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領導人毛澤東寫下的《西江月·秋收起義》：“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云愁，霹靂一聲暴動。”生動地描述了起義的情景。毛澤東領導起義的武裝編為工農革命軍，打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起義的旗子，確立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找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
“軍叫工農革命”——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派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湖南秋收起義。
中共中央當時的設想是在湘中、湘南等多處發動秋收起義，奪取政權。毛澤東從武漢回到長沙后，通過對局勢的觀察判斷，認為在湖南多處聯合發動起義的條件不成熟。8月18日，湖南省委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要改變以長沙、衡陽、寶慶三處為中心的全省暴動計劃，集中力量在湘東贛西發動以長沙為中心的武裝起義。但這一計劃并不為當時中央負責人所認可。毛澤東親自致信中央，據理力爭，新的暴動計劃得以付諸實施。
當時能參加起義的武裝力量主要有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等。平江工農義勇隊有400多人槍，隊長是共產黨員余賁民；瀏陽工農義勇隊共600多人槍，隊長是共產黨員、黃埔生蘇先駿，黨代表是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早在7月中旬，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0軍獨立團，從湖南開赴江西參加南昌起義。8月5日，獨立團抵達江西永修涂家埠車站附近，獲悉南昌起義部隊已經南下，兩隊便分兵行動。
8月7日，余賁民部經過武寧時，與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相遇。警衛團是奉中共指示從武漢趕赴南昌與起義軍會合的。團長盧德銘是共產黨員，團、營主官也是共產黨員，士兵多為兩湖地區的農協會會員和青年學生，其中不少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是由共產黨掌握的一支武裝力量。得悉起義軍已經南下，盧德銘立即率部追趕。8月10日抵奉新，又知起義軍已遠去福建，沿途敵人已布滿重兵。盧德銘遂命團副兼1營營長余灑度代理團長將部隊帶到修水這個湘鄂贛“三不管”的地方待命，自己則返回武漢向中共中央請示下一步行動。
8月12日，余灑度帶領警衛團抵達修水縣城附近，與余賁民和平江義勇隊再次相遇，合力攻占修水縣城。此間，余灑度與湖北崇陽、通城羅榮桓帶領的農民武裝取得聯系，迎接他們到修水會合。這100余人的農軍被改編為警衛團特務連，警衛團副連長譚希林任連長，羅榮桓任黨代表。
20軍獨立團另一支部隊瀏陽義勇隊與平江義勇隊分兵行動后，仍打著獨立團的旗號在奉新、高安、上高一帶活動，于8月20日攻占銅鼓縣城。修水、銅鼓山水相連，余灑度、余賁民想與蘇先駿合兵一處，共同對敵。遂派蘇的黃埔四期同學、警衛團11連連長伍中豪前去聯絡。8月22日，余灑度、余賁民、蘇先駿等在修水與銅鼓交界的山口鎮召開整編會議，“諸同志均以軍事統一不可緩”，幾支部隊達成合編協議。
恰逢此時，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代表徐景祥來到修水接洽，欲收編當地武裝。余灑度等將計就計，借用“灰色”名義，“受編不受調”，部隊遂改編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師部設修水縣城，余灑度為師長，余賁民為副師長，警衛團2營營長鐘文璋任師參謀長。下轄2個團，警衛團為1團，鐘文璋兼任團長；瀏陽義勇隊為3團，蘇先駿任團長，潘心源任黨代表，從警衛團調3個連充實3團，伍中豪任副團長兼3營營長。平江義勇隊分別補充到1、3兩團。
為與上級取得聯系，潘心源到安源去找湖南省委請示工作。
在此期間，盧德銘經長沙抵達武漢，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省委決定盧德銘等3人返回原部隊參加秋收起義，并任命盧德銘為起義總指揮
潘心源去安源找黨組織請求指示，向安源市委報告了修水、銅鼓部隊的情況。安源市委即派人向湖南省委報告。毛澤東得到這個報告喜出望外，8月30日，湖南省委在沈家大屋開會，再次討論秋收暴動的布置事宜，決定成立黨的前敵委員會領導秋收起義，毛澤東為書記，參加秋收起義的各軍事負責人為委員。
肩負重任的毛澤東次日乘火車趕到安源后，即召集秋收起義軍事會議，潘心源、中共安源市委書記蔡以忱、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王新亞等參加，潘心源介紹了修水、銅鼓兩支部隊的情況。在毛澤東的主持下，決定將駐修水、銅鼓、安源的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副師長余賁民，原余灑度師的1、3兩團建制不變，將安源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萍鄉等地的農民自衛軍編為2團，王新亞任團長；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為書記，師、團長為委員；起義時間定在9月9日，部隊從修水、銅鼓、安源出發，分3路向長沙進攻。
9年之后，毛澤東在延安向美國記者斯諾談到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組建：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3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安源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旗號鐮刀斧頭”——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子
起義打什么旗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毛澤東說：“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南昌起義時，周恩來等按照中央的決定，打的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旗子，起義部隊仍然沿用國民革命軍的名稱及序列。黨的八七會議依然提出要聯合國民黨左派一起斗爭。中央在派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時，也明確告訴他以國民黨左派的旗子為號召為宜，團結他們共同斗爭。
毛澤東回到湖南，親眼目睹國民黨軍隊瘋狂鎮壓工農革命，殘忍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群眾對國民黨的看法已發生根本改變，深感繼續打國民黨的旗子已經不合時宜了。8月18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中共湖南省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秋收起義決不能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指出：“國民黨的招牌還能要嗎？我看不能要了，國民黨的旗子已成了軍閥的旗子，完全是一面黑旗。”有人問，那我們打什么旗子？毛澤東旗幟鮮明地說，我們打共產黨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能號召群眾。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在會議制定的暴動綱領上明確提出：鑒于國民黨已經變成軍閥壓迫、屠殺民眾的工具，這次暴動不再用國民黨的名義，而應當“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
接著，毛澤東致信中央進一步表達自己的主張：“我們不應再打國民黨的旗子了，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立刻堅決的樹起紅旗”，“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安源會議后，毛澤東在安源部署2團起義期間，寫信給蘇先駿，傳達前委決定，要求參加起義的部隊“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正在這個當口，盧德銘趕回修水部隊，擔任起義總指揮。
根據上級的指示，9月初，第一師師部參謀何長工、副官楊立三、參謀處長陳樹華等人承擔起制作軍旗的任務。在修水縣城的一家商會會館里的八仙桌旁，何長工、楊立三、陳樹華等人為設計工農革命軍軍旗絞盡腦汁。因上級只要求設計制作軍旗，并沒有給出明確的軍旗樣式。他們經過反復研究，確定軍旗應突出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軍隊是工農子弟兵的性質和為革命不怕流血犧牲的主題。何長工見過蘇聯的軍旗，提議模仿蘇聯旗子的大概樣式設計軍旗。這一建議得到了楊立三、陳樹華的一致贊同。當晚，他們找來硬紙、剪刀、鐵尺和畫線用的粉包，經過一夜的設計剪裁、反復比較和推敲修改，最終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適當、角度準確的軍旗方案。
旗底為紅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為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角星內鑲有黑色的鐮刀、斧頭，分別代表農民、工人，易為廣大工人、農民理解與接受，斧頭、鐮刀既是勞動工具，也可以作革命武器，象征“斧頭砍開新世紀，鐮刀割斷舊乾坤”；鐮刀、斧頭相交叉則表示工農聯盟，疊加在五星內象征著中國共產黨是工農聯盟的政黨；旗面靠旗褲一側縫有一條10厘米寬的白布條，上面寫著繁體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番號。整面旗子的寓意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武裝。
《何長工回憶錄》一書中這樣記述：“盧德銘同志從中央回來，擔任部隊的總指揮。由我負責設計并制作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軍旗，鮮艷的紅旗中間一枚大五角星，星中是鐮刀和斧頭的圖案，緊靠旗桿有一條十厘米寬的空白，上寫著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番號，十分威武、漂亮。”
軍旗樣式確定后，師部決定立即批量趕制。裁縫出身的班長張令彬購買了布匹，修水縣總工會委員長徐光華請來了縣里幾乎所有的裁縫。在縣城的一個祠堂里，40多名針線工加班加點，趕制了100面軍旗。
9月9日，在秋收起義誓師大會上，工農革命軍的第一面正式軍旗打了出來，紅色軍旗成為秋收起義部隊的重要標志。從此，武裝斗爭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贛邊界的土地。
正是高高舉起共產黨的旗子，對吸引號召群眾起來參加革命，起了關鍵的作用，才有了中國革命“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壯舉，指引著中國工農革命朝著勝利的目標不斷前行。
“當紅色‘山大王’”——探索建立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在安源安排2團的起義事宜之后，在潘心源的陪同下，趕往修水、銅鼓，與那里的兩支部隊商量起義事宜。
在經過瀏陽張家坊村時，毛澤東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險情，他們被當地反動民團抓住。民團要把他當作共產黨嫌疑分子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好在他身上帶有行前潘心源給的二十幾塊錢，他打算用這些錢賄賂押送的人釋放他。押送的民團士兵同意了，可民團頭目不同意。在走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200米的地方，毛澤東瞅準機會掙脫出去，飛快地翻過田野里的一個高地，藏身到高地下面的一個水塘里，在那里躲過了民團的幾次搜捕，直到日落才脫險，后在一位農民的幫助下前往銅鼓。
9月7日，蘇先駿收到毛澤東的信，立即通知余灑度：“第3團決即響應萍鄉（安源），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長沙，兩團應互相聯絡，此系同志決議，未便拒絕。”有了前委的明確指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正式成立，共約5000人。
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起義是從破壞鐵路、切斷敵人交通開始的。長沙鐵路工人分成十幾個行動小組，分別破壞長沙至岳陽、長沙至株洲之間的鐵路線。各地農民群眾搗毀了多處電線、水塔。四處告急，敵軍驚慌失措，有力地牽制了其對起義部隊的軍事行動。
同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1團從修水出發，取道長壽街，進攻平江。部隊進至離長壽街8公里的金坪時，新收編的黔軍邱國軒部突然反叛，勾結敵人從兩翼向1團團部和2營、3營發起突襲，2個營一下子被沖垮。這時，盧德銘率師部和1團1營還在距金坪15公里的龍門廠，他一面部署部隊余部向平、瀏邊界轉移，一面派交通員尋找3團與之會合。
交通員在瀏陽找到了3團，并見到前委書記毛澤東。9月10日，毛澤東趕到銅鼓。11日，他和蘇先駿率3團自銅鼓出發，先后攻占瀏陽白沙、東門市，試圖在瀏陽與由安源北上的2團會合，會攻長沙。然而，3團遭到國民黨軍2個團的夾擊，被迫撤至上坪。得悉1團失利情況后，毛澤東寫密信交給交通員，命盧德銘把1團帶到文家市，研究下一步行動。
9月19日，盧德銘、余灑度帶領1團余部抵達文家市。此時3團已先期到達。2團在占領瀏陽城后，被敵人包圍，小部分人突圍，也來到文家市。三支部隊都嚴重受挫，從5000人銳減到1500余人。
此時的起義軍何去何從？是執行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繼續冒險進攻長沙、以避免背上“逃跑”的罪名，還是退卻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毛澤東當晚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委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他嚴肅指出，現在進攻長沙，等于拿雞蛋碰石頭，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他指著一張地圖說：“這里像眉毛一樣的地方，是羅霄山脈的中段，適宜作我們的落腳點。”羅霄山脈位于湖南省東部和江西省西部交界處，其中段地勢險要，峭壁聳立，可攻可守，遠離大城市，敵人力量比較薄弱。
毛澤東打了一個比方：“革命要有個落腳點，好比人要有屁股。人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有了落腳點，才能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擴大發展，走向最后勝利。《水滸傳》里有個水泊梁山，朝廷的千軍萬馬拿他們沒得辦法。我們到羅霄山脈中段去，反動派也奈何不了我們。我們到那里去當紅色‘山大王’！”
對毛澤東的主張，師長余灑度第一個跳出來反對，他打著執行中央、省委決定的幌子，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3團團長蘇先駿更是陰陽怪氣地說：“革命了半天，卻革到山上做‘山大王’，這叫什么革命？”
毛澤東耐心地解釋說，我們當的這個“山大王”，不是綠林好漢那種“山大王”，而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主義的“山大王”，是武裝割據的“山大王”。從歷史上看，“山大王”是很少被消滅掉的。我們上山，把部隊引向敵人不注意的地方去發展、去壯大，勝利才有希望。
盧德銘跟余灑度是黃埔二期同學，關鍵時刻他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不客氣地說：“余師長，現在我們只剩下1500多人，怎么去打長沙？部隊恐怕還沒打到長沙，就被敵人吃掉了！毛委員的提議很好，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是一個不錯的戰略撤退，有光明的前途。”盧德銘作為總指揮，在部隊有很高的威望，在他投贊成票后，大多數人紛紛舉手贊同。會議結束后，毛澤東連夜致信湖南省委，說明取消攻打長沙計劃和實現轉兵南下的理由
9月21日早晨，迎著燦爛的朝霞，毛澤東在里仁學校的操場上，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體人員講話，宣布了前委關于不打長沙、轉兵向南的決定。他說：“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們這塊小石頭，只要不斷地去砸那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會砸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文家市轉兵，實現了從進攻大城市到向農村進軍的轉變，避免了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為革命留下了火種，保存了良才。
“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秋收起義部隊余部開始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9月23日，部隊從江西蘆溪宿營地沿著蘆溪河向蓮花進發。毛澤東隨前衛行動，盧德銘、余灑度隨師部居中，后衛為蘇先駿的3團。朱培德的特務營和省第四保安團從萍鄉尾追過來，第3團遭突然襲擊，蘇先駿指揮部隊倉促應戰，造成了重大損失。
盧德銘聽到后面槍聲激烈，便帶領1個連的兵力回援，掩護部隊轉移。在激烈的戰斗中，盧德銘不幸中彈英勇犧牲，年僅22歲。毛澤東對盧德銘極為賞識，聽到他犧牲的噩耗，痛惜喊道：“還我盧德銘！”
接連的失敗，部隊士氣低落，不少人對革命喪失信心，開小差成風，短短一周時間，部隊由1500余人減員到不足1000人。同時，部隊中舊軍官軍閥主義作風嚴重，打罵士兵是家常便飯，影響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更為棘手的是，余灑度原為盧德銘部下，盧在時尚能轄制他，盧犧牲后，他對毛澤東越來越不尊重，跟蘇先駿等一唱一和，多次頂撞毛澤東，固執地反對把部隊帶向井岡山，致使前委很難統一思想。
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一路上不停地找人交談，了解他們的思想狀況。1團1連黨代表何挺穎談到他的連隊沒有一個逃兵，靠的是共產黨員的作用。這給毛澤東以很大啟發，萌生了一個重大構想：把黨支部建在連一級，連里的重大事項經過黨支部來決定，建立黨代表制度，支部書記由黨代表擔任，在政治上負全責。毛澤東還先后與宛希先、何長工、張子清、陳浩、羅榮桓等人談話，聽取意見，統一認識。
9 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永新三灣村。當晚，在毛澤東住的“協盛和”雜貨鋪里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余灑度、余賁民、蘇先駿、何挺穎、張子清、陳浩、宛希先、熊壽祺等，增選陳浩、宛希先、熊壽祺（普通士兵）為前委委員。接著，毛澤東提出把部隊縮編為1個團的設想。余灑度馬上表示反對，詰問師改編為團后，師長、團長往哪里擺？毛澤東胸有成竹地回答，凡是沒有安排職務的軍官，全部編成1個軍官隊，以后隊伍擴大了用得上。毛澤東又耐心解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作用和意義。盡管余灑度、蘇先駿堅持反對，但有余賁民、何挺穎、宛希先、張子清、熊壽祺等多數人的支持，會議通過了改編方案。
由于余灑度、蘇先駿不肯“低就”團長、營長，前委便將其從軍事主官的位置上撤了下來，保留二人前委委員的職務。團長由原1團1營營長陳浩擔任，何挺穎任黨代表，原1團編為1營，原3團編為3營。
9月30日清早，部隊在三灣楓樹坪下集合，原師長余灑度站在隊列前雙眉緊鎖，一臉不高興地宣布：“現在人員減少了，部隊要縮編，從1個師改編為1個團，1個團還是不足，改編為2個營。”他對這次改編充滿了怨氣，不久他和蘇先駿先后離隊脫逃，都投靠了國民黨，走向反面。
新任團長陳浩介紹毛澤東出來講話。當年還是普通戰士的開國大將譚政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人叢中走出一個又高又大的人來，頭上蓄有兩三寸長的頭發，身上穿著一件老百姓的舊棉襖，腳上打上一雙綁帶，套著一雙草鞋。他以和藹的態度、含笑的臉色，跑到部隊前面，頓時會場沉寂的空氣，呈現出熱烈的氣氛，大家高興地鼓起掌來。”
毛澤東首先宣布了前委關于部隊改編的決定，隨后又作動員講話：“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在家鄉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了，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我們都是暴動出來的，一個人可以當敵人10個，10個人可以當敵人100個，我們現在有幾百人的隊伍，還怕什么？沒有挫折和失敗，革命是不會成功的！”大家都會心地笑了起來。
毛澤東接著又說：“我們干革命，一不圖升官，二不圖發財，只圖天下勞苦大眾得解放。你們跟著我走，可能很艱苦，很危險，但是也很光榮。人各有志，不能相強，有愿意跟我走的，請站到左邊來；有愿意回家的，請站到右邊去。我們不勉強，參加革命，完全自愿。現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據路途遠近，發3至5 元路費。”
毛澤東講完話，馬上讓人搬來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堆大洋。大多數工農出身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有覺悟的戰士都走到楓樹下的左側，打算離隊的只有幾十人站在了右邊。毛澤東下令給回家人員每人發了路費，并說將來如果誰愿意回來，還是歡迎的。
經過這次改編，部隊只剩下700 余人。人員雖少了，但留下的大都是精干，是大浪淘沙后的精英分子，士氣、信念和戰斗力大為增強。前委挑選了羅榮桓、何長工等13名革命意志最堅定、作戰最勇敢的優秀干部擔任連隊黨代表。9月30日下午，毛澤東召開黨代表會議，強調軍中大事都要經過支部和黨委討論，軍事長官不可擅權；特別注意在班長、戰士中發展黨員，密切黨和士兵的聯系，使黨的領導直達士兵，直達整個部隊。
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立黨小組，營、團以上建立黨委，連以上設立黨代表，全軍由前委領導，形成了一套新的組織體系。從上到下貫徹前委的決定，從下到上服從前委的指揮，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連以上設立黨代表，并擔任黨支部書記，專做思想政治工作，進而在人民軍隊中逐級形成了“雙首長負責制”，黨代表與軍事主官平起平坐，對軍事主官專權形成有效制約，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中寫道：“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員會，主席是由熊壽祺擔任。廢除軍閥軍隊的舊制度及其影響，在部隊中實行官長不許打罵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在開會的時候有說話的自由，經濟公開等。
10月3日晨，改編后的部隊英姿煥發在楓樹坪集合。毛澤東向全團干部戰士發表講話，進一步闡明向井岡山進發的重大意義，并宣布了三條紀律：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在三灣村群眾的歡送下，部隊向井岡山進軍，開始了創建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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