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紅一方面軍正集結在直羅鎮東北的東村，一邊休整一邊準備下一步行動。
11月30日，紅一方面軍在東村召開了營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直羅鎮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總結了戰役勝利的原因及意義，提出了新的任務：“從現時起用極大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敵人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完成與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打成一片的任務”，“消滅敵人、擴大紅軍、堅強紅軍、赤化地方與破壞敵軍，是今后時期內一方面軍的五項具體的嚴重的任務與工作，而以擴大紅軍為此時期中心的一環。”[1]
同日，毛澤東還致電張聞天，告以紅一方面軍當前部署：“紅一方面軍休息十天后擬包圍宜川、洛川兩城，調動可能來援之敵而消滅之”，“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我們有詳信復你”，“為準備東進，四個月內應擴大紅軍一萬”。[2]
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在作“東征”的考慮了——再往民族革命斗爭的潮頭邁進一步。
張聞天的來信關于紅軍行動方針的內容無從尋覓（也可能是沒有公布），但其內容可以從此后的12月9日彭德懷致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電中的相關內容窺得一斑：“以有現[限]力量企圖即取寧夏或五、包，與日帝爭先機（洛甫來信）……”[3]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們在得到失聯已久的共產國際的信息后的欣喜若狂是可以理解的：他們自身的力量太薄弱了，他們面臨的對手太強大了，他們經歷的失敗太頻繁了，他們付出的犧牲太慘重了！一句話，他們太困難了，他們太需要來自“無產階級祖國”實際的，而不僅僅是道義的幫助了！在欣喜若狂之際要一頭扎進“無產階級祖國”的懷抱，拼命吸吮“共產國際母親”的乳汁，裹好創，養好傷，獲得撫慰，補足精神，再回過來頭來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拼命……，那幾乎就是當然之念啊！
然而，同樣也很欣喜的毛澤東面對這從天而降的好消息，則顯得更為冷靜務實。
毛澤東的意見有著他所特有的、也是相當經典精辟的思維風格：
洛甫：
二十號及二十五號信均到。
甲、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目前應立即開始組織蒙民游擊隊。
乙、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立發。
丙、對富農策略的轉變基本同意，但決議上應指出，當斗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對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農村中的黨應善于領導與監督富農，嚴防為富農所領導。要指出當斗爭深入時富農必然轉入地主陣線，這是中國半封建富農階層的特點。對有勞動力又破產了的小地主階層，在群眾同意下應按富農待遇。
丁、這里已經實行對俘虜官一律不殺、優待釋放的政策。我給董英斌的信已普遍發表，現正進行廣泛瓦解白軍的工作。
戊、我或于數日后回后方一行。
澤東
一號二十四時[4]
這句話翻譯成大白話的意思就是：求人不如求已！既或是要求人，也得先求已！也得攥牢自己的本錢！赤手攥空拳上門投親，是很難遭人待見的；手頭攥著的本錢越多越厚，得到的幫助才有可能越重越大——銀行家只會給擁有還貸能力并充分展示了這種能力的人貸款！而逃難式躲災式的投親靠友，是展示不出這種“還貸能力”來的！
11月6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有張聞天、博古、張浩（林育英）、何凱豐、鄧發、羅邁（李維漢）、金維映、賈拓夫、郭洪濤、馬明方、歐陽欽、劉少奇等。張聞天會上作報告并明確宣布：“現在，在白區，在反對地主豪紳的斗爭中，一般可以聯合富農，造成統一戰線。”“在蘇區，只取消富農的封建剝削”，平分土地時“不能特別分給壞田地。”[5]
會議正式作出了《關于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決定》——基本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
“富農路線”帽子還沒摘掉的毛澤東頭上那片天，好象快放晴了？！
然而，就在這“開始放晴”的前一天，隔著黨中央老遠的張國燾又拔來一片烏云：
彭、毛等同志：
甲、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發生關系。
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陜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丙、一、四兩方面軍名義已取消。
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準。
黨團中央
5號[6]
“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有沒有搞錯？究竟是誰在“冒用黨中央名義”啊？
同日，張國燾還致電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李富春，繼續海吹“南下大捷”：
此次我主力軍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直接指揮之下，實行南下進攻，發揮了布爾什維克無上英勇精神，堪為紅軍模范。對主力軍及其領導之任的污蔑，都會幫助敵人的罪惡行。……最近正在進行抗日反蔣的廣大宣傳，政治影響日高，你們應在黨中央……領導下，堅決為創造川陜甘蘇區而奮斗。[7]
從兩電的內容來看，剛剛經歷了百丈失利南下受挫的張國燾此時尚未得悉林育英已回國與黨中央領導人會面的信息，色厲內荏之狀仍然是纖毫畢現，而這兩份電報顯然是回復給黨中央的——3天前，毛澤東、彭德懷曾致電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通報：“直羅鎮消滅敵一○九師全部，二十三日又在太白鎮擊潰一○六師，消滅其大部”，“紅一方面軍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斗的勝利。你們近況盼告。”[8]
張國燾這兩電中的一口一個“黨中央”，當然指的是自己這個“偽中央”，當然是在向陜北的真中央叫板：是你是黨中央，還是我是黨中央？而且暗渡陳倉，輕而易舉地就把“創造川陜甘蘇區”的旗幟給劃到了自己的手中，而真正在創造和擴大“陜甘蘇區”的黨中央則不明不白地變成了“北方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也不明不白地變成了“陜甘政府”，紅一方面軍也不明不白地變成了“北路軍”！
這不是貨真價實的分裂行為，又是什么？
其實，這個時候的紅四方面軍的處境已經相當窘迫，而且還在繼續惡化之中。
史載：
百丈戰斗后，川軍主力集于東面名山、邛崍、大邑一帶，薛岳部六個師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帶，李抱冰和劉文輝一部在西面康定、瀘定一帶，筑碉封鎖。紅軍這時東進、南出均不可能，處境極為被動，不得不在天、蘆、寶地區休整并準備過冬。
由于所控制的地區物產不豐，人口不過數十萬，紅軍的兵員、被服、糧食補充，均發生極大困難。指戰員每日只能吃兩稀一干，且時日一長，難以為繼。當地雖有不少群眾積極參軍，仍補充不了戰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減員，有生力量日益削減。加之一些地方反動武裝的騷擾，紅軍處境日趨艱難，南下惡果日漸明顯。[9]
這個時候，不光是高層指揮員，就是很多稍微知情的普通干部，也開始回味咀嚼起黨中央在幾個月前就屢屢呼喚的“北出陜甘”和“南下是死路”來——比如，同樣是獲悉了直羅鎮大捷的信息，同樣是當局中人，徐向前與張國燾的感覺就不一樣：
百丈戰斗后，我們前敵指揮部收到黨中央發來的一份電報，說中央紅軍在陜北打了個大勝仗，全殲敵軍一個師。這就是直羅鎮戰役。我很高興，拿著電報去找張國燾。我說：中央紅軍打了大勝仗，咱們出個捷報，發給部隊，鼓舞鼓舞士氣吧！張國燾態度很冷淡，說：消滅敵人一個師有什么了不起，用不著宣傳。我碰了一鼻子灰，轉身就走了。心想：這個人真不地道，連兄弟部隊打勝仗的消息，都不讓下面知道。可是，沒過幾天，張國燾又準許在小報上登出了這條消息。從這個小小的側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種七上八下的心理狀態。消息傳開，中央紅軍北上的勝利與我軍南下的碰壁，成了鮮明對比。張國燾散布的中央“率孤軍北上，不會拖死也會凍死”、“至多剩下幾個中央委員到得陜北”的謬論，不攻自破。不少同志竊竊私議：“還是中央的北上方針對頭”，“南下沒有出路”，“我們也該北上才對”。全軍要求北上的呼聲日漸高漲起來。[10]
事實是最好的老師，有比較才有鑒別。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的回憶與徐向前所言也正好可以互洽，也可以互為印證：“‘真理是燦爛的，只要有一個縫隙，就照亮整個原野’。黨中央的來電就是這樣的真理之光，不管張國燾如何封鎖它，高級干部們還是由此看到了希望和方向。”[11]
其實，時過境遷之后的張國燾自己也承認：“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什么收獲，不到一個月就結束了。這似乎證明了毛澤東所謂‘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的話。”[12]不過這個時候已垂垂老矣的“張主席”至少有“選擇性失憶”之嫌：毛澤東說沒說過“敵人的飛機大炮厲害”已無從考證，但毛澤東有一句話倒是此間的“張主席”最應該拿出來對比的。
那就是——南下是死路！
然而，陷入困境的“張主席”現如今卻需要臺階。
所以，才繼續梗著脖子向黨中央要臺階。
11月8日，毛澤東離開東村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前往瓦窯堡；13日，到達瓦窯堡，與已在后方的博古、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林育英見面；14日，張聞天從安塞返回瓦窯堡……
等待他們的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政治局會議，有一大堆問題需要在會上討論決定：黨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的重大轉變；軍事戰略方針、作戰指揮原則和今后的行動方針；紅一方面軍的東征計劃的確認；“打通國際”計劃的籌措……
還有……還有非常棘手的“黨內團結”問題——說白了，首先要解決如何跟“張主席”溝通的問題，有了溝通才能尋求共識，才能適時遞上相應的臺階。這不是對待張國燾個人的問題，而是爭取還在他領導下的數萬紅四方面軍將士回歸黨中央領導的問題。
林育英不是“草地分裂”當局中人，又是“共產國際代表”，是個很好的“和事佬”。
應該是在這個時候，林育英向張國燾發出第一份電報。
這份電報原文如今已難以尋覓，如今我們只能從另一位當事人的回憶中來分析推斷。
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的陳述，林育英給他的第一封電報是這樣的：
林育英到達陜北后，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參加1935年7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于某月某日到達陜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陜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礙，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語。[13]
張國燾《我的回憶》問題很多水份很大，要找出幾處是說對了的還真是很難，筆者作引述時一般都限于其心理活動自陳或有其他史料佐證的范圍。這個敘事當然也一樣：林育英給他發的這第一個電報是在與毛澤東晤面之后而不是到達瓦窯堡的“立即”，內容是不是張國燾所言的這樣，已經很難確認。
但有一點還是可以肯定的：林育英對張國燾釋放的是善意而非惡意。
那么張國燾是如何回復的呢？
注釋
[1]《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403～第40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毛澤東關于目前根本方針應是南征與東討致張聞天電（1935年11月30日22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3]《彭德懷關于目前戰略方針的意見致周恩來、秦邦憲、張聞天等電（1935年12月9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4]《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等問題（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4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5]《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86～第28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張國燾第二“中央”致彭德懷、毛澤東等電（1935年12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張國燾為另立中央致紅一、三軍團首長電（節錄）（1935年12月5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5頁。
[8]《毛澤東、彭德懷關于直羅鎮大捷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電（摘錄）（1935年12月2日）》，《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第100～第101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9]《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黨史工作委員會）第250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1]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14頁。
[1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481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13]《張國燾回憶林育英回國后給自己第一封電報內容概要》，張國燾：《我的回憶》第495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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