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指導中國革命，幫助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十幾位來自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共產國際代表，先后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對于這些與中國革命密切相關的人，人們只從歷史書中知道他們在中國的點點滴滴，卻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離開中國后的最后命運和人生結局。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代表——維經斯基，安享晚年
維經斯基，原名格利高里·納烏莫維奇·沃依琴斯基，又譯維經斯基，1893年出生，俄國人。1920年3月經共產國際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率領三名俄籍人來到中國，他的使命是幫助創立中國共產黨。維經斯基從踏上中國土地的那一刻開始，就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緊緊聯系在一起。
此后幾年，維經斯基又五次來華，提出了“中國工人階級正開始步入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斗爭最前列”和“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觀點，出席了中共四大和五大。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壯大，維經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維經斯基態度謙和，中共領導人跟他的合作關系也比較融洽。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維經斯基被共產國際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錯誤，調離中國。
回國后，維經斯基不再在共產國際工作。盡管從此以后他慢慢淡出了政壇而轉向教育工作，但仍然時時關心著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寫下了許多關于中國的文章。1931年日軍侵略中國，維經斯基先后發表多篇文章，聲援中國抗日。1947年，莫斯科東方出版社出版了維經斯基所著的《關于現代中國歷史的講演（1918年—1924年）》一書。1950年，莫斯科真理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爭取國家獨立和民主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書。1953年，《莫斯科東方科學研究所文集》第七期發表了他的《論東方國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這一年，維經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終年六十歲。在眾多共產國際代表中，他的晚景不錯。
▉中共一大的參加者——馬林，被德國法西斯處以極刑
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萊特，1883年出生，荷蘭人。1920年5月，受邀從荷蘭前往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此后，便以馬林之名投身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21年，列寧委派馬林為共產國際代表前往中國，同時負責考察遠東各國的建黨情況，以及調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設立共產國際遠東局。
馬林來到中國后，與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一起，籌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促成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毛澤東曾稱贊馬林是一個由“共產國際派來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說服力的人”。
1923年10月，馬林被共產國際調離中國。1924年初，馬林回到了莫斯科。馬林在莫斯科期間因與共產國際東方部意見不合，便辭職回國擔任荷蘭共產黨的領導。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馬林曾深有感觸地對熟悉的中國同志說：“中國問題，棋輸一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后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馬林因同情托派脫離了荷共并自建革命社會黨，后來他又拒絕參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
二戰中荷蘭淪陷后，馬林奮不顧身地投入地下斗爭，秘密編輯發行《斯巴達克》報號召人民反抗德軍的占領。1942年，荷蘭地下抵抗組織被破壞，4月，馬林被德國法西斯逮捕并處以極刑。
▉改組國民黨的教練員——鮑羅廷，死于西伯利亞流放中
鮑羅廷，原名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1884年出生，白俄羅斯人。1923年9月，接替馬林的工作，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蘇聯派駐國民黨的代表。來到中國的鮑羅廷與孫中山建立了密切聯系，并一起籌劃改組國民黨。10月18日，孫中山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
孫中山逝世后，對于國民黨右派的步步緊逼，鮑羅廷采取步步“和解”的策略，即對蔣介石的要求不斷妥協退讓。不僅如此，他還錯誤地認為農民運動中出現了過火行為，反對農民革命。退卻的結果助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氣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中國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當年10月，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后即被軟禁。中共六大嚴厲批評鮑羅廷對大革命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共產國際也成立特別委員會對其進行審查。1931年，根據美國作家斯特朗的要求，鮑羅廷被斯大林特赦。
后來，他擔任《莫斯科新聞》的主編，塔斯社代理負責人。1949年，蘇聯政府錯誤地指控美國進步作家斯特朗為間諜，并將她驅逐出境。鮑羅廷受到株連，于1949年2月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亞流放中。
▉“五月指示”泄密人——羅易，思想蛻變，病死故鄉
羅易，原名納倫德拉·納特·巴塔查爾亞，1892年出生，印度人。1926年底，羅易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以后，作為共產國際最高代表奉派來中國。“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由羅易、維經斯基、鮑羅廷組成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羅易為首席代表。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作出《中國革命問題》決議。決議提出要“實行土地革命，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組建一支八個師或十個師的可靠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據此精神，共產國際發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此時，中國革命正處于危急時刻。羅易為了保持同國民黨的左翼聯盟，拉攏汪精衛，竟將共產國際的“五月指示”交給汪精衛過目。“土地革命和建立軍隊”恰恰為汪精衛反共提供了口實，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對當時已受重創的中國共產黨幾乎造成滅頂之災。
共產國際對羅易的魯莽行為十分不滿，決定將其立即召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曾尖銳地說道：“共產國際代表羅易，他竟將共產國際的秘密指示真誠地送給汪精衛看，這完全是一種糊涂、愚蠢的做法。”
羅易晚年表現出對小資產階級民主及共產主義的失望，轉而開始研究稱為“新人民主義”的新主張，大肆攻擊馬克思主義。1954年1月，羅易在印度寓所中病逝。
▉“無間斷”革命理論倡導者——羅米那茲，神秘死亡
羅米那茲，1897年出生，格魯吉亞人。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共產國際為了糾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派羅米那茲到中國接替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的工作。羅米那茲籌備召開了八七會議，從組織上結束了陳獨秀在黨內的領導，主張進行武裝暴動，開展土地革命。
在羅米那茲指導下，中共中央農民部擬定了《關于湘、鄂、贛、粵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并根據羅米那茲的意見，決定在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由于羅米那茲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認識，不斷強調他的“無間斷”革命理論，以及革命形勢“高漲”論，中國共產黨在其指導下，從右到左，政策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也直接導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路線。
在1928年2月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會議上，羅米那茲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共產國際六大再沒有選舉羅米那茲擔任任何共產國際領導職務。1930年12月，羅米那茲被指控組織反黨集團。隨后，解除了其黨內一切職務。
1935年，羅米那茲在去車里雅賓斯克途中遭槍擊身亡。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在寓所中開槍自殺，原因是反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不過真相至今不明。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幕后推手——米夫，肅反運動中被迫害致死
巴維爾·亞歷山大羅維奇·米夫，原名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費爾圖斯，1901年生，俄國人。米夫年輕有為，1925年10月，24歲的他就被任命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當時為與校長拉狄克作斗爭，米夫拉攏了部分學生，培養成自己的親信。他十分賞識的學生中就有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王明。1927年1月，米夫的第一次中國之行，就任命王明為貼身翻譯。
1930年10月，為糾正中共黨內李立三“左”傾錯誤，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身份來到中國，參加了1931年1月7日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米夫親自起草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草案），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后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名單，并圈定了出席會議的代表名單，王明等人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其后，米夫又宣稱，中共黨內只有王明才是站在共產國際立場上反對“立三路線”的，只有王明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最高，能忠實執行共產國際路線。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產國際。就這樣王明獲取了中共的領導權。從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開始了在中共長達四年的統治，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1937年，在斯大林的肅反運動中，有人揭發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米夫就被逮捕和關押。1938年，被秘密槍決，時年37歲。
▉中央蘇區與紅軍的“太上皇”——李德，晚年不甘寂寞，撰文寫書反華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1900年出生，德國人。1932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執委會派遣，來到上海。次年10月到中央蘇區后，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主管軍事戰略戰術和部隊訓練等方面的工作。
時任臨時中共中央書記的博古，沒有任何軍事斗爭的經驗，所以特別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將李德以“軍事專家”待之，并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他。在這期間，李德推行軍事教條主義，支持中共黨內“左”傾錯誤方針、政策，推行正面防御戰，要御敵于國門之外，反對誘敵深入，反對游擊戰，把紅軍長期積累起來的豐富的反“圍剿”經驗誣蔑為“游擊主義”而加以否定。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軍事課本上學到的條條框框，在蘇區進行指揮，且作風粗暴，排斥一切相反意見，儼然成為中央蘇區和紅軍的“太上皇”，從而導致了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被迫長征。
1935年遵義會議上，李德被撤職，離開了中央機關，隨紅軍一軍團長征到陜北。1939年夏，李德在惴惴不安中被共產國際召回莫斯科。共產國際監委會與中國方面的負責同志并沒有為難他，在協商后，作出了對李德的處理決定，結論是：有錯誤，但免予處分。其理由為：李德僅是顧問，無權對中國共產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他提出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國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確的主意，因此李德可以免予處分，但從此共產國際不會再重用他，將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不久，他離開了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紅軍的崗位，并嚴格遵守某些人告誡他的“對中國的經歷和觀察保持沉默”的規定。如果李德就這樣終老一生，中國人民還會念及他的苦勞。
然而，晚年的李德卻不甘寂寞，隨著1960年代中蘇關系日趨緊張，他突然不再遵守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規定，重新“顧問”起國際事務，特別是中國問題來了。從所謂的歷史事件到現實問題進行了“全面揭發”和“深入批判”，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大肆攻擊，其代表作《中國紀事》于1973年出版。這本書與另一個當年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對外稱蘇聯塔斯社記者弗拉季米洛夫所寫的《延安日記》，成為當時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歪曲和攻擊的姐妹篇，在反華大家庭中頗為走俏。
然而，《中國紀事》出版后還不到一年，1974年8月15日，李德便卒于柏林。
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中，還有因被誣陷為日本間諜而遭秘密處決的加侖，因“托派”問題開槍自殺的越飛，還有拉狄克、尼克爾斯基、庫茲涅佐娃、馬馬耶夫、薩赫亞諾娃等等。總之，共產國際代表們在中國革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重重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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