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將軍說，毛主席比我們至少早看了五十年。毛主席是高瞻遠矚的大戰略家、足智多謀的大政治家。他早在1944年的時候，就積極和美國方面進行友好交流，利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擴大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從而為以后國共戰爭中美帝不直接干預戰局做準備，為首先徹底推翻數千年的封建統治、首先消滅蔣家王朝做準備！于是，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之后，毛主席做了大量工作、親自和美軍觀察組代表進行了多次長談、盡可能擴大中共和美國的交流，成功整整迷惑了美帝國主義有5之久！
毛主席同謝偉思作了多次長談。“從謝偉思的記述來看，毛主席與他談話的內容不僅包括國共關系、我黨與美國的關系，而且還涉及戰后中國的經濟建設。這表明毛主席考慮我黨的對美關系，不僅是從戰爭時期的現實需要出發的，而且有更長遠的設想。毛主席強調說，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民主政治的友好支持和合作抗日。戰后，中共將繼續尋求美國的了解和友誼。中國戰后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中美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 （李捷、于俊道：《實錄毛澤東2:崛起挽狂瀾》）可見，毛主席向美國方面充分表達了友善、合作態度，給美帝制造了極其有利的印象。這無疑也在為之后的解放戰爭中不出現美帝為了蔣介石集團直接派軍隊作戰、和中共徹底撕破臉的局面做必要的戰略準備。
在談話過程中，毛主席盡可能利用美帝和蔣介石的矛盾、擴大美帝和蔣介石的矛盾。前文所提到的美國方面的資料——謝偉思的記述顯示，毛主席指出:“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互相關聯和相似的。它們在經濟愿望和政治上交織在一起。我們能夠而且必須一起解決問題。”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愿意歡迎它”;“美國無須害怕我們不愿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 “蘇聯不論參加遠東戰爭或者中國的戰后建設，都完全取決于蘇聯的情況。俄國人在戰爭期間損失慘重，戰后會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不指望得到俄國人的幫助”,“對我們來說，尋求俄國援助只會使中國局勢更糟”,“而美國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將會使一切有關方面都有利和滿意”（《在中國失去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匯編》）可見，為了利用美帝和蔣介石的矛盾、擴大美帝和蔣介石的矛盾，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使他們對我們中共產生了充分的好感、信任。這些談話內容，我們當時也是不能讓蘇聯方面知道的。因為毛主席“下棋看三步”。他的規劃：第一步，利用美蔣矛盾，打倒蔣介石；第二步，利用美蘇矛盾，以蘇制美，粉碎美帝的在華殖民鏈；第三步，再利用美蘇矛盾，以英美制蘇，使蘇聯徹底放棄其在東北特權。
1945年2月中旬，謝偉思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訪問考察期間也寫了很多調查報告，其中僅謝偉思就寫了50多份報告。這些報告還建議美國政府重視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但美國政府未予采納。不過這些報告多多少少影響了美國政府對于中共的判斷，使美國政府對于我們中共產生了一定的好感——這實際上也為之后美帝沒有直接干預解放戰爭特別是沒有直接干預渡江戰役做了比較充分的戰略準備。羅斯•特里爾寫的主席傳記中，以觀察組關于注意團結中共的建議被美國政客們爭論了很久為理由，貶低毛主席和美軍觀察組積極交流、對美國制造友好印象的重要作用，顯然是不客觀的！對方內部爭論再久，都不是否定毛主席做出的這一完全必要的戰略決策的理由。
即使是謝偉思遭到美國政府處罰的時候，毛主席也沒有放棄想盡一切辦法利用美蔣矛盾、擴大美蔣矛盾。美國政府公開的1945-1946年間的一些文件，也證實我黨曾想盡一切辦法利用美蔣矛盾、在對美關系上爭取留有充分的余地。“有關文件說，1946年1月31日，周恩來在會見馬歇爾時向他表達了中共領導愿意‘與美國進行地區性和全國性合作的決心’…… 周恩來援引毛澤東的話說：如果什么時候毛澤東想出國，那么他是想去美國(而不是去莫斯科)，因為在美國他可以學到許多對中國有益的東西”（[蘇]巴扎諾夫著，董友忱編譯:《蘇中關系的歷史教訓與現實》，見《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0年第1期。）李慎明老師的文章也曾提到：“筆者的老領導王震亦告訴筆者: ‘早在延安時期，主席就幾次與我談過，革命勝利以后，他要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美國，要向美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李慎明:《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主席的這些工作，無疑盡可能給美國方面制造了相對良好的印象。正是因為主席盡可能不和美國徹底撕破臉、盡可能地利用和擴大美蔣矛盾，在大決戰之后，主席才有不用做任何談判工作就一定能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而且不會受到美帝國主義直接軍事干預的信心。
前文已知，主席、總理和美方秘密交流的這些記錄，無疑是在當時不能告訴蘇聯的，因為我們以后粉碎美帝在華殖民鏈，也是需要蘇聯這一盟友對美帝的制約的。所以，并不知道我中共和美國有長期秘密交流的蘇聯，在當時誤認為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完全鐵板一塊、擔心美國會干涉解放戰爭、非要頻繁建議我們和國民黨方面進行和談。而毛主席很清楚——如果美蔣真的鐵板一塊，即使我們接受所謂的和談，他們照樣也會以談判條件無法接受為理由把戰爭責任甩給我們、干涉解放戰爭，美蔣也并不像蘇聯所想的那樣鐵板一塊。主席更清楚——談判多談一天，渡江戰機就會延誤一天，蘇聯的觀點對蔣介石集團最有利、正中國民黨集團的下懷！但是，為了聯合蘇聯、爭取他們的信任，毛主席才決定走一走北平談判這個形式，并分秒必爭的緊密部署著渡江大戰。
最終，毛主席把談判給戰局帶來的損失降到了最低，人民解放軍成功占領南京！蘇聯的判斷錯了，毛主席的判斷對了——美帝和蔣介石并不是鐵板一塊，面對我們主動打過長江、占領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不僅沒有跑到廣州，反而留在了南京；美軍不僅沒有以我軍“條件過于苛刻、破壞和平”為理由直接出兵干預，反而眼睜睜地看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這離不開毛主席1944年以來就盡可能給美國制造的良好印象的努力，這離不開毛主席在中共對美關系上留有余地、利用和擴大美蔣矛盾的斗爭藝術！
1949年，為什么面對中共即將奪取全國勝利、國民黨即將覆滅的時候，美國沒有竭力出兵直接干預國共戰爭？還是毛主席從1944年以來對美方做的一系列交流工作見效了、管用了！早在1948年9月7日，美國的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凱南就主持起草了一個評估和確定美國對華政策的備忘錄，其中指出：“從上述分析中可知，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斗爭中徹底失敗的邊緣。”“因而，對于國民政府的‘全面援助’是一種巨大的、不確定的、充滿危險的行為。”“在國民政府像我們現在知道的那樣消亡以后，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對承認問題做出決策”“盡最大可能阻止中國變成蘇聯政治軍事政權的附庸。”（《美國外交文件》1948年第8卷）之后，杜魯門在1949年2月4日宣布：“3.因而，美國當前目標應該是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上）可見，第一，面對中共即將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美國已經準備了國民黨集團的覆滅，而且不在愿意援助國民黨政府；第二，美國提出了在國民黨政府滅亡之后對“承認問題”做出決策，而不想直接出兵介入國共戰爭；第三，美國希望挑撥中共和蘇聯的關系，不讓中蘇同盟形成。如果中共一直徹底和美國撕破臉，美國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政策，一定會不遺余力直接干預解放戰爭。美國的這些政策文件，都證明了毛主席對敵情判斷的正確和蘇聯對敵情判斷的錯誤，也都證明來毛主席多年來對美工作取得了巨大效果！
毛主席以他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成功的迷惑了美帝國主義五年之久！大軍已經過江，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已成定局，蘇聯方面對我們也已經比之前更加信任，毛主席就開始走下一步——利用美蘇矛盾，聯合蘇聯、粉碎美帝在華殖民鏈！于是，毛主席親筆寫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別了，司徒雷登》）這是勝利者在成功迷惑了敵人五年并打倒了敵人之后的豪言！之后，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成功粉碎了美帝國主義在華殖民鏈，并成功在1950年利用美蘇矛盾、虎口奪食，以新的中蘇條約廢除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毛主席的“三步走”戰略幾乎完美實現！利用美蔣矛盾，反封建任務實現了；利用美蘇矛盾，先以蘇制美粉碎美帝殖民鏈，后以英美制蘇廢除蘇聯在中國東北特權，反帝任務實現了！中國歷史上三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和一個多世紀的帝國主義統治，在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的偉大斗爭中，徹底結束了！
讀這些內容，我感覺，如果我不喊一句毛主席萬歲，就真的太不公道了！主席的大量工作成功迷惑了美帝，為我軍后來百萬雄師順利過大江提供了充足的戰略準備。正是主席在延安做了這樣充分的工作，美帝后來才對我們沒有撕破臉，沒有阻攔我們過江、直接干預解放戰爭。中國人民能有毛主席這樣的偉大領袖，真是幸甚至哉！直接和美國撕破臉、一點余地不留，就魯莽的帶著朝鮮人民軍狂飆突進的金日成，顯然就遠遠不如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老謀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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