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有多少人民群眾連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
心去吃豬肉呢？我咽不下去呀！”
話說1961年4月16日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陶鑄、王任重、胡喬木開會，討論食堂問題。
4月18日，毛澤東離開長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晚，毛澤東在南昌會見了以古巴教育部長阿曼多·阿特·達瓦洛斯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團全體成員，在座的有邵式平。毛澤東同古巴客人進行了長時間親切談話。他在談到知識分子時說：
“我們應該爭取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否則我們就無法繼續我們的事業。”
他還指著身邊的邵式平說：
“我們中間有個大知識分子，就是這位邵省長，他讀過大學。”
新華社對毛澤東這次外事活動進行了及時報道。報道中說：“毛主席最后在送別古巴朋友的時候，特別囑托他們向古巴人民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總理致以親切的問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取得勝利。”
爾后，毛澤東到達杭州，住在劉莊。
此時，浙江的調查和《六十條》試點工作均已告一段落，浙江調查組的成員隨即回到杭州，同毛澤東住在一處。
4月23日，毛澤東找田家英談話，研究下一步調查工作，談到全黨范圍的，也談到浙江調查的問題。
4月25日上午，毛澤東寫信給在杭州的鄧小平，他在信中寫道：
小平同志：
請你起草一個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負責同志于5月15日到達北京，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們（列舉名單，照廣州原樣）則于5月9日到達北京。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或者只在會議末尾略為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留待7月會議上去討論。為此，到會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干關鍵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歸大隊有好處還是歸隊有好處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5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
此通知，請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們談好，明天用電報發出，是為至盼！
毛澤東4月25日上午9時
是日晚，田家英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會議。會議開到次日凌晨2時，決定浙江調查組就農村中若干關鍵問題繼續進行調查。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轉發主席批示的幾個重要文件》為題，將前面說到的胡喬木的那一封關于韶山等地調查研究的信和附文4件轉發中央局、全國各省。內容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將胡喬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4件轉發給你們，請你們仔細研究，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個文件是否轉發至下級，由你們自行決定。
中央 1961年4月26日
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毛澤東在杭州飯店接見了來自幾內亞、烏干達、約旦、南非、塞內加爾、怯尼亞（今肯尼亞）、北羅得西亞（今贊比亞）的7國亞非外賓，他在談話中說：
“我們的斗爭你們支持，你們的斗爭我們支持。我們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爭，包括你們的斗爭，團結所有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斗爭的朋友，不管什么國家，什么政黨。”
毛澤東還說：
“在對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當中，采取正確的路線，依靠工人、農民，團結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愛國反帝力量，緊緊地聯系群眾，就有可能取得勝利。”
“革命政黨的力量，在開始時都是處于少數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們。”
在五一節前夕，毛澤東從杭州到了上海，在錦江飯店接見了談家楨，在場的還有柯慶施、陳丕顯、曹荻秋、劉述周以及負責教科工作的楊西光。毛澤東一見談家楨就笑著問道：
“你對把遺傳學搞上去，還有什么顧慮吧？”
“沒有什么顧慮了。”談家楨高興地說：“我們遵照雙百方針，學校里已經成立了遺傳教研室，兩個學派的課程同時開。”
毛澤東說：
“好嘛，我支持你。”
劉述周插話說：
“我們大力支持談先生在上海把遺傳學大搞特搞起來。”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他說：
“這樣才好啊，要大膽地把遺傳學搞上去，不要怕！”
此時，宋慶齡得知毛澤東已經連續7個多月沒有吃一口肉了，經常以青菜粗糧充饑，她深為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的身體擔憂，就特意給毛澤東帶來了一網兜螃蟹，要毛澤東補一下身體。宋慶齡哪里知道，毛澤東豈止是以青菜粗糧充饑，在青黃不接的時節，他竟然一連20多天沒吃一粒糧食，只以菠菜和馬齒菜等等野菜，維持著他那偉岸的身軀。
宋慶齡的深情厚誼使毛澤東大為感動，可他卻指著螃蟹對宋慶齡說：
“謝謝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員講了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宋慶齡堅持說：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澤東對宋慶齡始終保持著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辭，只好收下了。可等宋慶齡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給了警衛戰士，誰也無法改變他不吃肉的決定。
有一天，衛士長李銀橋幫助毛澤東做按摩，發現毛澤東的腳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個坑，很長時間起不來。這明顯是由于缺乏營養出現的浮腫。李銀橋說：
“主席，你看，這是缺營養……”
毛澤東還未等他說完，就說：
“看什么，腳脖子都長胖了，你還說我缺營養。我看是營養過剩了。”
周恩來知道了毛澤東的身體狀況，就過來動員他：
“主席，吃口肉吧。為了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
毛澤東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聲音說道：
“有多少人民群眾連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豬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嗎？我們都不吃，共度難關。”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野菜果腹實感人。古來可有如斯者？至今讀來淚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澤東在上海市與各界人士共慶佳節。
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澤東在錦江飯店接見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參加聚會的還有陳望道、沈體蘭、沈克非、周信芳、金仲華等。眾人與毛澤東圍坐在小圓桌旁，周谷城就坐在毛澤東的對面。毛澤東親切地詢問了周信芳的年齡，又問了沈體蘭的年齡。大家自始至終無拘無束，只談生活瑣事，不涉其它，興致極高，盡歡而散。
晚上10點，周谷城在家里已經睡下，忽然接到了《解放日報》編輯部記者打來的電話，說是希望他寫一首詩或一首詞，在明天的報上發表，以表示對毛澤東的歡迎。周谷城婉言推辭說，毛澤東的詩詞豪邁奔放，縱橫千古，本人自愧不如，寫不出來。記者卻說：
“不要緊，要求不高，只寫一首，隨便寫一首好了。”
周谷城說：
“主席是內行，要求不能不高。”
結果，周谷城拗不過記者的軟磨硬泡，只好連夜填詞一首，發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報》上，其詞云：
五一節晉見毛主席，調寄《獻衷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風。蠲舊染，若新生。又這回傾聽，指點重重：為學術，凡有理，要爭鳴。
情未已，興偏濃，夜闌猶在誨諄諄。況正逢佳節，大地歡騰。人意泰，都奮進，莫因循。
毛澤東從報上看到周谷城的詞后，立即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周谷城，請周谷城到他的下榻處來。
5月3日下午3點，周谷城來到毛澤東下榻處，毛澤東正在看報，見周谷城來了，放下報紙，開口就說：
“詞一首，見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說：
“只有一首，我從來沒有在報上發表過詩詞，這確實是第一首。”
“總怕不止一首。”
毛澤東喃喃自語，意思是說周谷城像個常常寫這些東西的人。周谷城忙解釋道：
“我當時就對《解放日報》的記者說了，主席是內行，要求不可能不高，他們硬要我寫。”
毛澤東搖著手，笑著說：
“主席也只有那么內行。”
他一邊說還一邊用手比劃了一個很小的手勢。周谷城說：
“平時，我也偶然寫幾句。那純屬附庸風雅。”
“附庸風雅有什么壞處？”
“附庸風雅的人，無非是發發牢騷而已。”
“發牢騷有什么不好？有牢騷不發，過得嗎？”
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說著。周谷城卻轉換話題談起了古文的字義，他說：
“據說，屈原的《離騷》就是牢騷，因為‘離’、‘牢’同聲。”
毛澤東輕輕點點頭，說：
“可能是這樣，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興致正濃，又發揮道：
“離騷可能就是牢騷，牢騷可能就是啰唆。因為牢羅同聲，騷唆也同聲。念啰唆，可能就是發牢騷。”
毛澤東聽著周谷城信口引申的見解，并沒有表現出詫異，臉上浮著微笑，覺得蠻有風趣。周谷城又說：
“主席教我們說話要風趣，真該好好注意。”
毛澤東說：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說：
“我近來替‘風趣’找到了一種解釋：智慧超過需要時，可能有風趣；智慧趕不上需要時，不僅不能有風趣，恐怕還要出丑。”
說到這里，兩人都會心地笑了。
“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
毛澤東的自言自語似乎為這個話題劃上了句號。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鄧演達，毛澤東問：
“你認識鄧演達？”
本傳在第二卷中曾經敘述過，周谷城認識鄧演達。那還是在1927年春由毛澤東把他介紹給鄧演達的。鄧演達對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賞。大概是毛澤東忘記了，故而有此一問。周谷城見毛澤東如此問，便說：
“我認識他。”
毛澤東感嘆道：
“鄧演達先生這個人很好，我很喜歡這個人。”
晚上，毛澤東留周谷城同在一個小方桌上共進晚餐。周谷城告辭回家時，毛澤東一直把他送到汽車旁。
5月6日，毛澤東就陳正人從四川簡陽給他來信一事，給李井泉、陳正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轉簡陽平泉公社陳正人同志：
陳正人同志5月1日給我的信收到，很高興。再去簡陽做一星期、最好是兩星期的調查，極為有益。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4月25日通知你們的。5月4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5月20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澤東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們來信，用保密電話直達我的住地及火車上，勿誤為要。
5月7日，毛澤東接到了周恩來從河北邯鄲打來的電話。周恩來匯報了4個問題：1、絕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都愿意回家做飯。2、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3、社員迫切要求恢復評工記分。4、邯鄲旱災嚴重，有的甚至顆粒無收。
毛澤東立即將周恩來的電話匯報記錄轉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5月8日，毛澤東收到了胡喬木這一天發來的信，信中報告說：韶山公社食堂由原來的112個，減為6個，其中5個不久都將不再辦了。另外，胡喬木在信中還匯報了農村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城市居民食堂問題、國營工廠企業參加和領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和城市工商業及城市整風問題。
5月9日凌晨3時，毛澤東將胡喬木的來信轉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這天下午4時半，毛澤東復信給胡喬木，他寫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參考。你繼續在湘鄂兩省就那幾個問題進行調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計劃，還可以改為5月20日到京。”
5月10日，鄧小平、彭真將他們在北京近郊順義、懷柔的調查情況，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個調查報告。報告中說：
“根據我們直接領導的5個調查組（在順義、懷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組，在北京近郊和各縣一個多月調查的情況來看，貫徹執行《十二條》、《六十條》指示的結果，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進一步全面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于供給制，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問題的措施，還需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北京近郊和各縣生產大隊和生產隊規模都已調整了，社也大部調整完畢了，多數是萬把人一個社，大隊一般是以村為單位，生產隊一般是50戶左右，生產隊下面一般建立作業組，實行責任制。社隊規模的調整，使農民心里有了底，社員對于社、隊可以比過去‘看得見、抓得住、管得了，信得過’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現在，有很多生產隊，由于調整了社隊規模，廢除了老的供給制，實行了新的供給制（即只供給五保戶和困難戶），再加上執行和改進了三包一獎、評工記分的辦法，又討論了前述的余糧分配辦法，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顯著提高，因而發現現在有不少社隊勞動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經不是隊長去催工，而是社員找隊長、組長催活、要工了。”
關于食堂問題，他們寫道：
“食堂問題比較復雜，除居住分散的隊不辦、長年食堂一般主張不辦外，對農忙食堂（半年多），群眾意見很不一致。”“現在情況還在變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個時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數人要求再辦。看來，吃不吃食堂的問題，比較復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尤其要走群眾路線，讓社員慢慢考慮、好好討論，完全根據群眾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樣合算就怎樣辦。今后，要辦食堂的，一般應當把食堂的經濟核算同生產隊分開，即把生產隊的分配和社員的生活消費分開。食堂不要大了，應辦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結合的。”
5月11日，毛澤東專門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宋慶齡的寓所看望她，贈送給宋慶齡一條繡有梅花圖案的高級紅地毯，鋪在她上下樓的樓梯上。
5月14日，毛澤東為轉發張平化的一封報告信，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此信轉發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張平化同志：
你的這封信可發湖南全省各地、市、縣、社黨委研究，仿照辦理。都要堅決走群眾路線，一切問題都要和群眾商量，然后共同決定，作為政策貫徹執行。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毛澤東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5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先后就毛澤東在4月25日提出的關于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以及耕牛、農具歸大隊有好還是歸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林業、商業、恢復手工業和恢復供銷合作社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劉少奇在會議上曾經發表講話說：
“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這些錯誤并不涉及到‘三面紅旗’本身，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了。”
劉少奇明確表示，中央對這些錯誤要負主要責任。
5月28日，毛澤東為戚本禹寫的《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擬了一個題目：《調查成災的一例》，并批示道：
“閱田家英報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寫的材料《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和田家英報送這個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說：秘書室工作人員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工廠勞動。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給我，反映一些機關、學校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這個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中間值得注意的問題。戚本禹的材料說，他們利用業余時間摸了一下各級領導機關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情況，認為在二十幾個調查組的工作里，比較普遍地存在著‘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勞動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勞動的少”等——筆者注）的問題。此件印發工作會議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派調查組下去，無論城鄉，無論人多人少，都應先有訓練，講明政策、態度和方法，不使調查達不到目的，引起基層同志反感，使調查這樣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災難。”
此后，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上對戚本禹的《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作了第2個批示，他寫道：
“戚本禹的報告發給你們。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黨委扶右反左的一個中央辦公廳的干部。他給我的報告，你們看看，現在的調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況。”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會議再次討論修改了3月22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制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并作為“修正草案”予以通過。關于公共食堂問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生產隊辦不辦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對不參加食堂的社員，“不能有任何歧視”。這個規定，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關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給制，規定“生產隊對社員的勞動，應該按照勞動的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的報酬，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計算勞動報酬上的平均主義”。對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等社員，經過社員大會的討論和通過，實行供給或給予補助。其費用從公益金中開支。
會議最后討論了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陳云在講話中就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說：
“面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么別的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在周恩來主持下，會議制定了《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在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在本年內要減少一千萬。
5月30日這一天，毛澤東對戚本禹的《關于“調查研究”的調查》作了第3個批示，他寫道：
“此件，請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一直發到縣、社兩級黨委，城市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基層黨委，財貿基層黨委，文教基層黨委，軍隊團級黨委，予以討論，引起他們注意，幫助下去調查的人們，增強10少，避免10多。如果還是如同下去長辛店鐵道機車車輛制造工廠做調查的那些人們，實行官僚主義的老爺式的使人厭惡得透頂的那種調查法，黨委有權教育他們。死官僚不聽話的，黨委有權把他們轟走。同時，請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回憶鄭州會議以來的歷史時說道：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3批開會，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里想著早點散會，因為3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3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5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下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11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三類縣、社、隊，其它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就說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
毛澤東還說：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經過3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毛澤東最后提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時間在8月。他還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
6月1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印度尼西亞總統阿哈默德·蘇加諾，他在談話中說：
“上一次總統來的時候，我曾經說過，因為聯合國里有蔣介石的代表，所以我們不進聯合國，這是同臺灣問題有關系的。只要蔣介石的代表還在聯合國，我們就不進聯合國。我們已經等了11年了，再等11年或者更久也沒有關系。我們不忙于進聯合國。你們沒有聯合國問題，只有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島西半部及其近海島嶼，1949年印度尼西亞獨立時，荷蘭政府在美國支持下繼續霸占這一地區——筆者注）問題，這是與我們不同的。”
蘇加諾說：
“關于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目前外界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中國大陸同臺灣成為整體，作為一個國家進入聯合國；另一種主張認為中國可以先進入聯合國，然后在聯合國里同朋友們一道進行斗爭，使得在聯合國中只有中國，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聯合國，臺灣歸還中國。不久前我同陳毅元帥談話時，曾把這兩種主張轉告給他，并說明這不是印尼的觀點。不過陳毅元帥已經明確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兩步走。”
毛澤東說：
“只能一步走。”
蘇加諾說：
“我愿意很好協助，為實現一步走而奮斗。”
毛澤東說：
“如果臺灣歸還中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中國，那么臺灣的社會制度問題也可以留待以后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蘇加諾說：
“這是否就像蘇聯同烏克蘭在聯合國的情形一樣呢？”
毛澤東說：
“不一樣。”
蘇加諾說：
“我不是說社會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烏克蘭同蘇聯那樣在聯合國有兩個代表。”
毛澤東說：
“不行，中國在聯合國只能有一個代表。烏克蘭，還有白俄羅斯在聯合國有代表，這是有歷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烏克蘭同白俄羅斯都參加聯合國，蘇聯也在聯合國里，因而蘇聯在聯合國擁有3票。蘇聯當時碰到許多困難，不能不這樣做。但是這樣并沒有兩個蘇聯的問題。”
6月13日晚，毛澤東給在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的劉思齊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女兒：
你好！哪有忘記的道理？你要聽勸，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定，輸得干干凈凈。高不成低不就，是你們這一類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給我為盼！
問好。
父親 6月13日
6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總結了幾個月來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經驗，對今后的調查工作，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寫道：
“毛澤東歷次關于調查研究工作的指示，應該成為一切干部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必須遵循的準則。”
6月中旬，毛澤東創作出了“形象極其壯麗，聲調極其和諧，令人百讀不厭”（郭沫若語）的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詞云：
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誰？在有關方面，一度眾說紛紜。
據《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吳正裕、李捷、陳晉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披露，當時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曾對他的一些詩詞進行抄寫。林克所抄寫的這首七律的標題就是“答周世釗”。《毛澤東詩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確指出：“1963年他（指毛澤東——原注）親自主持編輯《毛主席詩詞》時，此詩在清樣稿上標題原為《答周世釗》。”“隨后，作者在這個標題的周世釗名字后加上了‘同學’二字，最后，他將‘周世釗同學’5字去掉，把標題改定為《答友人》。”還有，在1964年1月，毛澤東應《毛主席詩詞》英譯者的請求就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作口頭解釋。其中關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誰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友人是周世釗。”另據史料證實：1964年2月，毛澤東對自己的詩詞做了14點解釋，其中第8點為：“長島”指長沙，“友人”是一個長沙的老同學。周彥瑜和吳美潮說，他們早在20世紀60年代的一天問過父親：“近期外面傳言，毛澤東《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說：“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傳。”1992年，吳美潮就“友人”問題請教過毛澤東詩詞英譯者葉君健，葉君健答復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譯為‘答一位朋友’，即Replyto a Friend。英文參加翻譯的有錢鐘書、喬冠華、趙樸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經過充分論證后確定的。”以上這幾種說法是一致的，是比較可信的。
另一種說法是：毛澤東的老同學、老朋友樂天宇、李達和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在長沙閑談，他們知道毛澤東在5、6月間的北京會議期間，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失誤承擔了主要責任，并做了檢討。他們猜想毛澤東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決定送毛澤東一些禮物。樂天宇將客人捎給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給毛澤東一枝；還有他自己寫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頌》的條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達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筆，又寫了一首詠九嶷山的詩詞。周世釗送的是一幅內有東漢文學家蔡邕的《九嶷山銘》的墨刻。毛澤東收到老朋友的禮物后，引起了對家鄉、老朋友、老同學的懷念，就寫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釗、李達、樂天宇同志》。不久，樂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澤東詩稿，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時值郭沫若正編輯毛澤東詩詞，田家英就把樂天宇的意思轉告給郭沫若，郭沫若說：“那也好，不如改為《答友人》吧。”于是，后來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規定中說：
“中央1960年11月3日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以后，各地在退賠平調物資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決心比較大，做得比較認真，但是，總的來說，退賠工作還是做得很不徹底的。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的決心，貫徹執行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復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為工業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才能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
6月22日，毛澤東就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于6月19日報送中共中央的《關于中央機關精簡情況的報告》，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應當批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照此報告，堅決執行。如果中央24萬人中，已減去三分之一，即8萬人，并且還可以減去幾萬人，我想再減4萬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減12萬人，占總數24萬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會大為提高。各省、市、區一級，專區一級，縣一級，這地方3級均照此計劃，堅決精簡，則將在全國范圍內大為減少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現在城鎮人口要減少二千萬以上，人民公社3級人員已有規定，如能堅決妥善實行，則一個人浮于事的嚴重問題就可解決了。以上請酌辦。
毛澤東 1961年6月22日
1961年7月間，毛澤東從稿費中拿出5000元錢，派人送給病中的第二軍醫大學一級教授張維。
張維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張維的母親在革命戰爭時期掩護過毛澤東。抗戰勝利后，張維為新四軍運過藥品。
7月6日，毛澤東的表兄文澗泉和趙迎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陪同，穿過林蔭大道，來到了中南海豐澤園側門。
文澗泉是在7月初來到北京的。趙迎是毛澤覃前妻趙先桂的繼子，在大坪學校教書。此人粗通文墨，能說會寫，見識較多。文澗泉此次帶趙迎來京，一是因為趙迎是自己外婆家趙家的親戚、趙先桂的繼子，二來路上也好有個照應，還可以借重趙迎的見識，同三表弟毛澤東談論一些鄉間的情況和對時局的看法。
這一次文澗泉來京，不再像兩年前在京時睡門板受冷遇了。他和趙迎到了客廳門前，毛澤東笑容滿面地走到門口迎接，與他們握手。毛澤東問了趙迎的姓名之后，連聲說：
“歡迎，歡迎。”
賓主在客廳落座后，毛澤東向兩位客人詢問了許多情況，他還說：
“現在農民生活很苦，蘇聯又天天逼債，國家暫有困難，需要克服一下，暫時吃點苦，過幾年會好一點的。人民公社沒有辦好，群眾有意見，下情不能上達，我們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派了一個工作組到你們公社了解了一下。組長是我的秘書胡喬木，他們了解了很多情況，向我寫了一個詳細調查報告。你們回去后，要及時寫信，把農村情況告訴我。”
文澗泉說：
“主席，我沒有讀什么書，信寫不好，就請趙迎給你多寫信吧。他是當老師的，肚里有墨水。”
毛澤東就對趙迎說：
“趙老師，你就做我的通信員，好嗎？”
趙迎連忙說：好，好！毛澤東說：
“我對農村教育工作確實考慮得少了一點，我們是文明古國，舊社會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壓，這教訓不能忘。要在農村普及文化。現在辦學有困難，可以發動群眾辦，分散辦，辦農校辦夜校。我過去就在韶山辦過夜校。把夜校辦好，群眾晚上上學。等條件好了，普及小學、中學教育。在我們這一代，總要為農民做點好事才行。”
后來，趙迎回到家鄉后果然成了毛澤東的“通信員”，他經常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鄉下的情況。
7月的一天，毛澤東把警衛員小李叫到身邊，問道：
“聽說你要去大慶，是嗎？”
小李是從16歲那年就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回答說：
“是的，很多同志都寫了申請，但又舍不得離開主席，又不想去。”
毛澤東說：
“是啊，你們在我這里10多年，你們不想離開我，我也不想叫你們去，我對你們的感情比對我的孩子還親，他們還不能天天見到呢！但我不能老留著你們。”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繼續說：
“革命不能總在一起的，我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線去了嗎？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們都得服從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熱淚盈眶。毛澤東勸慰他說：
“已經長大了嘛，不要哭。那個地方艱苦，艱苦的地方要去，艱苦的地方鍛煉人！”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對部下的指示往往是耳提面命，在開展調查研究問題上也不例外。他在1961年5月6日給李井泉、陳正人的信中，口氣則完全變了一個樣。請看：“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4月25日通知你們的。5月4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5月20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這半個月希望得到你們一封信。如果你們發善心，給我寫信，我準給你們寫回信。”這完全是一種乞求的口氣了！毛澤東還唯恐來信有失，又特別囑咐：“你們來信，用保密電話直達我的住地及火車上，勿誤為要。”由此可見，他要得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的書面報告，是比攀登“蜀道”還要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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