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
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
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話說在處理“信陽事件”以后，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員鄭重地宣布了兩條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艱苦奮斗。他說：
“全國人民都在定量，我也應該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們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帶這個頭啊？”
大家都說：愿意。毛澤東嚴肅地說：
“那好。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我不吃豬肉，也不吃雞蛋，用豬肉和雞蛋出口換機器。我呢，有米飯、青菜、鹽和油就夠了。”
他給自己的飲食做出了新規定：
“不吃葷菜，只吃米飯和青菜。”
護士長吳旭君勸毛澤東增加營養，改善伙食，毛澤東說：
“全國人民都這樣，我一個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度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
吳旭君為了保證毛澤東的健康，只好每天給他計算攝入食物的熱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澤東還是不讓，每頓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個青菜，兩樣小菜，還是照樣吃原來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飯”。
有一次，毛澤東帶機要秘書羅光祿等人去釣魚臺國賓館開會，他叫工作人員同他一塊兒吃中飯。毛澤東發現餐桌上有一盤肉，立即叫來管理員問道：
“大家都沒有吃肉，為什么給我們搞肉吃？”
管理員解釋說：
“前天招待外賓宴會，按規定準備兩桌菜，因為臨時人數有變動，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讓主席和同志們打打牙祭。”
毛澤東聽說大家都分吃了一點，就沒有話說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澤東家里來了幾位客人，不得不囑咐廚師添了一盤紅燒肉。毛澤東要高智陪客，高智給客人們夾了紅燒肉，給毛澤東也夾了一塊。過了一會兒，高智又夾了紅燒肉給客人，他知道毛澤東已經很久沒有吃紅燒肉了，于是又給毛澤東夾了一塊，誰知毛澤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嚇得高智再也不敢給他夾肉了。
這個時候，正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李訥每月口糧只有27斤，根本不夠吃。在一個周末，江青塞給女兒一包奶粉，毛澤東很不高興，說是下不為例，以后不許再往學校帶東西。據衛士尹荊山回憶說：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訥，見李訥臉色不大好，就問她說：
“是不是生病了？”
李訥不好意思地小聲說：
“尹叔叔，我餓得難受……”
尹荊山聽了很難過，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銀橋作了匯報。李銀橋想辦法搞到了一包餅干，悄悄給李訥送去了。李訥接過餅干，看看四周沒人，抓起兩片塞進嘴里，匆匆嚼了幾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將包包好，藏了起來。毛澤東知道李銀橋去看了李訥，就把他叫進屋里，盯著他問道：
“去看李訥為什么不事先說一聲，你給她送什么了？”
李銀橋不好隱瞞，只得照實說了。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
“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
“別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
李銀橋小聲辯解著。毛澤東把桌子一拍，高聲說：
“我的孩子就不許送！”
李訥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媽媽一起吃頓飯，這是為了能讓她有機會和爸爸媽媽見見面，也是借機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師傅每到做這頓飯時，都要加兩個好一點的菜，讓她稍稍解解饞。自從毛澤東和他身邊的人實行三不政策后，李訥周末回家，大師傅照例加兩個菜，可質量卻明顯地下降了，連油花也見不到幾滴了，那味道跟學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許多。餐桌上甚至連毛澤東最愛吃的炒辣椒也越來越少了。在李銀橋送餅干不久的一個星期六，尹荊山利用給毛澤東倒茶的機會說：
“主席，李訥回來了。兩三個星期沒見，一起吃頓飯吧？”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筆，抬起頭來微笑著說：
“嗯，那好，那好。”
尹荊山忙去報告江青，江青稍一猶豫，小聲說：
“多下點米，多放點油。”
這一頓晚餐，炊事員搞了4菜1湯，還有辣子、醬豆腐等4個小碟，他還得意地說：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時，李訥正在毛澤東臥室里和爸爸談話，她說：
“我的定量老是不夠吃，菜少，全是鹽水煮的，油水還不夠大師傅沾光哩。上課肚子老是咕嚕咕嚕叫。”
毛澤東輕聲說道：
“困難是暫時的，要和全國人民共度難關。要帶頭，要做宣傳，要相信共產黨。”
他還開玩笑說：
“大師傅掌勺，連我也管不了呵。”
說罷，就拉著女兒來到飯桌旁。飯菜已經擺好了，毛澤東說：
“嗯，今天一起吃飯。”
李訥剛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熱氣騰騰的米飯上嗅了嗅，那是紅糙米摻了芋頭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著香氣，說：
“啊！真香啊！”
她望著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江青望望女兒，又望望毛澤東，勉強笑一笑，夾一筷子菜放到女兒碗里。毛澤東望著女兒，說：
“吃吧，快吃吧。”
李訥往嘴里扒飯，飯太燙，她嘴里含著飯，咝咝地向外吹熱氣，吹了幾下就咽下去，燙得她眼淚都流出來了。
“吃慢點，著什么急。”
毛澤東輕輕地笑著，笑得很不自然。李訥瞟了一眼旁邊的衛士，靦腆地說：
“在學校里吃飯都很快，習慣了。”
“現在是在家里么。”
毛澤東說話的聲音很低，臉上已經變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兒碗里夾菜。她那白皙的臉色已經有些蒼白了，目光直直地望著女兒吃飯。李訥在父母面前從不拘束，也無須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飯的時候，偶爾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掃過桌面，看看飯菜還剩多少。衛士們看著看著眼睛酸了，喉嚨也堵塞了。她是毛澤東的小女兒啊！誰能相信她會餓成這個樣子？
毛澤東開始還陪著女兒慢慢地吃著，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漸漸地，他不說話了，終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著女兒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兒，又看看毛澤東。
“哎，你們怎么不吃了？”
李訥的嘴終于離開飯碗，詫異地問。毛澤東說：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羨慕你們青年人。”
他說著并不看女兒，也不看江青，抓起報紙，側著身子看報。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澤東，把剩的半碗米飯倒進李訥的碗里，瞟一眼毛澤東，起身離開了。衛士們看到她眼眶里已經溢滿了淚水。毛澤東始終埋頭看報，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條斯理地說：
“我年輕的時候在湖南搞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了一塊番薯……”
毛澤東還沒講完，李訥的心思只在吃飯上，也沒注意父親說什么，就說：
“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打掃完。”毛澤東好像不敢看女兒，用左手在桌子上點了點，說：“‘三光’政策，不要浪費。”
李訥把飯菜吃得干干凈凈，還沒有離開的意思，兩眼在桌子上轉，連一片蔥花也不放過，仔細地夾起朝嘴里送。她說：
“爸，我可能還要發育哩，飯量特大，這么大的窩頭我能吃3個。”
她比劃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澤東沒有看，還是盯著報紙看。
“今天的飯菜真香啊，可惜……”李訥望望盤子，又望望尹荊山，說：“尹叔叔，還有湯嗎？把這盤子涮涮，別浪費。”
尹荊山猛地轉過臉去，淚水奪眶而出，朝著廚房跑去。
“唉，李訥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員嘴里念叨著，找出兩個白面摻玉米面蒸的饃頭。尹荊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來給了李訥。李訥搖晃著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塊饃頭擦擦盤子往嘴里塞。尹荊山拿來熱水瓶，將水倒進菜盤，幫她一個盤子一個盤子涮了讓她喝。毛澤東的喉嚨里咕嚕咕嚕地響了兩聲，站起身，什么話也沒有說就走開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視著那7棵古老的柏樹，久久一動不動。
晚上，江青進了毛澤東的臥室，估計她是為李訥的事而來的。尹荊山忙退出來，在外面侍立。半小時后，江青出來了，眼睛紅紅的，明顯是哭過了。尹荊山想了想，便進去替毛澤東倒茶，借機說：
“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澤東什么都明白，他斷然地說：“和全國人民比起來，她還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說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媽媽也不好受。”毛澤東深深地嘆了口氣，不無憂傷地說道：“我是國家干部，國家按規定給我一定待遇。她是學生，按規定不該享受就不能享受。還是那句話，誰叫她是我毛澤東的女兒呢？還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正是：國家有難，人民苦情，領袖律己與民同。
不忍見餓兒竟有這般吃相，衛士落淚，父母動容。
誰個不憐膝前女，只緣我是毛澤東！
不久后的一個周末，大師傅想辦法弄來了一條魚，可是這條魚看樣子只有半尺來長，身子又扁又平。他還特意說了一句：
“主席好長時間沒有吃魚了。”
一家幾個人都不動筷子，想把魚留給毛澤東吃。毛澤東奇怪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說：
“吃呀，吃魚啊！”
他見幾個人還是不動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著魚的盤子，招呼道：
“吃，我來帶個頭。”
李敏、李訥、毛遠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來。但他們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
后來，李訥因為缺乏營養，得了浮腫病，毛澤東說：
“這比起在井岡山的一段生活來，也還算不錯了。當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敗時，有人就沮喪，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過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對戰士們說：‘你們年輕人，嘴上還沒有毛哩，我比你們的年紀大。我都想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難道你們年輕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勝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們一起來慶祝我們自己的勝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澤東，體重已經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說1960年11月2日，毛澤東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澤東審閱修改完了《緊急指示信》，他將原稿中“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從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變”的“5年”改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國第3個五年計劃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將原稿中“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公社三級所有制……必須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的“一定時期”改為“一個長時期”；將原稿中各生產小隊之間在分配上的差別“對于發展生產是有利的”之“有利的”3個字前邊加上“極為”二字，成為“對于發展生產是極為有利的”；將原稿中“社員戶養豬也不可偏廢”改為“應該鼓勵”；在原稿中“在現階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的“在現階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長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后20年內”一句。
毛澤東將修改稿退還周恩來，并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幾點是重要的。請你召集富春、震林、魯言、正人、伯達談一下，最后定稿。”“用電報發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來召開會議，討論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總支和支部，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這12條指示是：
1、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3、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4、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6、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7、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8、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9、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10、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11、認真實行勞逸結合。12、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發出后，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各地的報告陸續送來，他特意囑咐值班秘書說：
“這些電報我都要看。”
11月5日，在聶榮臻指導下，以張愛萍為主任，孫繼先、錢學森、王諍為副主任的試驗委員會，在酒泉發射場成功地組織了中國自己制造、使用新的推進劑的第一枚近程導彈的飛行試驗。
11月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劉少奇、鄧小平為正、副團長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第二次莫斯科會議，并成立了一個文件起草委員會，對蘇共的錯誤觀點提出修改意見，為代表團做好理論上準備工作。
后來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蘇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開有81個國家兄弟黨參加的會議，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會議。蘇共中央利用這次會議，公布了一份長達60000多字的信件，發動了一次空前規模的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暴露出蘇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揮一切的態度和目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在會議上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和錯誤做法，進行了揭露和斗爭。同時，蘇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與會者的批評。會議最后通過了《莫斯科聲明》、《告世界人民書》。使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有所緩和。
第二次莫斯科會議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蘇共批評不得、一切由蘇共說了算的局面。
11月15日晨，毛澤東看了關于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的報告后，在報告上寫了兩個重要批語。
此前，以周恩來為首的“五人領導小組”在11月10日向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個《關于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干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說“中央一級機關單位，在聽了總理的報告以后，對抽調萬名干部下鄉的工作，決心大，行動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請下鄉上山支援農業生產的群眾運動。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由各單位提名，經過各‘口’、兩個機關黨委和中央組織部的反復審查，確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單。”
據11月9日統計，中央初步確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調給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機關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級以上黨員干部1673人，占中央機關16800多名17級以上黨員干部的9.95％。
毛澤東在上述《報告》中寫的批語全文如下：
總理：
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要有堅強意志決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則不能去。以上請你酌定。
毛澤東 15日晨
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5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5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
11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寫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后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后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3級下決心（堅決地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證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召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匯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毛澤東在指示中所說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會議，就是后來在12月24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
1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來訪的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厄瓜多爾、日本、墨西哥、秘魯等7個新聞代表團和古巴革命電視臺攝影記者何塞·塔皮奧·帕耳馬。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毅，還有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金仲華，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康茅召，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副會長周而復。
在和這些新聞界朋友合影時，陪同外賓一起來的安崗怕毛澤東太勞累，建議他和大家一起合拍一張照片。毛澤東卻說：
“合影有個誰排在前面，誰排在后面的問題，還是一個團、一個團的照吧。”
11月18日晚，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外長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招待上述新聞代表團，安崗出席作陪。
11月19日晚，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舉行招待會熱烈歡迎代表團。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王蕓生，書記處第一書記王揖，書記處書記安崗、李炳泉等作陪。
11月24日，毛澤東為中央轉發遼寧省委《關于安排好當前市場的緊急指示》寫了一個批語，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遼寧省委《關于安排好當前市場的緊急指示》轉發你們參考。中央認為這個指示是很及時很正確的，要求各級黨委也像遼寧一樣切實安排市場，保證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請你們注意，遼寧省委所提出的問題，各地都有，帶有普遍性。農業受災減產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但是許多同農業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日用必需品，例如，食鹽、煤炭、火柴、燈泡、糊窗紙、縫衣針、爐筒子、眼藥水以及鍋，碗、盆、筷等等發生脫銷現象；修理、縫補、理發、洗澡等服務行業也發生排隊現象，這些都是極不正常的。
我們黨是一貫關心群眾生活的。近3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持續躍進，在不斷躍進的形勢下，穩定國內市場，安排好6億5千萬人民的生活比過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群眾的干勁越大就越要關心群眾生活等一系列明確的口號。必須指出，能不能保證國內市場的繼續穩定，能不能保證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是能不能正確貫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決定性條件。中央要求各級黨委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切實安排一次市場上的問題。在工業生產上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保證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勞動力，絕對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擠掉，在服務業方面，一定要調整充實并且適當發展，便利人民，不要有絲毫忽視。在商業部門應當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調整。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的時候，既要考慮生產需要，又要考慮生活需要，不得偏廢。因為這是關系到多快好省執行黨的路線和高舉三面紅旗的問題。中央相信，只要各級黨委能夠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快下決心，斷然處理，市場供應情況一定能夠扭轉過來。你們打算怎么辦？請速報中央。
中央 1960年11月24日
11月28日，毛澤東看了《甘肅省委關于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為中共中央轉發這個報告寫了一個批語，全文抄錄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
發去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一件，很有參考價值，值得你們及地、縣同志們認真研究一遍至兩遍。甘肅省委在做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道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太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更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候情況才能決定。所以說“至少”20年不變。至于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3級所有制規定至少7年不變，也是這樣。1967年以后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也許再加7年，成為14年后才能改變。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到一、二、三類縣、社、隊的摸底和分析，這是缺點，這兩個問題關系甚大，請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這一天，毛澤東讀了《光明日報》發表的論文《從設計“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部矛盾運動的規律》后，立即要求《紅旗》雜志予以轉載，并給作者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中共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機床及自動化專業分總支委員會同志們：
看了你們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非常高興，我們已將此文在本雜志上轉載。只恨文章太簡略，對6條結論使人讀后有幾條還不甚明了。你們是否可以再寫一篇較長的文章，例如一萬五千字到二萬字，詳細地解釋這6條結論呢？對于車、銑、磨、刨、鉆各類機床的特點，也希望分別加以分析。我們很喜歡讀你們的這類文章。你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引起了我們很大的興趣，我們還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們能滿足我們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則不勝感謝之至。
毛澤東 1960年11月28日
后來在《紅旗》發表時，毛澤東在信末改署為“紅旗雜志編輯部 1960年12月6日”。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據自11月21日出現鋼、鐵、煤及運輸生產逐日下降的情況，發出了《關于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指示中說：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國外矚目的一件大事，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如果完不成生產任務，對于我們目前國內外的政治斗爭，對于明年爭取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證鋼鐵生產的號召下，這一年的鋼產量到年底最終達到了1866萬噸。
12月17日，毛澤東要學習英語，他給秘書林克寫了一個便函，他寫道：
林克：
莫斯科聲明英文譯本出版了沒有？請你找兩本來，我準備和你對讀一遍。
毛澤東 12月17日
1960年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艱難困苦生活已經讓毛澤東寢食難安了，可就在此時，他身邊也發生了一些讓他不高興的事兒，菊香書屋不得不進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風活動。
這次小整風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據高智說，他知道的幾件事有：一名工作人員在毛澤東的書房打掃衛生時，看見書架上有那么多的書，沒有給毛澤東打招呼，就拿了一本回去看。毛澤東一生極珍視書籍，在戰爭年代什么都舍得丟，唯有書籍丟不得。這一次，他發現少了書，非常生氣，就對這位工作人員發脾氣說：
“不懂規矩！”
他又交代汪東興：
“不要他在這里干了。”
于是，這位工作人員就被送到了農場。后來，毛澤東問起這位工作人員的安排情況，當得知是被送去農場參加勞動，很不滿意，就說：
“他還是個娃娃么，怎么能這樣搞呢？”
在毛澤東的關心下，這位工作人員又被送到了空軍，不久入了黨，成為了一名部隊干部。
還有一件事，有人反映，葉子龍的老戰友請他吃飯，他就帶上高智等一些人一道去吃。這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風。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之間，存在著極復雜的人際關系。鑒于這些情況，毛澤東找警衛局負責人汪東興談話，說他發現身邊有老鼠，要求辦公室黨支部開展整風，清除老鼠，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的侵蝕。于是，汪東興立即召開辦公室黨支部擴大會議，向全體工作人員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展了小整風活動。汪東興在一次會議上指責一些人說：
“你們到了外地，到處要東西，你們在主席身邊工作，這樣做帶來什么影響？”
他又轉向高智說：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漢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見汪東興點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敘述了一遍。
原來，高智在上半年跟隨毛澤東到武漢，聽張管理員說廚房的肥皂不夠用，就問武漢的負責人能不能買一點肥皂？那時候供應很緊張，武漢的負責人聽高智這樣說，就非常支持。張管理員從他們那里買來了肥皂后，對高智說，別的同志都買了，你不買點？于是，高智也買了一條。高智講完了事情的經過，檢討說：
“向武漢的同志買肥皂時，我沒想到政治影響……”
汪東興依然不依不饒，要高智提到高度上認識錯誤。高智說，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東興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頓。
汪東興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為外人所知。有一次，高智正在辦公室整理文件，汪東興來了，說要看看毛澤東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絕了。高智心里想的是：
“主席早有交代，這些文件連江青都不許看，主席批給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給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衛局負責人，你怎么能隨便看？”
可他嘴上卻說：
“楊尚昆主任和葉子龍主任沒有交代，我不能給你看。你要看，得有他們的批準。”
汪東興聞言，一臉慍色，扭頭就走了。此后，他倆的矛盾就越來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現在，他終于忍不住了，就站起來指著汪東興說：
“一條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還叫我提高。你從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回來，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豬肉？還有菜籽油，你為什么送人？還給了我一斤菜籽油，你這是啥意思？”
汪東興見高智當眾揭了他的老底兒，惱羞成怒，指責高智不重視安全保衛工作。高智是又急又氣，大聲說：
“你說我不重視安全保衛工作，這是胡說！”
兩人爭論的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個如何做好毛澤東的秘書、安全保衛工作的文件稿，征求高智的意見，高智提出可以把順序改改，那安全保衛一條放在最后。汪東興見高智不認賬，就質問他：
“你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衛放在最后，機要秘書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說：
“機要秘書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風中，像這樣的爭論盡管不少，但是爭論歸爭論，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還都是嚴格要求自己的，他們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思想認識上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小整風結束后，毛澤東根據大家談出來的問題，統計了一下，從他的稿費中拿出近萬元，派專人下去，從天津開始，然后是河南、山東、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賠并道了歉。
欲知小整風后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有什么變動，待以后再作詳細交代。
東方翁曰：1960年正是3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一年，毛澤東作為一國之主數月不吃肉，不吃雞蛋，和全國人民一起共度難關，著實感人。他不但嚴于律己，而且對正在北京大學學習的最心愛的小女兒李訥也嚴格要求，從不給予任何的特殊照顧。本章所敘述的李訥周末回家吃飯一節，我是邊寫邊流淚，改一次哭一次，以至于泣不成聲。由此聯想到一些盛世權貴的兒女們，有幾個不是被送到帝國主義國家去“深造”、去鍍金呢？人們常說兩個社會兩重天，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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