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來，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批印彭德懷的《意見書》，通常被認為是針對彭德懷，并由此展開了對彭德懷的批評。通過查閱和梳理相關年譜、傳記、回憶錄等發現，這些都不符合歷史事實，事實是：彭德懷的問題是在討論《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草稿）》過程中發生的，而且在《周恩來年譜（中）》里，還發現了周總理在廬山會議期間對彭德懷的批評，這在其他年譜、回憶、傳記中同樣是沒有記載的。

　　一、毛主席批印彭德懷的《意見書》，是針對彭德懷嗎？

　　先看2010年8月13日發表在人民網—中國政協新聞網的《揭秘：楊尚昆披露廬山會議中毛澤東批彭德懷真相》一文對此一段的回憶：

　　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特別是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以后，堅持還是否定“三面紅旗”的分歧更加鮮明突出，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占多數。這期間，李銳也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看法，周恩來說“那沒有什么吧”。

　　這段回憶中的“特別是”，給人一種印象，好像對彭德懷的批評，是因為毛主席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而且把周恩來扯進來，好像周恩來也同意彭德懷的觀點，在《彭真傳》中也有同樣的描述。但是，同樣一件事，根據《毛澤東年譜》，是根本看不出有任何針對彭德懷那封信的意思的。

　　根據《毛澤東年譜（四）》記載，毛主席于1959年7月16日擬定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供同志們研究”，批示和這個《意見書》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梳理發現，從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整個廬山會議期間，毛主席批印了30多個材料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供參加會議的同志研究或參考，彭德懷的那封信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且，7月21日，主席閱彭德懷七月五日報送的中央軍委七月四日關于軍事工業原材料問題的報告，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這是一個重要建議，應當予以處理”，批示和這個報告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如果說批示《意見書》是針對彭德懷，那么，批閱的其他材料又是針對誰呢？

　　毛主席批印的其他材料：如7月5日，閱李先念、陳國棟關于1959年至1960年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給主席的一封信，題目改為“糧食問題”，批印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閱中央統戰部整理的關于國家機關黨外人士聽了國內經濟情況解釋后的綜合反映的材料，批示：“此件請尚昆同志印發各同志”，主席的批示和材料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7月10日，閱中共農業部黨組六月二十九日關于冬種準備情況的報告，批示：“印發各同志予以討論。另用電報發各省、市、區黨委”，批示及報告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7月13日，閱中央辦公廳一名干部七月四日關于山東日照縣農村情況的來信，批示“印發各同志參考”，批示和這封信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7月17日，閱中共西藏工委六月三十日關于自治區籌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給中央的報告，批示“此兩件印發各同志一閱，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況”，批示和報告作為廬山會議文件印發；7閱19日，閱中宣部六月二十日編印的《宣教動態》1959年第四十五期刊載的《否定和懷疑大躍進的若干論點的材料》，將題目改為《天津一些同志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看法》，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研究”，等等。

　　可以看出，主席批印彭德懷的那封信，并非針對彭德懷本人，目的是供與會同志參考、研究的，并無特別意義。楊尚昆作為會議會務的主要組織者，不可能不知道這些情況，而他在回憶中，把主席批印彭德懷的那封信與會議對彭德懷的批評掛起鉤來，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很容易誤導讀者。

　　二、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是針對彭德懷嗎？

　　還是看楊尚昆的回憶：

　　16日，毛澤東批印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又提出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具體地說，就是北京來的同志要調一下組。比如你原來分在華東組，那么從明天起就不再參加華東組的會議了，換到別的組去。毛澤東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

　　這段回憶和描述，給人的印象，同樣是針對彭德懷，好像是彭德懷寫了《意見書》，毛主席就采取改變會議分組的辦法，來批評彭德懷。

　　根據《毛澤東年譜（四）》記載，之所以改變會議分組辦法，是因為7月11日晚，在與周小舟、周慧談話時，兩人反映他們感到有壓力，會議中有人不愿意多談多聽缺點，建議將現在按照大區劃分的編組打亂，各組人員穿插編組，利于交流情況和意見。毛主席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并在與他們談話中說：“會議不應有什么壓力，什么問題都可以談”。那么，這個壓力來自哪里呢？顯然不是來自主席，否則，他們不會向主席反映這個問題。

　　在這個背景下，13日晨致信楊尚昆等，毛主席將《廬山會議諸問題的會議記錄（草稿）》的起草小組由5人擴大到11人，要求“十四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處開大區區長會議，議修改意見”，并于16日晨，就改變會議編組辦法致信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建議北京來的同志參加各大區小組的，即日改換一下，例如，參加華東小組的，改為參加中南、華南聯合小組或地區，參加西北小組的，改為參加華東或他處，如此類推。今日立即排出一個新表，明日起照新表辦事。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劉少奇和周恩來當天下午在召集大協作區主任開會時表示：“大家可以按會議紀要草稿來提意見，把問題展開來說，取得思想一致”。

　　讀者了解了這些事實，還會得出改變會議分組辦法，是為了批評彭德懷的結論嗎？

　　三、收到彭德懷的《意見書》，毛主席果真動怒了嗎？

　　《彭真傳》的作者對主席收到彭德懷的《意見書》的寫法是：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引發極大不滿，于是，毛澤東改變了十五日結束會議的想法，七月十六日對會議重新安排，要求“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干部長、三委若干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請他們來此參加最后一星期的會議？

　　毛主席是7月14日收到彭德懷來信，16日批下去的，當天晚上，主席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開會，談了以下幾點意見：一、總的來講，我們對過去幾年工作的總的估計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償失，應該承認這一點。二、總的來講不能泄氣，要鼓干勁。當然有一部分氣要泄，一部分基建項目要下馬，這就要泄氣，這部分氣非泄不可。三，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稀里糊涂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回頭。四、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只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

　　毛主席批評彭德懷是在7月23日，從7月16日到23日，開始討論《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草稿）》，恰恰在這個討論過程中，發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期間，發生了什么足以引起主席對彭德懷批評的，無論是楊尚昆的回憶，以及《彭真傳》的作者，都沒有交待，他們只好如楊尚昆回憶中所采取的春秋筆法一樣：“7月17日，彭真到達廬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記錄(第二稿)》，意見還是集中在“關于形勢和任務”部分。不料，23日，毛澤東突然在大會上講話，嚴厲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風云突變”。

　　事實上，直到7月20日，毛主席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并沒有表現出所謂的“極大不滿”，《毛澤東年譜（四）》記載，7月20日凌晨，在廬山住處聽取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情況。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桿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事實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夸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認錯誤、也不愿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愿意認真總結去年教訓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還有，楊尚昆的回憶中說：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占多數。然而《毛澤東年譜（四）》第107頁記載，7月19日，劉少奇同胡喬木談話，讓起草小組按成績講夠，問題講透的精神，修改《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劉少奇說：不少人對成績講得不夠有意見，那就多加一點，講充分一點。但缺點一定要講透，要講深刻一些，更有說服力一些。是楊尚昆回憶中講得對，還是主席《年譜》中講得更符合事實？有意思的是，在《劉少奇年譜（下）》中卻沒有找到他跟胡喬木的這段談話，只是提到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三組會議并發言。

　　四、周恩來果真同意彭德懷的觀點嗎？

　　從楊尚昆的上述回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恩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沒有什么吧”，好像周恩來也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或者說周恩來并不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有多大問題。事實果真如此嗎？

　　根據《周恩來年譜（中）》記載，1959年7月6日，周恩來參加華東小組的會議說：一九五九年成績很大，總路線完全正確，全黨在領導工業方面取得了經驗，缺點和錯誤是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權力下放過多等。7月23日，同副總理談話說：目前的情況有些緊張，要想辦法解決好。為什么出現這個情況，這是大躍進中的緊張，是勝利中的困難，這些困難的原因，主客觀都有，指標太高，超過實際可能，綜合平衡沒有做好。現在的落實，一種是泄氣的落實，另一種是實事求是，不要混在一起。7月26日，召集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座談會，介紹廬山會議情況，要求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限，說：在政治方向上，不能動搖和否定黨的總路線，這是第一位的問題。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右派，要跟他們斗爭，還要跟黨內右傾思想斗爭，我們相信能解決這個困難。但是在工作上，應采取積極的態度解決已經出現的問題。……至于大躍進以來出現的偏差、缺點，那是我們執行總路線中的毛病，不是總路線的毛病，是我們違背了總路線。講話還勸彭德懷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畫腳，要盡快承認錯誤。8月1日晚，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批評彭德懷寫信一事后說：會議出現這樣一個情形有好處，對我們解決一些工作起了反面推動作用。不僅黨內外，國內外有這種右傾松緊的懷疑、動搖，在我們工作中也反映著這種右傾松勁情緒。8月24日，應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要求，在會上做《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的報告，談彭德懷歷史上的一些情況，對彭德懷進行批評。同日出席劉少奇召集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七次會議，報告我國的經濟形勢，說：去年的“大躍進”和今年繼續躍進的成績是偉大的，證明黨和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和用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從去年到今年發生的偏差、缺點和毛病，是我們執行總路線的工作做得不好。現在出現一種新的情況，不是在群眾運動中干部產生了一些“左”的情形，而是出現了右傾思想，右傾的活動。所以現在在經濟情況檢查以后，提出反右傾、鼓干勁，進一步開展增產節約的口號。

　　由這些歷史資料，怎么能證明周恩來認為“沒有什么呢”？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廬山會議”上，而且在“分田到戶”上也有表現。如《周恩來年譜（中）》記載，1962年6月30日到陳云家談話。在周恩來視察東北期間，中央書記處曾開會討論“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鄧子恢等支持“包產到戶”的做法。周恩來回京后，陳云向他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刺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以迅速恢復農業產量，周恩來表示贊同。然而7月28日，周恩來出席本月二十五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就計劃問題和農村形勢問題講話時說：“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單干的問題，但是現在主張單干的不多”。實在不清楚《周恩來年譜》的作者究竟出于何種目的，才如此前后矛盾。

　　五、廬山會議上有沒有國際背景

　　在楊尚昆回憶和《彭真傳》以及《劉少奇年譜》《周恩來年譜》等作品中，對廬山會議期間國際上對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一些看法都省略了，給人的感覺依然是把對彭德懷的批評局限在那封《意見書》上，也就是說是因為彭德懷寫了《意見書》才遭到批評的。

　　而事實怎樣呢？

　　《毛澤東年譜（四卷）》第107頁記載，7月19日，毛主席閱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七月二日報送的《蘇對我大躍進的反映》的報告，將題目改為《蘇聯一些同志對我大躍進議論紛紛》，并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研究。”報告說，最近蘇聯在部分干部中，特別是在與我國有工作關系的某些干部中，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有關我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這些議論的基本特點是拋開問題的主要方面，對中國的成績避而不談，專講毛病，結論是中國黨犯了錯誤。但也有不少干部聽了這些話后，表示懷疑或有不同看法。針對上述情況，我們建議領導上考慮是否有必要由中央或外交部向兄弟國家黨或駐華使館做同一的說明和解釋。

　　7月27日，主席閱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七月二十日關于岸信介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情況給外交部的報告，批示：“印發各同志。我想請同志們看一下岸信介的話，他說：‘在完成長期計劃當中，中國像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固然也存在著困難，但是鑒于目前的成就，人們必須說，中國的愿景并不是不順利的。’怎么樣？這個日本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于我國經濟狀況和前途的評論，不是說得相當正確嗎？他比我們的一些悲觀主義者、泄氣主義者，就對同一事件的評論這一點來說，不是還要好一些嗎？

　　7月29日，閱胡喬木七月二十八日報送的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第二八三0期刊載的《增城縣重災公社見聞》和第二八三一期刊載的《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番禺縣有些農民自辦小型食堂》三篇材料，批示：“此三件印發各同志，印時注意將赫魯曉夫的一篇（連同中央社的一則紐約消息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臺的公社和我們的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如果垮臺的話，有那些足以使它垮臺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么，不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跨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志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做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內部參考》第二八三一期刊載《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并以《外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系》為題，刊載了7月22日的一則消息。這則消息說：《紐約時報》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則關于赫魯曉夫批評中國公社制度的華沙電訊，認為赫魯曉夫這番話是迄今為止一位蘇聯領袖對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開批評。在《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看來，赫魯曉夫這番話“可以認為是暗指中國共產黨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說法而言的。中國共產黨曾說，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這種看法似乎使俄國人感到煩惱，因為蘇聯報紙有三個月左右對于公社幾乎只字不提。

　　《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材料中說，蘇聯《真理報》七月二十一日發表赫魯曉夫七月十八日在波蘭波茨南省的波拉采夫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關于公社問題，他說：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于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之中，在那里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現在我們已走上了康莊大道。集體農莊已成為農民親切的家。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在當時的國際層面，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它的領導人赫魯曉夫對中國的人民公社是不贊成的，甚至是懷疑的。正如毛主席所說：“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是反對或者是懷疑的。”

　　通過上述梳理，符合歷史真實的說法應該是：收到彭德懷的《意見書》后，毛主席并沒有如某些年譜、回憶、傳記中所描述的那樣動怒，批印彭德懷的《意見書》，并非針對彭德懷，改變會議分組，也不是針對彭德懷，而是為了打消顧慮，各抒己見，取得思想的一致。從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批評和當時的國際環境看，彭德懷遭到批評，另有原因。這提醒我們，一定要警惕一些人利用撰寫年譜、傳記、回憶錄等形式，按照某種調子裁剪歷史、掩蓋歷史、歪曲歷史，一定要帶著自己的腦子去閱讀相關的年譜、傳記和回憶錄，對同一歷史事件要考察不同的回憶和記錄，相互印證，而不要被里面的一些不實的東西帶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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