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歷史是人類共同體的社會歷史，凡能把重要的歷史事件、人物、時空等貫通起來并體現出歷史總體發展的客觀真實的基本過程和線索的歷史表述都屬于正史的范疇。社會具有二重性，歷史發展是社會類形態和社會質形態二重性發展過程的統一，社會近現代化也具有二重性。中華民國歷史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的后期或沒落時期，是中國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時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一般取得明顯進展又沒有完成過半時期。本文就是中華民國歷史發展的縱橫結合、內外在正當聯系和總體性的新概括。
關鍵詞：北洋軍閥 國民黨國民政府 共產黨 抗日戰爭 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是古代東方亞洲歷史悠久的傳統大國，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迫使中國轉入近代。在近代，中國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20世紀初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農民占總人口的80％以上，但在工業化等近代產業、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隊伍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發展。[1][2]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民族資本主義得到發展，資產階級代表人士掀起了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它失敗了，它沒有改變近代中國社會性質。
中華民國出生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中華民國發展，經歷了民國初期（1912—1927年）：即國家建構趨穩定型、舊民主主義革命再失敗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興起時期；民國中期（1927—1937年）：即經濟社會近現代化繼續發展、北中國淪陷和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開創時期；民國后期（1937—1949年）：即全民族抗日戰爭、中華民國政府落伍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時期。38年民國歷史活動核心或重要線索是國民黨及國共關系與中俄中蘇關系，中日關系。幾乎年年有戰爭，是其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是由地方軍紳勢力為支撐經過同盟會及共進會帶動和演變而成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進入民國初期。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職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是中華民國唯一的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形式，并頒布憲法性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等。經過南北議和，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中旬革命果實被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的袁世凱竊取，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8月國民黨成立。1912年底開始第一屆國會議員全國選舉。1913年3月出現宋教仁案件和隨之而來的二次革命和多黨制實踐的失敗。1914年上半年議會遭解散和《中華民國約法》頒布。袁世凱的復辟活動與1915年9月新文化運動興起。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與護國戰爭爆發，1916年3月帝制取消，1916年6月袁世凱病逝。隨后進入北洋政府軍閥割據、府院之爭與議會動蕩、輪流執政與戰亂時期（如1920、1922、1924、1926年北洋軍閥之間的幾次大戰，包含1924年10月國民軍發動的北京政變）。其間，1917年6月發生張勛復辟（12天）。1917年8月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并成立南方（廣州）軍政府，至1918年5月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1917年8月北洋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方面而參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它包含著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臺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它是中國社會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過渡點。1921年至1922年孫中山開展第二次護法運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3年10月《中華民國憲法》頒布。1924年1月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進行改組并召開“一大”，實現了國共第一次合作，工農運動廣泛興起。1925年1月中共“四大”由實踐的發展而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等問題。1925年中共“四大”召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標志。[3][4]1925年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爆發。從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發生的國民革命或大革命，包括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建立和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北伐戰爭中，北伐軍不斷取勝，使國民黨軍占居了大半個中國，大革命基本動搖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勢力。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并建立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發動反革命政變。它們標志著大革命的失敗。1927年8月初中共發動南昌起義，并召開了“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1927年9月武漢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合并即“寧漢合流”（包括1927年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及其組成的南京國民政府的特殊及其所體現的一般），它標志著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正式開始。[5]大革命失敗后建立的國民黨國民政府（一黨專制政府）已蛻變為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或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利益的政黨政府，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沒有完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并沒有改變。1927年9月和12月中共又發動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
民國初期的社會現代化出現了明顯的轉變或轉折，如政黨政治和憲政（或議會）國家、憲法民主出現，工業化和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出現 “短暫春天”，進入思想自由開放、中西文化論戰和科學玄學論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興起。但因國內戰亂，及其與國際形勢、蘇俄關系和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勢力有很大的關聯，其現代化進程和民族解放（或外交）仍然處于起步階段。辛亥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干涉中國內政，扶持民國時期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典型代表袁世凱篡奪民國國權。一戰期間，英美實施 “綏靖”政策，放任日本在華擴張。日本乘歐美列強忙于一戰而加快侵略中國步伐。一戰后的“華盛頓會議”確立了列強對中國的共同統治，并出現了為掠奪中國的日本與美英之間的重要矛盾。[6]其半殖民地外交表現在：袁世凱北洋政府承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賠款，而且還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如1913年4月北洋政府以其全部鹽稅與關余做擔保與國外五國銀行團達成“善后大借款”，以便鎮壓南方革命力量，1915年初關心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后于5月改簽為《中日民四條約》，喪失多項中國國家主權）而形成所謂“聯合歐美、抵御日本”的外交。英國和法國也通過脅迫民國政府，制造西藏危機，在中印邊界、中緬邊界、中越陸地與領海邊界方面不斷侵害中國主權。北洋政府雖然通過聯絡美英，成功參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這一國際安全體系，但其對中國沒有帶來多少益處，如北洋政府的所謂“修約”外交包括收回關稅主權等努力的成效非常有限。相反，南方國民政府等推行革命性外交則取得了一定成效，如1926年開征二五附加稅，1927年1月收回漢口、九江租界。[7]當然，隨著南方國民政府1927年的變質，其外交性質也改變了，如對“寧案”的屈辱處理就是其外交性質轉變的典型案例。[8]而蘇俄對中國，則宣布廢除其過去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共的幫助很大，如幫助中共建黨和開展黨的活動，幫助中共明確其革命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大方向大綱領，實現國共合作；對二十年代中期的國民黨幫助也很大，如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支援其財政經濟、建立軍校、建立武裝力量和北伐戰爭等，帶來了中國新的民主革命高潮。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等。但其也存在嚴重不足，如蘇聯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了，以此作為蘇聯的東亞安全緩沖帶等。
1927—1937年是中華民國發展的中期階段。在這十年里，世界形勢發生較大變化，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爆發，由此進一步加深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形成了新的爭霸和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并出現了局部戰爭，蘇聯社會主義國家也強大了。在此間隙期，中華民國社會現代化建設有所發展。所謂現代化，一般地是指社會化大生產（大工業）和商品（市場）經濟、民主法治、科學文明及其國際化或全球化的一種社會類形態發展過程，并且是在具體的社會質形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的，它直觀地表現為古代傳統農業社會向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工業化（大工業上升到國民經濟的主導主體地位）和國家政權民主化（民權政權的分權制約及其穩定成熟）是社會現代化的兩根支柱及其基本實現的標志，科技文明和人的解放是社會現代化發展程度的衡定標尺。民國中期在這些方面都有所進展。同時，民國中期也展現了新的分裂，奠定了其未來走向。
1927年秋“寧漢合流”的國民黨國民政府，擴展了國家機關建設，在國民政府及軍委會里都實行委員制，并實行了一系列經濟、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政策，如政治上的“清黨”和北伐統一戰爭。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蔣介石通過這次會議，改組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得任國民黨中常會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集國民黨黨政軍大權于一身。1928年4月國民黨政府繼續北伐，是年6月占領北京、是月新疆易幟，通電歸順南京政府。是年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通過了胡漢民等委員《以黨訓政大綱》的來電提案，由此宣告“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稍后由胡漢民主持國民政府組織結構的籌劃工作。10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法》及《中國國民黨訓政大綱》，這些既繼承了孫中山的思想又與之有別，并議決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等人分任立法院等五院院長，建立了五院制政府。12月東北易幟，通電歸順南京政府。到1928年底南京國民政府實現了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地方機構采用省（市）縣（市）兩級制，縣以下劃分若干區，區下設鄉、鎮；地方政權實行黨政雙軌制，基層管理依賴地主豪紳。1929年春—1930年底因國軍編遣問題等發生多次國民黨新軍閥大戰，其中大都是獲得英美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支持的蔣介石中央軍取勝。隨即，對紅軍及其根據地進行多次大圍剿。1931年2月因“約法”之爭(包含張揚黨權，限制蔣介石個人獨裁等) 胡漢民被軟禁于南京郊外湯山，并在5月5日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隨即根據約法通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確立了以國府主席為中心的集權體制。由此，導致了在中華民族危機關口（中日“九一八事件”發生時）國民黨的一次最大分裂，如寧粵沖突等。[9]于是，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1931年年底三地同時召開，本質上還是思想落后的大軍閥蔣介石被迫于1931年12月二次下野。但其稍后又重新獲得軍權和黨政實際主導權（蔣、汪再次合作）。日本乘此國內分裂時候發起“九一八事件”，武裝侵占中國東北。可是，國民政府卻對日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導致中國東北三省在四個月余全部淪陷。在北中國危機繼續加重，1932年3月偽滿州國出現之前后，國民黨國民政府面對日本的侵略又形成“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于是，一方面是日本攻占山海關和熱河，并以隱蔽的形式相繼軍事占領華北五省多地，制造華北事變，國民政府對此并沒有實施多少真正的抵抗，卻與日本簽訂一系列協定，其實質是華北的淪陷；另一方面卻繼續和加大對共產黨紅軍及其根據地的軍事圍剿，打擊國民黨內和社會中間的進步性力量，大力發展特務勢力（如軍統）和農村保甲制度及其對社會的殘酷統治，如對革命根據地實施第四第五次大圍剿，1931年底槍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1933年剿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和福建事變中主張廢約抗日的十九路軍。這樣，作為民族國家和社會主要承載體的國民黨國民政府迷失了自我及其前進方向，大做民族間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做“下策”），實際上開始了其歷史地位的喪失。面對日本制造華北五省自治而脫離中國的更大民族危機，在工農紅軍被國民黨軍大量消失并被圍困在祖國西部落后的局部地區，國民黨內、廣大民眾和部分抗日武裝等抗日運動的普遍興起等新形勢下，國民黨于1935年11月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前汪精衛遇刺），開始了其國家（經濟和國防等）政策調整，包括對日政策的調整。但其抗日政策仍然是動搖不定，“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并沒有改變，如對中共及其武裝，一方面繼續派重兵圍剿紅軍及其根據地，另一方面對分散于各地的工農游擊隊實行清剿。鎮壓1935年發生的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制造1936年11月震動全國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等。1936年政府公布《五五憲草》，構建類似于西方的表面兼具議會制（責任內閣制）而實為總統制的政體（因為國民大會等代議機構的民權或代議權是基本空置的），并準備由訓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時期。1936年7月設立國防會議，蔣介石為議長。政府的對日政策，只是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時才被迫出現轉折，經過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國民政府才真正抗日。[10]但也只是消極抗日抗戰。
民國中期十年的政治歷程表明，其政治現代化步履艱難。中華民國憲政民主發展主要是依托西方的三權分立理論和孫中山的權能分開及五權分立思想的綜合而進行的，并受到不穩定和大變化的政治實踐的極大影響，其政治包括法治的現代化成果非常有限。雖然它建立了現代形式的政府和司法機關，頒布了很多法律法規。但從民國開始的《臨時約法》采取類似于西方的三權分立政體實踐，到《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及其五院制政府建立，再到把孫中山憲政構建以西方三權分立式改造而得的《五五憲草》的憲政發展歷程中可得，民國的政治體制建構始終處在類似于西方的議會制（或責任內閣制，其核心是政府由議會組成并只對議會負責）與總統制（其核心是總統擁有相對獨立的行政權）之間的兼采與偏轉之中，或者是還處在政府的委員制與一長制之間的兼采與偏轉之中，它并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比較發展的政治體制，并且其多黨制度或黨政關系、議會制度和民權發展方面是相當短板的。[11] [12]一句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軍閥爭權和輪流干政，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會的；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一黨專制政府（或以黨代政的國家）是不可能形成民主法治社會的。事實上，那古代封建主義的專制和權勢殘酷式統治等形式還普遍盛行著。
南京國民政府在以孫中山新民生主義為指導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現代化方面，實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與減租減息等政策法律，但它沒有動搖封建土地制度和廣闊農村的小農自然經濟基礎。出臺財稅金融改革和政策，大力促使官僚買辦資本發展。當然，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有進一步發展。據統計,1928—1937年南京國民政府新設工、礦、交運企業(包括官辦和官商合辦)共98家，創辦資本額達到約1. 26億元,是同期中國全部企業創辦資本的33. 2%。特別是1935—1937年,官營企業的創辦資本額達到8297萬元，是這三年中國全部企業總資本14694. 1萬元的56. 5%。可見，從1935年起，從新設工、礦、交運企業的投資環節看,國家資本主義已占主導地位。加上鐵路、公路、水利、通訊、金融、地方建設投資等，從低估計，1928—1937 年國民政府的經濟投資總額達到9. 16億元；同時，經濟結構也有向重化工業發展的初步勢頭。[1]總的說來，到1930年代的中國工業化有了進一步發展，但近代中國的產業結構長期停留在以少數單一的消費品工業（棉紡織工業和食品工業）占主導的低級階段（除日本投資的東北外）；二元制的經濟結構導致近代工業的區域結構極不平衡，口岸城市和內陸鄉村的分離日趨嚴重；整個民國時期并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或產業革命。[13][14]產業革命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經濟變革過程，它首先表現為較大規模地建立機器工業，其次是對整個社會經濟關系發展帶來重大影響和深刻變革。民國的經濟發展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正在走向瓦解但又沒有動搖其根本，而且在對外貿易和投資這兩方面,外國資本和外國企業占居了主導地位,即使中國民族資本有所發展,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那時中國作為西方國家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的經濟從屬模式。
在文化發展和文化現代化方面，南京國民政府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國家文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建立了一系列現代文化教育政策和體制，沿續著民國初期出現的文化革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教育部就要求全國各地均設立民眾學校和民眾識字處，推行識字教育，并推動各級和多類型的教育發展，國民素質總的看在提高，如從 1928年至1936年，全國大專以上學校從74所增加到108所，在校人數從25198人增加到41922人。[15]它發動了多項文化運動，如“新生活運動”，建立多種科研組織和科學社團，傳播科學觀念，科學教育有了初步發展。[16]但其文化教育的階級性明顯，開展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出現多種類型的文化審查和鎮壓，如對進步的和蘇區的文化圍剿，甚至掀起一股尊孔復古潮流，就連具有現代性的新生活運動也遵循舊有的“禮義廉恥 ”原則，蔣介石甚至把三民主義“儒家化”。[17]西方資產階級的各種文化思潮也在中國廣泛傳播和泛濫起來。總的說來，南京政府時期還沒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大量人口（如工農或平民）受教育水平和科技文明水平，實現大量人口更新和創新其觀念，重要科技成果寥寥無幾，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雖有所收獲，如各種內憂外患的思潮與學術廣泛興起，但如新儒家等還與時代發展的重心或主題相處甚遠（除馬克思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外），文化現代化、科學文明程度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提高，文化的發展始終在現代與反現代的潮流中艱難前進。總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其現代化的不發展，是由其始終代表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由其落后的動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決定的。
民國中期的外交是與其內政緊密相連的，它接續著北京北洋政府的外交，又有自己的特點。這十年的外交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為界，可區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寧漢合流后的南京國民政府外交是以親帝反蘇而開端的，它表現在對“濟案”及之前發生的“寧案”的妥協屈辱處理和對蘇聯的斷交之中。它也努力形成“聯合歐美制約日本”的外交格局。[18] 1929 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爆發，日本為擺脫危機加速了對華侵略，而英美等西方國家卻對此實行綏靖政策。另一方面，南京國民政府由 “廢約”外交轉到“修約”外交，積極參加對外關系的雙邊和多邊活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國際地位有所提高。 從1928年7月《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系之條約》簽訂，到1930年5月《中日關稅協議》簽訂，民國政府形式上獲得了關稅自主權，但海關行政管理權、稅款保管權、關稅稅則制訂權等還有個逐步自主過程。取消領事裁判權的交涉，在與個別弱國的交往中有所進展，但因“九一八事件”發生等又中止了大的進展。還進行了其他多項主權（如租界）收回的努力。[19] “九一八事件”事件之后，北中國不斷淪陷，國民政府卻實施不抵抗和妥協退讓政策，甚至還與日本交涉簽約；同時，又向國際聯盟組織提出申訴，希望獲得國聯和歐美的支持，并要他們主持公道，但最終成效不顯。1934年秋國民政府重視發展與蘇聯的關系，1937年8月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由此，開始形成了“南聯美英、北交蘇聯、制約日本”的外交格局。[20][21]其中，在民國的外交關系領域，中蘇關系是最復雜的關系，它存在著蘇聯與中國中央政府（及國民黨）、地方政府（如東北、新疆的地方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等三個主體、三個層次上的交往關系，而沒有中斷（短時的中斷是因為技術原因）且比較穩定的只有中共與蘇共（蘇聯或共產國際）的交往。
民國中期歷史發展的一個內核，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開創。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是其兩個轉折點。中共“四大”、“八七會議”和秋收起義等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隨即，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和新軍閥之間大戰時中共發動了十多處較大的武裝起義，到1930年夏，已經建立了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分布在全國十多個省，革命武裝力量達十萬人。各根據地實施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工農民主政權。1930年毛澤東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革命道路的探索。到1931年把井岡山根據地和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已成為一個擁有250萬人口和5萬紅軍的蘇區，是年11月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1930年10月至1934年，在國民黨軍發動的對革命根據地的大“圍剿”和紅軍反“圍剿”的斗爭中，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使紅軍和根據地獲得了大的發展，到1933年3月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發展到30萬。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及長征初期出現嚴重損失，于此，經過1934年12月的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特別是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轉折，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探索開始取得中共中央主導地位（如新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的確立）。早在1932年，中共在東北組織了抗日游擊隊和后來的抗日聯軍。經過1935年五六月會理會議和兩河口會議確定紅軍北上抗日，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1936年9月中共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中共抗日戰爭的紅線已經明確。[22] [23]1936年春中央紅軍渡河東征抗日。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標志紅軍長征勝利結束。長征是跨越中國十多個省、行程二萬五千里的偉大的革命戰爭和戰略轉移運動，其重要意義在于：傳播了革命召示；保存和成熟了中共和紅軍；實現了向抗日戰爭的轉換與對接等。1936年底西安事變發生，中共幫助其和平解決，實現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轉折，由此民國社會矛盾焦點開始由階級矛盾轉向中日民族矛盾。1937年1月中共中央移駐延安。總之，民國中期，中共的農村革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工農民主政權建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明確，抗日戰爭政策出臺，1936年12月《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革命的階級戰爭”理論和“革命的民族戰爭”理論）著作[24]等亮點出現，就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光明大道的預兆。當然，中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發生了重大錯誤和曲折，三次左傾錯誤出現，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帶來了重大損失（其中，國民黨軍的“圍剿”是其過半原因）。中共的過錯有內外兩個源頭，中共自己對其過錯至少負有半數責任（其過錯基本是由中國人主持或中國人主導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事業的指導并不完全是教條式的，它促進了中國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25][26]其功過都明顯但功大于過（功績占六七成），應當評定在中國國內的革命實踐及其錯誤糾正之中。
民國后期的十二年是國內的戰爭繼續不斷和升級的時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及戰后“一球兩制”或“兩極”的世界新格局形成時期。首先是中國的抗日戰爭。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發生，由此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爭，也出現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大展開和全民族抗戰。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標志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在此前后，中共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共計5.63萬人，陜甘寧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27]而日軍自盧溝橋事件起，分別從從東北向華北和從長江口向南京及整個華東地區進攻，然后再合并向南，從國民黨政府手中相續奪去了鐵路沿線的大部分重要城市，雖然國民黨軍組織了一系大規模反日戰役，阻礙著日軍進功，但最后都是大潰退，到1938年10月日軍占領了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大片中國土地，占領了最重要的近半個中國地區，并制造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等。國民黨國民政府于1937年11月遷都重慶，退守到祖國的西南和西北。與此同時，中共于是年8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通過《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制定積極全面的抗日戰爭路線，開赴前線，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隨后根據抗日形勢變化，深入敵后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建立了敵后戰場和多個重要的抗日根據地。隨著日軍于1938年10月占領武漢、廣州等，鑒于其戰線較長補給困難以及中國軍民抵抗等，日本調整其侵華戰略，在注重軍事手段的同時又注重政治、經濟、文化等形式的侵略，抗日戰爭由此進入戰略相持階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稍后蔣介石為亞太戰場中國戰區統帥。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隨著抗日戰爭大爆發，國民黨國民政府把大量工業設備和技術人員等遷往大后方。1938年3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修改黨章，設立國民黨總裁職務。1838年7月成立國民參政會，作為各黨派領導人及其民主人士共商國是的議事機關。1939年1月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集中黨政軍權力。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建立國家戰時體制。群眾抗日民主運動得到廣泛發展。同時，見于共產黨力量發展壯大，1939年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不久掀起了反共高潮。由此，在國民參政會內部引起了公開斗爭和分裂。放開兩次民主憲政運動。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在重慶召開，通過了準備實行憲政等決議，但其核心任務是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拒絕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通過《對中共問題之決議案》，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與此相反，中共則盡可能地打擊敵偽，擴大武裝力量，建立根據地。在抗日根據地，反擊日本實行的“治安強化”，“掃蕩”，“清鄉”，“三光”政策運動，開展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整風運動等，克服重重困難。1944年9月中共在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抗日民主聯合政府之主張。到1945年4至6月中國共產黨“七大”召開，通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綱領等決策，從而實現了中共的空前團結和成熟。而在國共兩黨之間，有著通過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兩黨談判渠道和國民參政會等進行聯系。在此期間，國共兩黨兩方之間的中間勢力也得到了發展，他們通過國民參政會等促動了兩次民主憲政運動等。1941年3月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1944年9月于重慶舉行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是年10月,它發表《對抗戰最后階段的政治主張》，提出加強抗戰反攻，結束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等主張。
當然，在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軍又進行了上十次大的反日會戰，包括其遠征軍入緬作戰，給日寇造成了重大殺傷。但1944年4至12月的豫湘桂會戰及其大潰退，證明作為國內抗日主戰場之一的正面戰場的國民黨軍戰力不濟，中國戰場戰略相持階段并未過去。這也與國民黨政府消極片面的抗日戰爭路線有很大的關聯。如國民黨“應戰不求戰”，不敢發動和武裝群眾抗日，作為民族國家和社會主要力量載體的政府國民軍沒有承擔其應有的責任和犧牲，甚至是采取單純防御、保存實力與等待時機的作戰方針。另外，國民黨還抽出手來積極反共，從政治限共發展到多次軍事反共，制造多次反共高潮，如制造1941年1月皖南事變，使新四軍幾乎全軍覆沒，繼續做著民族間親痛仇快之事。與此相反，中共及其武裝力量，堅持在敵后戰場與日軍作頑強斗爭，還發起了如1940年百團大戰的重大戰役，到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發展到50萬人（未算東北抗日聯軍）；還有大量地方武裝和民兵；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隨著日軍主要兵力向敵后戰場和抗日根據地轉移，中共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在1941和42年遇到極大的困難，受到重大損失。但經過努力，到1943年終于克服了嚴重困難，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得到了恢復和進一步的發展，并在一些地區開始了對日、偽軍的攻勢作戰。在1944年春至1945年夏的攻勢作戰中，僅八路軍就殲滅日偽軍30萬人，收復縣城70余座，擴大解放區29萬平方公里。其軍事戰略也開始由游擊戰向運動戰、正規戰轉變。隨著1943年亞太抗日戰場大局向戰略反攻階段轉變，中國抗日戰場也在1945年春夏開始由戰略相持階段向戰略反攻階段轉折和過渡。在美軍逼近日本本土，向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蘇軍消滅日本關東軍和中國抗日等條件下，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國共兩黨武裝收回國土，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到抗戰結束時，人民軍隊達132萬人，民兵達260余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即解放區已有19塊，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28]共產黨的武裝力量已經發展到舉足輕重地步。總之，作為亞太抗日戰爭主戰場之一的中國抗日戰爭既開始進入又沒有完全進入戰略反攻階段；[29]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外反法西斯同盟共同作用的結果；[30]國共兩黨對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進行了協同領導，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共產黨的貢獻大于國民黨的貢獻，[31][32]在此，中華民國政府對內而言正喪失著作為中華民族前進的主要代表資格。
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在國統區，隨著東部地區工業與文化資源的西遷，明顯的促進了重慶等西南地區發展。國民政府實行統制政策，重視以國家官僚資本為主體的重工業建設，建立交通運輸網，讓中國的工業化發展在局部地區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但戰亂時期全國性的工業化和經濟不可能得到正常發展。[33]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發展，主要的是增強經濟自立自足能力，沒有多少現代化建設。[34]在國共兩黨統治區，科技觀念得到了一定的普及，特別是在國統區因科技和人才的內遷與聚集，促進了西南大后方科學技術特別是應用科技的迅速進步，但與國際先進水平還相差甚遠。[35]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各學科學術都有了擴展，在國民黨方面，如1943年發表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篡改歷史，復舊反共，提出“一個黨”（國民黨）、“一個主義”（舊三民主義）、“一個領袖”的召示；在共產黨方面，形成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系統理論。[36]
外交方面，國民政府在某些問題上曾經取得了明顯的成績。太平洋戰爭爆發是其外交的一個轉折點。積極爭取國際援助，先是蘇聯（和德國）的援助，后是美國（英國）的援助，獲得了國際力量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貢獻。參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1942年1月1日, 中、蘇、美、英等26個同軸心國作戰的國家集會, 簽署了《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并一起成立聯合國，參加開羅會議，參加國際抗日同盟，在中國本土開辟國際反日基地，組織遠征軍出國抗日。到抗日戰爭結束前，基本廢除了原中外關系的不平等條約, 取消領事裁判權，如1943年1月11日簽署了平等的《中美新約》和《中英新約》，廢除舊約。隨后與其他多國先后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37]但中華民國并沒有因此完全脫離半殖民地國家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些重要國際會議并沒有把中華民國當做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大國。民國政府還再度同外國簽訂新的不平等條約。如1945年8月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就不是完全平等的條約。自1946至1949年，國民政府又先后同美國簽訂中美商約、航空、海軍、鐵路、農業協定等多項不平等條約，又使國家的主權蒙受重大損害。[38]特別是美國幫助國民黨軍搶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援助國民黨軍，成為國民黨發動新內戰的實際幫兇。雖然其后來為國共關系作過了某些調停，提出了某些規勸。蘇聯（蘇共）與中共和民國政府同時交往，其重點對象是民國政府（蘇德戰爭爆發后停止了對中國援助），但對中共也有幫助（如幫助中共力量在東北迅速擴展），只是到共產黨將迎得中國時，才發生其外交重點轉移。最后，蘇美都沒能左右中國政局戰后的自主發展。在此期間，中共還通過合法途徑走上國際舞臺，展現了其國際形象和魅力，如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民國外交關系中特重要的是中日關系。中日關系最嚴重的一個后果是中華民族淪陷區的產生和存在（也包括偽滿州國和臺灣）。在淪陷區，日本實行“以華制華”，先后在華北、華中和蒙古西部地區建立偽政權，1940年3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投敵而建立了日偽統一的南京偽國民政府。在該區，日本推行殖民統治，掠奪中國資源，企圖以戰養戰，還制造細菌戰，實行奴化教育，并阻礙淪陷區工業和科技文化正常發展。其殖民統治也激起了區內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其中還有共產黨的斗爭活動。[39][40]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淪陷區回歸祖國。
抗日戰爭勝利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1946年是其分水嶺，到1948年新走向的決定性態勢已經明朗。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民政府著重展開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對淪陷區的接收，甚至變成了國民黨的劫收，如1945年9月國民政府財政部公布了《偽中央儲蓄銀行鈔票收換辦法》，硬性將法幣與偽中儲券的兌換率定為的1:200，遠遠高出實際購買力比值的1:35，這就意味著淪陷民眾資產一夜之間大大縮水。對侵華日軍實施“以德報怨”政策，優待日本戰俘，運用大量艦船遣返其戰俘和僑民。開展全國經濟調整、統制和發展工作。其中，官僚資本（包括其國家形式）因接收和統制等獲得擴張和較大的發展。與共產黨爭奪抗日戰爭勝利果實，甚至發生局部戰爭，如上黨戰役、關外的戰爭等。此時，國共雙方也都調整與重組了各自的軍事、軍隊及占領區。另一方面是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與共產黨談判，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達重慶，與蔣介石談判，10月國共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后來雙方談判還在繼續，并成立了有美國方面代表參與的國共雙方的矛盾調解組織，也簽訂了有關協議。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及社會賢達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月31日，各方就政府改組、國民大會、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憲法草案等達成五項政協協議，它依稀顯示了通過和平方式，走向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新跡象，這表現在以中共提案為基礎的和平建國綱領等方案中，也表現在民主黨派于其中提出的“中間道路”主張中。[41][42]這就顯示了民國歷史發展上升時機的出現。但是，1946年3月初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否定了政協協議。[43]3月21日召開的四屆二次國民參政會，蔣介石在會上聲稱：政治協商會議在本質上不是制憲會議，訓政時期約法是根本有效的，這再次推翻政協協議，甚至有的鼓動會議通過對共產黨的討伐案。5月國民政府返都南京。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調動二三十萬大軍進攻中原解放區，其后，國民黨軍向其他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全面內戰由此爆發。與此同時，1945年底至46年又新建了幾個民主黨派。但國民黨制造“較場口血案”（打傷維護政協協議的民主人士），“下關慘案”，“李聞血案”，搗毀《新華日報》和《民主報》，扼殺民主和中間勢力、中間道路發展。總之，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走向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絕好歷史機遇和內外條件，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繼續走著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的舊路，這是中華民國政府落伍的頭號表現，這是由國民黨政府始終代表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其階級利益的本質所決定的。官僚資本（包括其國家形式），在19世紀后期就出現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獲得較大的發展，但其封建性、買辦性與掠奪性等畸形兒，壓迫著民族資本發展，[44]成為社會前進的阻礙勢力。
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1947年6月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在內戰進行的同時，國共兩黨分別調整和實施了各自所占區的發展部署。國民黨一方面重視軍事戰事，另一方面注重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建設。政治上，國民黨違背政協協議，于1946年11月至12月召開由自己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制定和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民盟等多數民主黨派和共產黨沒有參加制憲國大。1946年制定的民國憲法是在變通政協相關協議的基礎上起草而來的，這部憲法在形式上建立了一個具有某種完整性的帶總統制特點的議會（內閣）制的民主政體，從形式上看是民國時期的較好憲法。[12]當然，后來行憲國大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一些特權又破壞了這個民主政體。因其時多黨政治和黨政關系發展的明顯落后和局限，1947年3月國民政府的改組，1948年3月的行憲國大召開和總統選舉等新政府的組成，它們在表面上建立了三黨聯合政府，但都沒有改變國民黨占絕對優勢地位和一黨專制政府的本質，并且在行憲國大代表和政府組成人員選舉與確定等過程中充分暴露了國民黨內外存在的矛盾和斗爭，甚至帶來了國民黨的政治和信任危機。[45] 還都南京前后，國民黨還進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但沒有取得多大成效。[46]經濟上，到1946年上半年，國民經濟的恢復與重建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法幣的發行仍然過多，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高漲。1946年11月，中華民國商會聯合會成立大會在南京舉行，他們提出了許多建議，但因內戰重起之后，大量資財被耗于戰爭，政府難為其愿。為解救經濟危難局勢，1947年2月政府制定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和《修正管理外匯暫行辦法》等政策，它是拯救經濟的一次重大行動，但企圖運用行政手段控制經濟，效果及其有限。1947年８月政府發布了《四聯總處核辦放款原則》，將允許申請貸款的行業，縮減為４類，其余行業一律停止貸款，所有到期款項一律收回，不得續展。在當時供求失衡、貨幣發行失控的條件下，這項政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歸結地說，內戰爆發以來，軍費開支巨大，狂印鈔票，財政金融極度混亂，通貨膨脹急劇發展；戰后美國對中國市場獲獨占地位，美國資本和商品大量侵入；官僚資本壟斷經濟，民族工商業發展持續惡化、農村土地大量荒蕪，封建剝削加重；物價飛漲，搶購風潮時常發生，廣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下降。面對這國民經濟危難危機局面，1848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及其配套政策，發行金圓券，開始實行所謂“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等，為挽救經濟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它特別表現在上海蔣公子的落實行動中，但這次重大經濟改革或重建也失敗了。[47][48]外交上，從1946年起，民國政府又與美國簽訂一系列條約協定，重新出賣國家主權，并擁有美國軍援。民國政治獨裁、經濟和外交的這種局面等，激起了國統區各階層人民的反抗斗爭，從1947年5月起，國統區就掀起了一個以抗議美軍暴行，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為中心的愛國民主運動高潮，逐步形成了以學生運動為先鋒的包括多階級的反對美蔣統治的配合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49]如1947年五二0學生大游行運動,20多個大中城市的300余萬工人罷工運動，廣大農民反抗抓丁、征糧和征稅，甚至為了生存自救紛紛拿起武器掀起規模巨大的民變運動。
隨著內戰的進行，隨著解放區范圍的擴大，解放區的建設全面展開了。1946年5月中國共產黨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土地政策由減租減息轉變為“耕者有其田”，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出臺，土地政策進一步完善，土改運動廣泛興起。根據《中國土地法大綱》中第五條等規定，建立起解放區人民民主政權或人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制度及其新政權。農民獲得了切實的經濟和政治權利，農民蛹躍參軍。在農村黨組織中開展以“三查三整”為主要內容的整黨運動，以純潔干部隊伍和提高部隊戰斗力。在軍隊中進行以“訴苦三查”為基本內容的新式民主整軍運動（包括運用改造過的大量解放戰士）。1947年9月中共提出“全國大反攻，打倒蔣介石”的口號，10月解放軍總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是年底黨中央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綱領，包括沒收官僚資本。會后，黨中央提出了解決其他重要問題的政策策略，包括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政策。[50][51]與此同時，隨著國共兩黨所作所為的發展，國民黨的反動行為引起民主黨派分化，多數民主黨派沒有配合國民黨，1947年5月國民黨公然污蔑民盟、民進等為“中共附庸”、“暴亂工具”，10月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上海總部被迫解散。1948年1月民盟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開始放棄其中間道路主張，積極與共產黨合作。其他重要民主黨派也走著類似民盟之路。1948年4月中共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個號召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
國共之間的較量，直接和集中地表現為軍事較量。1946年6月國民黨軍開始全面進攻解放區， 1947年3月又開始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1947年6月共產黨軍轉入戰略進攻，1948年秋又進入戰略決戰階段。而在解放戰爭初期，軍事方面，國民黨軍隊占有明顯優勢，國民黨軍總兵力約430萬人，且裝備較好，而人民軍隊約127萬人，僅有少量火炮；經濟方面，國民黨統治區的面積和人口都超全國七成。[52]在解放戰爭第一年，人民軍隊處于戰略防御階段，其堅持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通過運動，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等原則，粉碎了國民黨軍的進攻。經過一年作戰，戰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1947年7月，國民黨軍總兵力下降為373萬人，而人民解放軍總兵力增加為195萬人，其武器裝備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于是，黨中央決定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1947年6月，劉鄧大軍千里躍向大別山區，開端了解放軍的戰略進攻。其他野戰軍相繼轉入外線作戰，都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軍已經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并且建立了較強的炮兵和工兵部隊；而國民黨軍下降為365萬人，可用于一線的兵力僅174萬人，并且被解放軍分割在幾個相互孤立的戰場上。[53]由此，黨中央決定實施具有戰略決戰的大戰役。1948年9至11月的遼沈戰役，解放東北全境。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淮海戰役，解放長江中下游以北廣大地區。1948年11月至次年1月的平津戰役，基本解放華北全境。三大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154萬人，國民黨維持其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毀。[54] 到1948年底，遼沈戰役結束，具有關鍵意義的淮海戰役已接近尾聲，平津戰役進程過半，所以1948年是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一年。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新華社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
1949年是國民黨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滅亡的一年。由于前線大敗，蔣介石爭取美國增加援助和外國“調解”未果，桂系首領逼將“下野”，蔣介石于1949年元旦發表新年文告，表示愿與中共“和談”。1月14日，毛澤東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在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偽憲法和偽法統、改變一切反動軍隊等八項條件基礎上與國民黨政府和談。1月21日，蔣介石“引退”，其“總統”職務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會議確定黨在全國勝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將實現由農村到城市的工作重點轉移，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轉變，包括將來的“另起爐灶”與聯合蘇聯的外交等。這次會上毛澤東的報告較好地界定了現在和過渡時期的問題與政策，指明了中國繼續前進的具體路向。[55] [56]4月1日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舉行會談， 4月20日前國民黨政府拒絕在最后協定上簽字，談判破裂。4月21日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23日南京解放，國民黨國民政府統治在大陸滅亡，而逃跑到臺灣島。隨后，相繼發起其他解放戰爭，到10月1日僅華南和西南局部地區還未解放，到是年底除西藏外中國大陸全部解放。與此同時，1949年1月，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并表示愿意在中共領導下實現合作。6月新政協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等，選舉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委員宣布就職，隨即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綜上所述，中華民國歷史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的后期或沒落時期，是中國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時期，是中國社會現代化一般取得明顯進展又沒有完成過半時期。這就是中華民國近現代化二重性的本質。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共和國的革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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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唐正芒：《抗戰時期西南大后方科技發展的特殊篇章》，《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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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潘鈜：《論七屆二中全會對國內基本矛盾分析的重大意義——兼評理論界某些同志對這一問題的曲解》，《湘潮(下半月)》2010年第2期。
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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