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指的是上海公共租界（不包括虹口、楊樹浦兩區）和法租界。“孤島時期”指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期間的上海。自1937年11月12日淞滬會戰結束后，上海市區淪陷。此時由于日本尚未準備好與英、法、美等帝國主義國家開戰，因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已孑立于日占區的包圍之中，形似“孤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兩租界淪于日本侵略軍之手，上海“孤島”時期結束。
抗日戰爭進人相持階段，共產黨的城市工作在一些地區逐步恢復和加強，城市工人運動也漸趨活躍。工業和工人集中的上海，因主、客觀條件都較為有利，工人運動的恢復與發展比較迅速。“孤島時期”上海工人面臨英法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及汪偽政權、以及國民黨部分勢力等多個敵人錯綜復雜的條件，在正確的斗爭路線指導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直到抗戰結束，上海工人運動始終是屹立于敵占城市中的與敵斗爭的一個堅強堡壘。
一、“孤島時期”上海工人斗爭的環境與條件
淪陷初期的上海，總的形勢還是比較有利于工人運動工作的開展的。
首先是全國抗戰仍然處于高潮。各階層人民，包括多數民族資本家在內，仍然要求抗戰，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動，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一向統制工人運動的國民黨勢力迅速瓦解。這使得廣大職工群眾更加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團結抗戰的旗幟下面。
其次，上海是當時國際帝國主義矛盾的焦點，政治形勢錯綜復雜。英、美租界當局和依托租界的國民黨勢力，處于日本軍事力量的包圍下，不著力于鎮壓工人群眾。英、美要利用中國牽制日本，以保護它們在遠東的利益，所以贊成中國抗戰。凡是在國民黨方面屬于合法的行動（如抗日救亡活動），租界當局便不加禁止。日本在力量對比上占優勢，但是它要抑制英、美勢力而更多地染指租界事務，要打擊國民黨留在上海的勢力而促其投降，因此，它對于工人群眾反對英、美資本家和租界當局以及向中國資本家爭取自身利益的斗爭，便是利用而不直接加以鎮壓。國民黨的工運機構既無政權又無軍隊，如果要對日本占領者進行斗爭，不能不借重工人群眾的力量。這樣，在一段時期內，矛盾的各方誰也不把工人當做斗爭的一極。因而上海工人運動便能夠利用這種暫時的平衡狀態，以租界作為依托，公開地或半公開地進行活動。
中國共產黨轉變極“左”路線后，調整白區地下工作策略，黨和工人運動組織恢復較快。在為時3個月的上海守衛戰中建立起來的職工救亡團體，已經組織起來的工人約達3000人。正常情況下，大家都認為日本人打過來了，共產黨的策略應該是趕緊退卻去農村打游擊，但由于上海租界區的特殊情況，形成了退守中求發展的情勢。從1937年末維持到1939年下半年，是“孤島時期”的前半期；從1940年初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是“孤島時期”的后半期。后半期的上海租界工人斗爭有了某些新特點：在對華問題上，日本對英、美的態度趨于強硬，日本侵略者對公共租界的脅迫與滲透活動加緊并加強了；英、美對日本表示讓步，以至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以綏靖日本，而在根本上，英、美與日本關系日趨緊張。
汪（精衛）偽組織的出現及其在上海的活躍，是日本侵略者在和英、美公開翻臉以前，向租界地區擴展和對英、美勢力進攻的一種重要手段。日本侵略者為了轉移中國工人的斗爭目標，并利用工人反對中、英、美的企業主，以達到其進一步插手和控制公共租界的目的，不能不借重漢奸勢力。開始，它利用偽維新政府，組織所謂“新民會”、“大民會”“上海工人福益會”以及“東亞幸福會”、“皇道會”等各種各樣的偽團體，在工人中招搖撞騙。這些偽組織，不過是嘯聚若干職業工賊、流氓無賴，在工人中煽動斗爭；或以購買廉價米一類辦法拉攏工人，甚至利用黃色戲劇、電影之類的所謂“娛樂活動”，引誘青年工人。這些職業工賊、流氓無賴的漢奸面目一望即知，因而無法深人工人群眾內部，除制造混亂以外，對革命工運工作構不成重大威脅。待到汪偽勢力在上?；钴S起來，這些分散的偽組織開始統一，活動的手法有了變化，對革命工運工作的危害和威脅大為增加。
1939年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公開投敵后，國民黨在上海的黨務工作者和特工人員（包括一些工會官僚），大部分投靠了汪偽。根據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報告：到1940年2月止，上海地區的原國民黨工會，計有郵務工會等77個單位投敵。殘留下來的一些原國民黨官辦工會人員，也以反共作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正如敵后抗日根據地受到日、偽、頑3種力量的聯合進攻一樣，上海的革命工運也受著日、汪、蔣3方面的聯合進攻。既要隨時防范日偽的破壞與打擊，還要經常警惕國民黨的所謂“地下工運工作者”的出賣及暗害，處境的險惡程度增加了。
由于歷史淵源，汪派在上海有它一定的社會基礎。汪的“和平運動”（1939年8月，汪精衛集團在滬召開了偽國民黨六大，確定與日和平反共為基本國策。在外交、國防上，與日本采取同一方針；在經濟上，實行有無相通，短長相補。該運動貫徹始終，直至偽政權垮臺），暫時也有一定的欺騙作用。汪偽以自己的原班底為主體，網羅重慶系統的投敵分子，利用國民黨原來在京滬一帶官辦工會、黃色工會的基礎，拉攏一些自發勢力，首先成立“上海工運協進會”，然后改稱“上?？偣?rdquo;，大肆開展活動。他們以“舉辦工人福利事業”為號召，吸引工人。在公共租界，凡是規模較大的工廠，他們無不設法打人建立偽組織。同時利用和個別職工的關系，在這些企業內設法活動。他們在英、美資本企業中，在原來有國民黨工會組織的民族資本企業中，利用工人對廠方的某些不滿，挑撥工人斗爭；同時又以“勞資合作”的口號，拉攏民族資本家；由此兩面取巧。他們還利用原國民黨工會分裂工人運動的某些辦法，如以地域幫派的分別、性別的分別、技工與非技工的分別來組織工會，以利于對各方面的職工分而治之。他們有時還以“左”的面目出現，甚至以“抗日”為號召，求得與工人群眾接近，來麻痹進步的工運工作者，使這些人喪失警惕，從而把抗日力量暴露于日本特務的打擊之下。比如，他們利用原共產黨人、上海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通稱“法商水電公司”，簡稱“法電”）、工人領袖徐阿梅，出面組織“水電工人聯誼會”，爾后又陰謀地把徐阿梅殺害了。
汪偽勢力還假借進步勢力的活動做幌子，魚目混珠，欺騙工人。如1939年美亞綢廠4廠年關斗爭取得勝利，汪偽勢力便借機擴大宣傳，說斗爭是由它們領導的，蒙騙工人加人偽工會。根據日本方面的記載，這一時期，江偽勢力在上海的80多個主要工會中進行了“滲透”。其中，郵務工會、紡織產業工會、卷煙產業工會等15個工會中，它們“占據優勢”；民船業、木業、針織業、橡膠業等8個工會，則基本上為它們所控制。在各方面勢力互相穿插的情勢下，對這種估計的準確性不能不有所保留。但它確實反映了一段時間內，汪偽勢力在工人運動領域活動的猖獗。抗戰后，凡國民黨官辦工會的產業或企業，共產黨領導的工運力量大半參與其中。國民黨工會某些領導成員的投敵，汪偽工會的成立及活躍，使原來兩黨聯合抗日的陣線遭到分裂，從而助長了日本侵略者在租界進行破壞活動的勢力，加重了工人運動工作的復雜性與困難程度。
隨著抗日戰爭的長期化，民族資本家對抗日救亡活動的同情逐漸淡化，而變為對日妥協和持兩面態度。他們怕日本人找麻煩，因而反對工人在企業內進行救亡運動。還有，因環境日漸惡化，工人群眾生活困難增加，對抗戰救亡活動的熱情，也顯見低落。
二、租界區工人經濟斗爭逆勢上揚
到1937年終，上海工人的經濟斗爭幾乎完全停止。1938年初，租界地區的工業生產開始恢復，工廠陸續復工，工人要求復工和反對裁員解雇的斗爭也隨著發生。但一般地說，這時的經濟斗爭是有限的。1938年全年，有統計的罷工僅34起。其中，中華書局職工歷時9個月的反解雇斗爭具有代表性。
中華書局是戰前中國出版界的巨頭之一。“八一”以后，它的印刷設備略有損毀。1937年11月，資方離開上海，到香港九龍分廠繼續開業，承印政府債券等。而上海方面的職工，則被大量裁員。計印刷所、編輯所、總辦事處3個部門，1038人中被裁789人（最多的是工人）。被留用的人員，也分別按五、六、七、八折減薪。被裁員工當即成立“中華書局同人會”，開展反解雇斗爭。他們提出“反對解雇”、“增加維持費”和“爭取復工”等6項要求，與資方交涉。從1938年1月1日起，一些職工及家屬進廠居住，以求暫時維持生計。職工們先是通過租界工部局進行調解；當資方向法院起訴，要求職工離開工廠、讓出空房時，他們也起而應戰，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通過新聞媒介，廣泛爭取社會輿論同情；在被解雇的員工當中，也組織各種自救活動。1938年7月，同人會派出代表，到香港和資方交涉復工，并勸告資方到內地設廠，以謀發展。后經談判，勞資雙方于9月14日達成協議：被解雇的員工，除少數人自愿接受退職金離職外，大部人員均根據資方的安排，分別在幾個地方重新就業。
順應經濟形勢的變化，根據使群眾救亡運動與經濟斗爭結合起來的方針，上海工人的經濟斗爭從1939年起轉趨活躍。
1939年，租界的工商業完全恢復了戰前規模，且續有發展?？箲痖_始，在工商業受到戰事影響的時候，職工的工資都被打了折扣。折扣率從20%~50%不等。接著，市場上外匯暴縮，法幣貶值，物價上漲，職工的實際工資下降到只抵戰前的1/3左右。在近兩年的時間內，工人為了團結抗戰，對這種情況曲為容忍。這時，資本家的戰時利得十分優厚，而工人生活卻每況愈下。因此，要求生活津貼和恢復戰前待遇的斗爭，有了很大發展。1939年中，有統計的罷工計121起，勞資爭議59起，波及的工廠433家，參加的工人達33433人。
上述斗爭中，關系廠商的95.5％為華商，3.5%為英商。這兩方面的所有重要企業，幾乎全被卷人。上海工人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民族資本家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斗爭發動后，往往經過勞資雙方磋商解決問題。對英商，則打擊它趁火打劫、加緊壓榨中國工人和對日本侵略者妥協的一面；而支持它反對日偽插手工潮破壞工人反日活動的一面。這種方針，有利于爭取同盟者，孤立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從而保證了大部分斗爭取得勝利或部分勝利。
這一時期，在公用事業中還發生了幾起直接針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它們是：1938年7月22～25日，閘北其美路筑路工人抗議日軍毆打中國工人的罷工；1939年3月20日，各出租汽車公司司機1000余人，為被日偽殺害的司機諸林根舉行葬禮而發動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8日，上海輪渡公司員工100余人，為反對日籍職員毆辱中國職工而舉行的抗議罷工。這幾起斗爭都取得了一定勝利。
三、在日企中開展反對壓迫虐待中國工人的斗爭
至于日商企業的斗爭，差不多都發生于1939年下半年及以后，斗爭目標主要是反對日商及其管理人員壓迫與虐待中國工人。這是因為，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軍事統治，使任何指向它的斗爭都成為尖銳的政治行動，動輒遭到打擊與鎮壓。工人不愿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時候輕率地發動斗爭。正由于工人態度審慎，在進人斗爭前又有了民族資本企業及英、美廠的經驗可資借鑒，他們的策略運用就更為嫻熟，斗爭的方法方式也更為靈活機智，因而取得了勝利。比如，他們的斗爭都避免正面沖突，而是不動聲色，給廠方造成實際的損失；然后旁敲側擊，使殖民者為避免較大的經濟損失，寧愿主動解決工人的若干問題。又如在反對人身侮辱、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中，工人以退為進，迫使日本資本家自行停止他們侮辱中國工人的可恥行徑。
有的日商，規定中國工人人廠時要向日人行禮。工人不能公開反抗，就相約在開工前齊集廠門，魚貫人廠向日本人鞠躬。日人發現這樣做等于讓工人合法地侵占工作時間，便自行廢止了這種侮辱中國工人的規定。工人們還常常以“停車看熱鬧”的形式，中斷生產或形成怠工，迫使日本廠主自己出面制止日籍職員、監工等毆打中國工人和侮辱女工的無恥行為。
四、二戰爆發后集中到軍工、市政、交通等要害部門開展經濟斗爭
1939年9月，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上海汪偽勢力與敵人的勾結日趨緊密。工人運動的處境日益險惡。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歐洲戰場德軍節節勝利的鼓勵下，對英、美在遠東的利益步步進逼；英、美政府在上海租界問題上，態度更趨妥協。在日人卵翼下，急于要粉墨登場組織偽府的汪偽勢力極為猖獗一部分民族資本家，由于抗日戰爭的長期化和正面戰場戰局迄無好轉，漸漸由同情抗日斗爭，轉向對敵妥協。工人群眾因實際收人銳減，生活水平日漸下降，斗爭更加艱苦，抗日救亡的熱情遭受頓挫。1939年12月12日，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茅麗瑛被日偽特務暗殺，繼而法商水電公司工會領導人徐阿梅也遭暗害。
茅、徐被害事件表明，日本侵略者對上海職工抗日救亡活動的鎮壓加緊了。由此時起，上海工人救亡運動逐漸進人低潮。工運領導機關，把工作的重點，從救亡運動與經濟斗爭相結合，逐步轉為用大部以至全部力量領導群眾的經濟斗爭。在低潮時期，小廠發動斗爭相對較難，臨時工、非技術工人也難以發動斗爭，而市政、交通等要害部門對敵人影響力大，工人工作相對穩定，具備斗爭條件。因此，在組織上，從分散的、全面的發展，轉向有重點、有計劃地配備力量，把工作重心移到軍工、市政企業和交通運輸等要害部門，以及職工流動性較小的企業中去，以準備突然事變的到來。
轉人1940年，以迄1941年，工人中政治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完全停止了。經濟斗爭則繼續發展。據統計：1940年全年罷工案件達286起（內停業案件11起），另有一般“勞資爭議”71起。罷工和爭議涉及的廠、店2599家，參加的職工120722人。1941年，全市罷工329次，參加的職工137620余人，因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為1189441日，創上海歷年罷工的最高紀錄（從1918年以來，上海市的罷工案件，1926年257起，1936年213起，都是比較高的紀錄，1940年和1941年的罷工及“糾紛”都大大超過上述兩年）。這些罷工并不全是由革命工運工作者所組織領導的，但它們受到革命工人運動的影響，則是確定無疑的。這些罷工絕大部分發生在租界地區，而以外商企業為中心。計：1940年公共租界的罷工有201起，1941年有282起，分別占各該年度上海地區有統計的罷工次數的70％和85.7%。租界地區的外商企業，尤其是公用事業各廠，如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英商上海電車公司、英商上海自來水公司、英商上海煤氣公司，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法商水電公司等，都發生了罷工。英商中國公共汽車公司在1940年和1941年中，曾發生4次罷工。華商企業中，只有“六大百貨公司”（即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國貨、麗華）、商務印書館及永安三廠、申九、鴻章等幾個紗廠，發生過大規模的罷工（“六大百貨公司”的罷工從1939年底開始，延續到1940年1月）。此外，店員和手工工人中全行業性的聯合罷工，也有多起。
五、以要求漲薪、改善待遇的主動罷工為主
這些罷工十之八九是要求增加工資及改善待遇，斗爭目標十分集中。如1940年，要求增加工資和生活補貼的罷工為192起，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為42起，兩者合計共234起，占全年罷工次數286起的81.8％。
在工人運動退潮聲中，工人罷工反而大為增加，即使在上海租界這種特殊條件下，也是不尋常的。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工運工作者有效地利用日本帝國主義者與租界當局的矛盾的結果。
1939年夏，汪偽勢力開始滲人租界，配合日本侵略者進行控制工人的活動。他們挾敵人之勢，成立偽“上?？偣?rdquo;，利用歷史關系（這些漢奸、工賊，大部分是國民黨官辦工會中的投敵分子，與某些工廠工人有一定聯系），在各企業中煽動罷工，對以英、美、法為主的租界當局施加壓力，破壞工人的反日斗爭。另一方面，物價不斷高漲，工人的實際工資直線下降，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生活待遇的愿望非常強烈。革命工運工作者利用這種形勢，首先在某些外商企業中發動了有節制的斗爭，為工人爭得若干經濟利益。同時教育工人，采用“共進共出，不受分化”的策略，趁勢打人偽工會，從內部加以控制，使它無法破壞工人運動，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革命工運工作者領導工人斗爭的掩護。
在產業工人斗爭勝利的影響下，店員、手工業者、苦力工人以及其他勞動者，也紛紛起來斗爭。1939年中，洗染業、皮件業、板箱業、砂石業、建筑業和飲食業中的豆腐業與茶葉店的工人、店員，都發動了全行業性的斗爭。連租界工部局的60傭名清潔工，法院的警察及捕房的巡捕，也都舉行了罷工。這種城市工人斗爭形勢的高漲為“五卅”以來所僅見。
六、有節制斗爭的成功案例：兆豐罷工
法商水電公司工人的罷工，便是運用上述地下工作策略取得成功的例子。從1940年9月29日開始，到10月23日結束的法商水電公司工人罷工，是一次影響很大的罷工斗爭。因罷工委員會設于兆豐公園附近，被稱為“兆豐罷工”。這一罷工生動地說明了當時上海工人斗爭形勢的復雜，以及工人運動策略運用的成熟。
罷工是公司車務部工人為要求廠方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及增加工資而引發的。先是，日本侵略者利用汪偽勢力煽動各外商企業工人罷工，以擾亂租界秩序。1940年8月間，在英商電車公司、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美商云飛出租汽車公司和法商水電公司等各廠中，日、偽的煽動活動達到高潮。它們甚至出動了大批警察、特務，強迫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這些企業的工人，早已有增加工資的要求，正好趁風行船。兩個英商企業的工人相繼罷工，云飛出租汽車公司的工人也醞釀行動。為反對日、偽操縱上海工人運動，中共上海的地下組織，采取了和英、美、法資本家分頭談判的方針。英商電車公司與公共汽車公司增加工資后，工人當即復工。云飛出租汽車公司經勞資雙方協議，解決了增加工資的問題，罷工沒有舉行。惟有法商水電公司資方，拒不接受工人所提條件，反而由法租界捕房派出武裝巡捕，逮捕罷工工人，并重傷工人糾察隊員張家康（后因傷重死亡）及其他6人。法國資本家還利用中國工人的反日情緒，在工人中制造分裂。結果，一部分工人借日、偽之勢舉行罷工；一部分工人因反對日、偽插手，不同情罷工；一部分工人持中立態度。后兩部分工人都繼續進廠工作。工人被分化，斗爭無法形成高潮。
中共法電支部以維護工人利益和增加工資為中心口號團結工人。首先爭取持中立態度的工人推派代表，要求資方解決增加工資問題，從而把全體工人的斗爭目標都引向資方。法國資本家覺察了這種形勢，轉而勾結日本占領者，企圖假手日人撲滅工潮。罷工有遭受鎮壓的危險。中共法電支部說服工人，力爭在增加工資達到目的以后即結束罷工。罷工工人利用偽組織的聲勢，在廠內割電線，擲炸彈，造成極為混亂的局面，使全體工人都停止了工作。10月11日，終于形成法電職工1700余人的全體罷工。法租界的交通為之停頓。此時，廠方的分化政策已經失敗，想借助日人撲滅罷工的企圖也頗費周折，終于對工人表示讓步。經過談判，廠方同意每人每月增發工資6元，罷工期間工資照發，釋放被捕工人，發給張家康的家屬撫恤金，因組織工會被開除的工人全部復職。工人除取得經濟利益以外，還取得了在一段時間內組織工會的實際權利。
罷工中成立的法電工會，在日偽方面是合法的，因為汪偽勢力認為這是它煽動罷工的結果；法電資本家既然和罷工工人進行了談判，也無法不承認罷工工人的工會；而工會的實際領導人卻是革命工運工作者，工人群眾則以“共進共出，不受分化”的辦法，防止了日偽的利用。這樣，工會就在事實上成了具有合法地位的工人群眾組織。
七、未能充分利用資本家、租界當局、汪偽工會之間矛盾的失敗案例
斗爭也并不總是一帆風順地勝利進軍。1940年2月上海永安紡織公司第三廠的罷工，便是一次失敗的案例。開始，1939年12月12日至15日，永安三廠工人為要求增加“米貼”及“年獎”舉行罷工。經過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的“調解”斗爭獲得一定的勝利。但由于開始要求條件過高，事前又沒有和資方進行談判即決定罷工，也沒有充分利用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對處理罷工的意見分歧，爭取高級職員的同情。對于汪偽工會的插手，也未能適當加以利用。所以罷工結束后，資本家即伺機報復。1940年2月24日，該廠的中共地下支部在沒有恰當準備，形勢又十分不利于工人斗爭（因日軍封鎖，棉價高漲而紗價下跌，紗廠原料恐慌，產品滯銷，資本家正打算停工減產）的情況下，再次倉促舉行罷工。結果，資本家宣布關廠，工人被迫停工。待到后來工廠重新登記復工的時候，共產黨員和工人中的積極分子均遭清洗黨在該廠的力量暴露了，支部領導成員被逐出上海，罷工遂歸于失敗。
八、經驗總結：充分利用資本家、日偽勢力的矛盾
實際上“孤島時期”時期上海工人還開展了護關、護郵斗爭和為新四軍“募捐寒衣”等政治斗爭。可以開展工人斗爭的契機是很多的。僅從經濟斗爭的角度，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客觀形勢多么險惡，工人群眾爭取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的訴求是客觀存在的，共產黨人這種客觀訴求加以梳理、集中，統一群眾的思想，采取合理斗爭形式就可以爭取到勝利成果。甚至在非常嚴峻的形勢下依然可以掀起工人斗爭的小浪潮。
汪偽勢力煽動各外商企業工人罷工，目的是擾亂租界秩序，甚至會出動大批警察、特務，強迫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共產黨就順勢以汪偽工會的色彩組織這些企業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同時，為反對日偽操縱上海工人運動，要開展有節制的斗爭，不對英法、私企資本家提出過高要求。地下黨采取了和英、美、法資本家分頭談判的方針，待資方增加工資后，工人當即復工。對于不肯做出一點讓步的資本家，如法商水電公司資方，地下黨首先爭取持中立態度的工人推派代表去開展集體談判，要求資方解決增加工資問題，從而把全體工人的斗爭目標都引向資方；然后組織一部分工人借日偽之勢舉行罷工，使全體工人都停止了工作，打破法國資本家和日本占領者聯手剿滅罷工的局面，形成全體職工罷工；最終迫使資方讓步，工人除取得經濟利益以外，還取得了在一段時間內組織工會的實際權利。這種工會在日偽方面是合法的，因為本來就是借日偽形象活動的；在法國資本家這邊也承認其合法性；實質上工會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繼續強化“共進共出，不受分化”的組織觀念，防止了日偽分裂工人運動的企圖。這種審時度勢、巧妙利用多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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