戰俘照片等平暴圖片。
除了這些實物罪證，還將主犯藤田實彥、要犯劉慶榮等押到展覽會現場，令其向群眾自述罪行，以更直觀地教育群眾。藤田實彥的認罪之辭是：“我是前日本關東軍一二五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日本投降后受國民黨東北南部先遣軍司令官莫德惠上將的指示，同孫耕堯一起，在通化舉行暴亂，我是這次暴亂的軍事部長，我是有罪的……”公開認罪期間，藤田實彥因患急性支氣管炎、肺炎，于3月14日病死。
這期間，國共和談軍事調停處第二十九小組來到通化，在遼寧省主席張學思陪同下參觀了這個罪證展覽。面對鐵證，小組內的我方代表對國民黨代表和美國代表提出了質問和追究幕后責任者的要求，使得二者啞言失色，狼狽不堪。
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頭條以“遼寧省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派勾結敵寇，舉行通化暴亂，人民武裝予以鎮壓，兩小時內悉數撲滅”為題，刊登了新華社的消息，向全國、全世界人民報道了通化暴亂的緣由和平定暴亂的經過。
對抓獲的三千余名參與暴亂的匪徒，進行了集中關押、審訊、判決。我方調集黨政軍大批干部參與審理，東北局先后派來負責干部指導。本著徹底弄清事實、寬大與嚴懲兼備的原則，到2月中旬對第一批匪徒作出判決：日寇要犯除藤田實彥已在示眾認罪期間病死外，八十余名罪大惡極者判處死刑；對國民黨戰俘一百三十余名中多數已查明是脅從者，予以教育釋放；日寇匪徒中八百九十三名查實確為脅從或受騙參加暴亂，其愿意悔過自新、徹底坦白，予以寬大釋放。其余匪徒繼續關押審理。
2月19日，召開了寬大釋放戰俘大會。許多被釋放者痛哭流涕，尤其是日寇戰俘紛紛要求發言，他們感謝民主政府的寬大，發誓今后要“對共產黨絕對的忠誠”，“好好協助政府工作，來贖回我過去的罪惡”。會后，被釋放的戰俘和來接的家屬向民主政府工作人員表示感謝，向在場的市民表示歉意。（西元1946年底我軍撤出通化后，被寬大釋放的日寇匪徒中又有二十多人依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共活動，西元1947年5月我軍再次解放通化，將這些日寇匪徒抓獲處決。）
至此，與軍事上一樣，通化平暴戰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完全勝利。
六、回顧歷史，警示今人
西元1946年新年期間由國民黨與日寇勾結策劃發動的大規模武裝暴亂，之所以很快就被我通化民主政府平定，主要原因如下：
在我方，中國共產黨雖然在通化建立政權還不太久，但已初步贏得了民心，小關、小李、沈殿鎧等當地年輕人面對威逼利誘不愿違心屈服，及時報告敵情，許多工人和市民自發協助我軍平暴，充分表明正義者必勝；我黨、政、軍主要領導久經革命斗爭考驗，面對突發敵情沉著冷靜，決斷正確迅速，指揮若定，身先士卒，極大地凝聚起反擊的力量；我黨政軍干部戰士對倒行逆施的日寇及與之勾結的國民黨反動派滿懷義憤，戰斗中英勇頑強，機智靈活，以一當十。
在敵方，國民黨分子利令智昏，其招納漢奸、偽軍和勾結日寇的行徑使人民困惑、反感，借寇兵取巧得利的心態讓其言行混亂；日寇頑固分子不甘心失敗，企圖借助國民黨以實現部分“復興”，而以其對原東北軍閥部隊和國民黨部隊孱弱無力的印象，以為憑借絕對的人數優勢和簡單的武器、偷襲的戰術，就能消滅或者至少擊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結果只能自取滅亡；寇兵和寇民雖然眾多，“武士道”雖然殘存，但在其群類戰敗的情況下，面對強有力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政府、軍隊，它們大多數也就是烏合之眾，稍觸即潰，唯求保命罷了。
同時，仔細考察當年國民黨與日寇勾結的過程，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兩個方面：
其一，國民黨為了搶奪東北，低下到竟勾結侵占我國土、掠奪我資財、屠殺我人民達十四年的日寇，更低下到竟接受其在通化“建立中日聯合政府”的荒悖條件。這充分證明，一切反人民的反動勢力，為得私利往往不擇手段，其不僅毫無國家民族責任心，甚至連起碼的為人底線都沒有。今之臺灣、香港以至內地，都不乏這種勢力。
其二，日寇為參加暴亂所提四個“條件”，其第二條“保證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業”本已屬荒謬無理，其第一條“保證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國”、第四條“在通化成立中日聯合政府”則更顯其侵占中國、殖民中國的野心不死。至于第三條“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臺灣籍”則耐人尋味：在當時中國已收回臺灣的情況下，“加入臺灣籍”也就是成為中國臺灣省籍的人，可見在這些日寇頑固分子心目中，曾被日寇侵占五十年、殖民五十年、奴化五十年的臺灣是適合生活之地，是其它三條萬一不能實現時的退路。另一方面，日寇侵占臺灣五十年間，也許有不少寇民被“安排”成為了“臺灣本地人”，“八一五”日寇投降后，也許又有不少寇民暗中留下成為了“臺灣本地人”，而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政權為了利用日寇打內戰（蔣介石曾聘用日寇組成的“白團”），接受了不少寇民“加入臺灣籍”，如此，則通化的這些日寇提出這個條件是再正常不過了。那么，現在的所謂“臺獨分子”，其中應當有不少是當年或更早以前留下或混入的日寇余孽或其后裔。進而可以說，“加入臺灣籍”就是日寇“臺獨計劃”的安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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