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和民建、工商聯的談話中，毛主席說：“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了兩年退卻就轉為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資還不充足。我們保留了私營工商業職工二百五十萬人(工業一百六十萬，商業九十萬)，俄國只保留了八九萬人。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于國有化，不利于生產。”（《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主席當時這樣說，是非常有道理的，體現了“他不打無把握無準備的仗”的思想。
有的讀者認為毛主席這段話的意思是他當時答應了民族資產階級一定要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資本主義發展私營經濟。但是實際上，從原著來看，主席根本沒有這個意思。所以，有的讀者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沒讀懂毛主席的原著。
首先，這次談話中，毛主席就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這種條件下，私人才可以開廠。沒有這個“如果”，脫離了國家投資困難而且社會需要這個重要前提，在毛主席看來，私人就是不可以開廠的。其次，當時的歷史背景是什么？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基本完成，“一五”計劃僅僅是初步改變了中國的落后面貌，中國生產力還比較落后也是事實。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物力財力、生產力水平，都還是極其有限的。毛主席還明確舉例指出：“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于國有化，不利于生產。”（《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可見主席很清楚——新中國剛剛建立，一窮二白，國家資金嚴重缺乏，這樣的情況下，國家財政更應該重點投資國防建設等等重要命脈性建設，減輕自身壓力。而當時也確實出現了國家由于資金缺乏而投資困難的情況。
根據中國當時極端貧窮落后的客觀的實際情況，毛主席做了兩種打算：第一，如果國家實力相對允許、國家資金條件相對可以滿足的情況下，就不實行新經濟政策，不搞資本主義；第二，如果國家的物力財力還不足的話，國家就重點投資重工業和國防等必要產業即可，其他產業交給資產階級去辦，這樣可以節省國家本來就極其缺乏的物力財力，從而把國家投資的重點放到更需要的領域。主席做這兩種打算，無疑是完全必要的。
作為實事求是第一人，毛主席向來堅持“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毛澤東選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做好最困難的打算，如果不估計最困難的狀況，不顧及可能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這種情況，不做充分估計和準備，那恰恰就是不負責了。
所以，認真負責的毛主席堅持做實行和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兩手準備。新中國脫身于極端貧窮落后的、根本沒有經歷過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金匱乏程度、國家貧窮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國家的資金和精力真的極其有限，那么，國家只能重點投資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糧食產業等等命脈性產業，而把輕工業、食品加工業交給資產階級，減輕自己的壓力。這不是毛主席過度重視生產力水平的問題——而是中國當時確實非常貧窮落后，資金確實非常匱乏，國家的投資能力確實非常有限，國家又非常需要集中力量發展重點領域（例如國防力量），所以非常有必要做最困難準備！
毛主席說“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注意，毛主席說的僅僅是“可以考慮”，不等同于一定實行。“可以考慮”不是板上釘釘，不是許諾。而且在后文，毛主席把條件說的更清楚了——“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銷路是社會需要。可見，毛主席明確指出：“當然要看條件”（《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他更是明確指出，條件就是“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主席的意思很清楚，如果國家的財政資源極其匱乏，國家就只能投資重工業和國防等等命脈性產業，其他社會需要的產業，例如輕工業和食品加工業才可以個人投資。但是，如果國家投資不困難，社會不需要私企，私人就是不可以開廠的。毛主席的這種設想，是實事求是的。
毛主席曾經在1952年中央書記處會議等等重要的場合明確說過“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2年，五十九歲。）這是做最困難準備的正確設想。但是我們在毛主席領導下，用更高效率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
毛主席關于“訂個協議，十年、二十年不沒收”的想法，不是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承諾”，而是一種建立在“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這一條件下的一個設想、估計。毛主席是懂辯證法的，他不僅充分做最困難打算，而且深刻認識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所以對所謂的時間沒有直接下論斷，而是比較理性的做了基本估計。而是否“訂個協議”，前提是“是否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
毛主席的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后，“可以搞資本主義”的前提，只能是國家資金嚴重不足、國家必須重點投資重工業和國防等等重要產業。也就是說，主席的意思是，如果國家的投資能力是允許的，如果國家的財政資源是基本充分的，如果國家投資沒有困難的話，私人就不可以開廠，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后，就不能搞資本主義。
所以，是否實行新經濟政策，是估計困難條件的設想，而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后的簽約問題和時間問題，更是設想中的設想。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前提就是一個估計困難的“如果”，之后的簽約與否以及時間長短的估計，更是如果中的如果。總之，主席的意思清清楚楚——如果國家投資沒有困難，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后，就不能搞資本主義、不能搞私營經濟。而主席的設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時中國極端貧窮落后，國家急需集中最主要的物力財力投入最主要的領域建設（例如國防建設），這樣的話很可能會出現資金緊張的狀況，在這種條件下，減輕國家的財政壓力、允許一部分資本主義經濟，則是必要的。主席基于中國極端貧窮落后的現實提出的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主席也非常清楚，搞資本主義的前提只能是國家極端落后導致的投資困難，只要國家投資不困難的話，但凡只要國家撐得起的話，也不會允許消滅資本主義之后再搞資本主義的。
之后，也正是因為主席發現投資即使有一些困難，但是都可以克服、解決，相對原來最壞的估計來說，還是比較順利，就沒有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從而徹底消滅了私營資本主義經濟。而且前文已經指出，主席早就說“訂個協議”和估計“十年、二十年不沒收”的前提是在“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這個條件下的。所以，當國家投資不困難的時候，主席就很自然的反對在消滅資本主義之后搞資本主義。
有的家伙甚至借著毛主席在這篇講話中說“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毛澤東文集》：《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來污蔑毛主席在“誤傳歷史”，胡扯這是什么“原則問題“，實際上是這種妄自貶低毛主席的家伙絲毫無政治智慧、更不知道什么才是所謂的“原則“。1960年5月27日，“蒙哥馬利說：我衡量一個政治領袖的標準是看他是否會為了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如果一個領袖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犧牲他的原則，他就不是一個好人。毛澤東說：我的意見是這樣的，一個領袖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代言人。蒙哥馬利說：但是他也不能犧牲他的原則啊！毛澤東說：這就是原則，他應該代表人民的愿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十五章，1960年，六十七歲。）正如毛主席所說，捍衛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綱，其余的都是目。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才是唯一的原則。在這個唯一的原則面前，其他的所謂的原則都可以轉化為非原則的東西。所以，毛主席說的話必須為人民的政治戰略目標服務。在估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困難、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困難的準備、做困難的打算的時候，他的發言、他對人物事件以及國家的評價都是符合戰略需要的。
綜上所述，根據毛主席原著原話來看，毛主席所講的“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后，可以搞資本主義”，僅僅建立在國家投資困難而且社會需要這一條件下。如果國家投資沒有困難，在毛主席看來，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后，就是不能搞資本主義的。這才是毛主席原著的真實含義。于是，當毛主席發現國家財政可以全面擔負各領域投資任務、國家投資已經沒有困難的時候，就自然決定不需要再搞資本主義了。于是，中國在1956年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極端落后而且困難條件下消滅了剝削。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極端落后困難的條件下，消滅了剝削、創建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也是毛主席締造的迄今為止，無人可比的豐功偉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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