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取得勝利后，許多專家學者總結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歷史意義。至上世紀90年代為止，絕大部分學者都形成了這么幾條共識：創造了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促進了國防現代化建設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極大地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從而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等等。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增強，在2010年超越日本后，登上了世界第二的位置。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與美國的GDP的差距逐步縮小。
在諸多的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學術報告和紀念文章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即對新中國前30年建立起來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高度肯定。例如，清華大學舉辦國際研討會的報告指出，“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30年間，中國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后一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從經濟理論角度獲得兩條寶貴經驗：第一，公共衛生、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是快速發展的基礎；第二，自主創新的關鍵在于開放學習、引進和利用人才。”
因此，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時候，人們不能不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對新中國前27年評價的實事求是精神。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在“黨在1949年至1976年的歷史性巨大成就”中指出：“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信、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布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使全世界為之震驚。”
在這段論述中，特地強調的“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這是與抗美援朝的勝利密切相關的。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沒有任何現代化工業。正因為沒有工業，近代一百多年來，中國屢屢受人欺侮、喪權辱國，淪為“東亞病夫”。因此，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就反復強調，我們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務是要搞工業化，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共產黨從國民黨手中接過來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單靠自己的力量實現工業化，不知要等到哪一年。而當時能夠提供援助的只有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中蘇之間的兩大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這種援助，還有這種援助的規模和技術含量，尚有相當大的不確定的因素。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既要把國民黨喪失的國家主權收回來，而又不能與蘇聯翻臉；第二是要消除斯大林擔心中國共產黨變成第二個“鐵托”的嚴重疑慮，即斯大林“對毛的某種不信任和莫名的戒心。”（參見潘佐夫：《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經過兩個月的努力，終于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蘇聯同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答應幫助中國搞建設，搞重點工程項目，后來陸續增加到一百多項重點工程。但是，在談判中他們明顯表現出對我們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長路要中蘇共同管理，旅順口要作為蘇聯的海軍基地，在靠近蘇聯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總之，新疆和東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頁）
需要指出的是，“也答應幫助中國搞建設”是實，而“后來陸續增加到一百多項重點工程”卻是抗美援朝打出來的。
毛澤東后來不止一次談到過：斯大林是什么時候對我們比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們派志愿軍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戰爭開始之后。我們軍隊過江一打，他放心了，覺得我們不是半個鐵托，是國際主義者，是真正的共產黨了。蘇聯決定援助我們項目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以后才完全定下來的。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還沒有完全定下來。
“抗美援朝加強了中國同蘇聯的關系，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從1953年5月起，蘇聯逐步擴大對華援助項目，形成156項重點工程。這對中國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抗美援朝決策，使中國獲得的戰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過了決策者原先的預料。”（李捷：《毛澤東對新中國的歷史貢獻（典藏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年6月第108頁）
因此，正是通過打贏抗美援朝戰爭，才在爭取到長期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環境的同時，爭取到了蘇聯的極大的、盡管是有償的援助，建設實施15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些項目都是具有相當的先進水平的。正如陳云所說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比方說，蘇聯造了兩臺機器，他們一臺，我們一臺。”蘇聯總共向中國提供了高達66億盧布的援助，相當于16.5億美元（超過了二戰后美國對西德進行“馬歇爾計劃”所提供的援助總金額14.5億美元）。另外，在蘇聯的帶領下，東歐各國向中國提供的技術設備援助共計30.8億盧布（7.7億美元），中國從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總共獲得了大約24億美元的工業化外來資本，中國開始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通過156項重點工程，蘇聯根據自身經驗（蘇聯只用了12年時間，未通過外部殖民變成了世界第二工業強國），手把手教中國建立獨立工業體系。在此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到中國工作的技術專家達到8000余人，培養了中國的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7000多人。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主動技術轉讓，歷史意義也獨一無二。
工業化進程有力地推進了國防現代化建設，“兩彈一星”使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有影響的大國。
2019年9月，新華社記者采訪了曾擔任過臺灣前領導人馬英九導師的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終身教授、美國著名國際政治與國際法專家熊玠。訪談寫道：“回顧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歷程，熊玠認為，有兩大歷史事件改變了國家命運，一個是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另一個是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他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很多人并不看好’，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令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開始對中國另眼相看’，自此美國、蘇聯、中國三個擁核大國之間的關系出現變化，這也是促使美國與中國建交的原因之一。”“熊玠說，改革開放則使中國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證明西方發展模式‘絕非唯一僅有的選項’”。
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國家授予于敏、申紀蘭、孫家棟、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八人國家最高榮譽的“共和國勛章”。在這八人中，有五人是知識分子，其中于敏和孫家棟是“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黃旭華是建造核潛艇的功臣。
中國為什么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還要搞“兩彈一星”，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朝鮮戰場上，美國多次對中國實行核訛詐。抗美援朝告訴我們中國人，我們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必須要擁有以原子彈為其組成部分的核威懾力量。我國國防科技事業的杰出領導者張愛萍后來回憶：“就是毛主席講過的一句話，他就說，看來我們沒有這個東西，人家就會欺負我們。我們還得不管怎么樣，不管是原子彈還是什么彈，都得搞一個。”3
曾經有段時間，人們在和平環境下生活久了，往往忘記了這種和平環境是怎么來的。有些人甚至認為當時把搞“兩彈一星”的錢用來改善民生該多好。但是，進入新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發展，美國總統奧巴馬開始實施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才使得很多人終于看到了“兩彈一星”的長遠戰略意義。我國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環球時報》曾經發表了題為《幸虧中國當年勒褲帶造出兩彈一星》的社評，從改革開放的視角來評價“兩彈一星”，稱：“如果沒有那些英明決策和于敏那代人的偉大付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中國的戰略自信絕不會有今天的質量。”
2018年3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向中國發起貿易戰。在美方不斷施壓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常常會想起當年的“兩彈一星”。《環球時報》的一些社評，不斷反映了中國人民這樣的心聲：“或許我們要感謝中國早年的戰略威懾力量建設，把那些想搗毀中國崛起的美國精英逼上了經貿角力場。”“擁有包括戰略核力量在內綜合威懾力的中國有能力不讓中美貿易沖突輕易演變成兩大國的全面對抗。”
202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年紀念日，各大媒體和社交媒體都空前一致，紛紛發聲，感念那些為“兩彈一星”作出貢獻的、曾經隱名埋姓幾十年的共和國的功臣們。在發表的紀念文章中，一句話道出了實質性的關鍵點：“沒有安全就不能發展。”
中美關系目前進入了一個更加復雜緊張的新階段。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社會輿論表現出這樣的自信：“兩彈一星”打下的基礎，使我們有足夠勇氣應對不斷加大的軍事壓力；對于愈演愈烈的科技方面的打壓，我們慶幸我們在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上，已經建成了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
而這種自信，我們都能追根溯源到抗美援朝那個新中國的歷史節點。
“抗美援朝決策，使中國獲得的戰略利益是巨大的，甚至超過了決策者原先的預料。”
時間越久，抗美援朝的偉大將越為人所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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