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繼德國法西斯對蘇聯進攻之后，于12月8日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同一天，日軍進占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工人運動以租界為依托力求發展的局面終止了，孤島時期的地下工作結束。面對日本法西斯對共產黨的監督、控制和捕殺，上海地下黨沒有萎縮、消失，而是像一顆釘子一樣站穩腳跟，依托公共事業部門，發展組織和開展斗爭。
一、太平洋戰爭后日本拆解輕工業，擴充軍事工業，造成工人大批失業
日本帝國主義者于大量劫掠租界區的物資，全部控制了租界的英、美企業及較大的中國民族資本企業以后，立即把它在東北、華北等地先后施行的經濟統制政策，推行于全上海。它根據戰爭的需要，改組了上海工業，擴充了軍事工業及與軍事有關的企業，緊縮了生產日用品的輕工業。許多輕工業工廠的機器設備，被拆卸轉移到軍事工廠中去，或被當做廢鐵用去煉鋼。
從1940年起，上海租界的“經濟繁榮”已經開始失去那種表面上沸騰滾熱的勢頭了。經濟蕭條的暗潮，早就悄悄地叩打著黃浦灘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與世界市場的聯系全被割斷。日本侵略者竭澤而漁的搜刮，無所不包的統制和一面倒的生產軍事化，一下子把上海的工業投人了嚴重的危機中。其直接結果就是工廠大批倒閉或減產，工人大批失業。
據租界工部局的統計：1942年5月，公共租界西區的工廠，總數為2166家，所雇工人109454名。到年終，僅余工廠1082家，工人45135名。就是說，廠數減少了44.2％，工人減少了58.8％。另據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根據日人所公布的工業用電量推測，到1942年年終，上海及附近地區的工業生產，僅及戰前的1/2。1943年及以后，更繼續下降。以上海的主要產業棉紡織業為例：由于原棉減少，從1940年起，日商紗廠就已經部分停工（從15％到50％）；華商紗廠從1941年起，普遍減工50％～60％。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緊縮了紡織工業的生產，紗廠關閉了差不多1/2。1943年10月，余下的日商紗廠，開工率又降低到只有11％。華商紗廠的開工率更只有3％。
工廠停閉減產所帶來的工人失業，從來沒有精確的統計。以1942年工業生產減少一半來推測，當時上海的失業工人當不會少于30萬。這些被拋到街頭上的失業者，連抗戰初期那種“難民收容所”式的救濟也得不到。饑餓迫使他們不得不走向敵人為他們設置的陷阱——到沖繩島或東北去做苦工。這種等于向死亡進軍的苦役，其悲慘情況前面已經敘述過了。
在業工人早己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失業大軍的存在及其處境的絕望，更為日本侵略者向在業工人進攻提供了條件。工人的工資被凍結在最低水準，而偽鈔猛跌，物價飛漲，使得工人的實際收人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據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調查，日商大康紗廠的普通工人，1942年11月份的工資額（包括基本工資、生活津貼及米貼等）為偽中儲券150元8角，按市價可買米一斗（32市斤），折合戰前物價，還不到法幣2元。因此，許多工人及其家屬，都長期處于饑餓狀態。除生產者本人可以吃飯外，家庭其他成員只能吃粥，或日僅一餐。山芋、麥麩、珍珠米等，成了勞動人民飯桌上的珍品。很多工人在一天勞動之余，還要拖著疲勞不堪的雙腿去拉黃包車，或承包零活，以增加收人。有些人甚至冒被日軍射殺的危險，越過封鎖線去“跑單幫”。
二、日本特務嗜血成性，四處捕殺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分子，甚至畫地為牢進行盤查
上海租界布滿了日本的憲兵和特務，其中有專事破壞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特高檢事”。這些嗜血成性的特務，到處“突擊”、“調查”，找尋打擊目標。日本采用最野蠻的法西斯統治手段，在上海還采取一種“局部封鎖”的辦法：把任何要搜索的地點，由日本憲兵突然包圍起來，畫地為牢，在室內的不許外出，在街頭的佇立原地不準走動，以等候盤查。有的街道居民，因封鎖過久，竟致饑餓而死。這種情況，連被占領以前的公共租界也不能幸免。1940年11月30日，一名日本憲兵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遭到一個持槍的中國人的襲擊。日本憲兵隊立即把大西路及愚園路區封鎖。通至封鎖區的地豐路（今烏魯木齊北路之一段）及憶定盤路（今江蘇路），則以鐵絲網阻隔。“居民之欲進出該區者，均大感困難。食物之供給，亦受障礙。英商經營之公共汽車與上海電車公司之無軌電車，咸被禁止在該區內行駛。”經過租界當局與日本總領事多方交涉，直到12月14日，“封鎖始告解除”。一名日本憲兵被襲擊，便引起為時半月的封鎖，侵略者的淫威，于此可見一斑。
三、地下黨觀察到公共事業部是不可或缺的，黨員都轉移到公共事業當中
在這嚴重的時刻，上海的工人運動采取了退卻方針，工運組織更加緊縮，領導機關和一些已經暴露或活動比較引人注意的干部，都撤退到根據地或轉移到其他城市。只保留最必要的力量，深人到日占和日商的重要企業和事業部門堅持斗爭。
上海的工運工作者出色地貫徹了“蔭蔽精干、積蓄力量”的方針。首先，他們改變了過去傳統的做法，把工作重點從那些廠子大、工人集中的產業（如紡織業）轉移到公用事業中來。這樣的工作重點轉移，充分估計到了長期保存和積蓄革命力量而不被敵人破壞這個根本要求。因為這些公用事業是維持城市生活所必需，即使其他產業完全停產、關閉，這些事業也必須照常運轉。因此，只要在公用事業中建立起強有力的核心，工運工作就等于在這個城市站穩了腳跟，不致因工廠停產、工人失業而招致組織的瓦解和工作的中斷。其次，他們通過細致的工作和有節制的斗爭，加強和職工群眾的聯系，使革命工運工作深深扎根到群眾之中，由此來保存已有的力量，逐步生長新的力量。正如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在1941年4月所發出的《關于敵后大城市群眾工作指示》中說的那樣：在敵占城市中的黨組織，在實行“蔭蔽精干”政策時，“不是脫離群眾，使黨孤立起來，而是以適當的方法建立廣泛的社會統一戰線，適當的進行群眾工作，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使黨能深化社會掩護，真正地埋藏于廣大群眾中。”本此方針，他們盡量減少有組織形式的群眾性活動，而加強了重點團結有代表性人物的工作。每個共產黨員和工運工作者，都力求熟悉和精通本行的業務，“勤學、勤業、勤交友”，力求在自己的職業崗位上站住腳跟，并深深地“埋”下去，以減少失業威脅和生活的動蕩，保持革命組織力量的穩定。在群眾組織幾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動的情況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完全以個人為核心，通過生產和日常生活的聯系，和群眾交往。他們處處以熟悉業務勤于職守、克己待人、忠實可靠的朋友的身份，取得群眾的信任與擁護，由此把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下引女工范小鳳（馮勇）的事例，可以作為這方面情形的一個代表。
四、三勤三化的典型案例：紗廠地下黨范小鳳
“勤學、勤業、交朋友”是這一時期黨在敵占區工作的總方針——“蔭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具體化，是針對當時上海的惡劣環境的具體措施。上海全面淪陷后，日本侵略者瘋狂掠奪上海的戰略物資，許多工廠因缺乏原料而倒閉、停產，經濟蕭條時上海產業工人人數只剩下15萬人。這時能在工廠站穩腳跟，生存下來的工人，絕大多數是技術過硬、業務能力較強、政治色彩不濃的老工人和生產商的骨干。因此，工廠系統的黨員，要在工廠中生存下去，鞏固和積蓄力量，就必須努力學習文化、技術，埋頭苦干，以自己精湛的技術水平、勤于職守的工作態度，在工廠中站穩腳跟，以便繼續開展群眾工作。要在工廠生存下去在群眾中開展工作，還要有群眾作掩護。這又要求黨員廣交朋友，關心群眾生活，密切黨群關系，以適合群眾要求的方式方法，點點滴滴地做群眾工作，在群眾中建立感情，樹立威信，把黨組織深深地隱蔽在群眾之中，鞏固和積蓄黨的力量。為此，地下黨組織布置一批具有一技之長的黨員，通過考試等方式進入要害部門，開辟工作據點。其中范小鳳的工作成績較為突出。
范小鳳，1932年進入怡和紗廠當童工，后在申新、同興紗廠做工。1938年入黨，曾擔任同興紗廠黨支部書記，租界淪陷前去淮南抗日根據地學習。1943年，中共華中局城工部副部長劉長勝派他回滬打入日商紗廠，開展群眾工作。她回滬后聽說內外棉一、二廠招工，立即前去應考。由于她原來是熟練工人，結果以開車、接頭、拆壞布三項成績優異考入了內外棉一廠，并爭到了布機檔車工的最高一級工資。
范小鳳原名馮勇。為了便于工作，她寄居在靠近工廠的梅芳里一個名叫范立芳的小姐妹家中，并改名為范愛芳。大家稱呼她“小范”，日子一久，又以“小范”的諧音叫她范小鳳。進廠后，范小鳳非常賣力地工作，即使接連幾天發高燒也不休息，因此取得廠方的信任，很快就站穩了腳跟。與此同時，范小鳳廣泛地結交小姐妹，見到年齡大些的叫阿姨、阿姐，見到年齡小些的就叫阿妹，常主動地幫助周圍的工人拿開水絞毛巾，經常到小姐妹家幫助做家務，誰家有了困難，她就主動去幫助，得到群眾的好評，打下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她還注意觀察周圍拿摩溫的政治態度，尋找可以團結爭取的對象。當她發現管自己這排車的拿摩溫張小妹為人較好時，就主動靠攏她，經常幫助她抄考勤工號，加上她擋車技術熟練，工作又賣力，很快就取得了張小妹的信任，提拔她當了幫拆工（專門巡回幫拆壞布不用固定擋車）。這種工作活動范圍較大，可以廣泛接觸工人，對開展工作很有利。范小鳳就充分利用這個條件，廣交朋友，團結了一批積極分子，并與廠里因故脫黨的3名黨員接上了關系。后來工委又先后派了幾名黨員考進該廠，范小鳳就與這些黨員一起，重建了黨支部。黨支部成立后，要求每個黨員交10個知心朋友，要求他們經常到小姐妹家中幫助做家務、抱小孩、洗衣服，從中點點滴滴地做群眾工作。黨支部針對紗廠女工生活特別困難的特點，發動工人組織經濟互助會，如雨傘會、套鞋會等，每會10人，會員每人輪流擠出少量錢，集中幫助一個人購買一件生活用品。黨員還在工友的切身利益問題上無微不至地關心她們。黨員杭惠蘭曾幫助好幾個小姐妹物色到可靠忠厚的愛人，使這些青年女工感激不已。黨支部還不失時機地領導工人開展一些隱蔽的經濟斗爭，打擊欺壓工人過甚的拿摩溫，通過這些活動，黨支部在工人群眾中建立起感情，樹立起威信，培養和團結了一批積極分子，黨支部的力量也得到了發展，到抗戰勝利前夕，該廠的中共黨員發展到20人左右。
五、上海地下黨貫徹正確路線，使用“無頭斗爭”方式，領導一系列工人斗爭取得勝利
上海工人運動通過這樣一些措施，在敵人的瘋狂進攻前面，組織了有秩序的退卻。工運組織不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鞏固了已有的陣地，并且繼續保持著同工人群眾的聯系，領導著群眾的斗爭。而且在敵人進攻最為猖獗的1942年，上海工人仍然為維護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堅持了斗爭。市政企業的電力廠、自來水廠和煤氣廠，英商電車與法商電車廠，以及華中公共汽車公司等單位的工人們，都發動過規模較大的斗爭。郵局、卷煙廠和不少紗廠、綢廠的工人，也發生過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爭。
當然，自日軍進占公共租界以后，工人的斗爭總的說來是顯著減少了。據租界工部局的統計，1942年度，租界地區的“勞資爭議”僅93起，全部是經濟斗爭。計：有關工資與津貼的糾紛45起，因解雇引起的糾紛25起，因停業引起的20起，其他有關勞動條件的糾紛3起。糾紛涉及的企業共230家，其中華商187家，英商12家，日商以外的其他外商企業共31家，參加的工人10026人。這些糾紛或爭議，兩天內解決的有8起，2～10天解決的26起。工人斗爭之所以沒有涉及日商企業，理由是不說自明的。因為日軍進占租界以后，在日本法西斯的殘暴統治下，工人對日商和日本占領者的斗爭極易受到鎮壓，不能不采取最審慎的態度。但當工運工作者充分估量了形勢，熟悉了占領者向工人進攻的種種手法，及它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以后，像游擊戰爭一樣分散的小規模工人斗爭，不久就回升了，而且涉及到日本侵略者實行“軍事管理”的企業。
在這類斗爭中，上海電力公司（簡稱“上電”）和上海法商水電公司的情形具有代表性。“上電”屬于美國資本，它對中國工人采取野蠻的殖民統治，任何工人組織在這里都不允許合法存在。滬戰爆發后，“上電”資本家利用中國工人的困難處境大量裁員。工運工作者通過“上電”工人參加救亡團體的渠道進人該廠，在發電廠建立了共產黨支部。自1939年5月到1940年10月，工人經過幾次斗爭，取得了增加“津貼”、“米貼”以及按物價指數發放工資的勝利。從1940年春到1941年5月，中共“上電”支部通過組織消費合作團結了大量工人積極分子，在全廠職工中贏得了信譽，并且打破了“上電”資本家不允許中國工人進行組織活動的無理規定，通過合法形式把工人組織起來。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電”被日本“軍管”。在嚴格的軍事控制下，工人的工資被打折扣，生活水平大為下降。工人在中共“上電”支部的領導下，以怠工和浪費物資來表示反抗。日本管理人員只好答應增發工資，以緩和工人的情緒。為避免遭到鎮壓，“上電”工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斗爭，極其注意策略。他們采取“有組織的斗爭而無組織的形式”的辦法，與敵人周旋。且稍有收獲，即行退卻。根據這一方針，“上電”工人于1942年夏到1943年中，先后3次舉行短暫的罷工。工人們事先經過串聯，利用日本管理人員吃午飯的間隙迅速集合，靜坐罷工。管理人員倉促間無法查出組織者，又怕僵持過久形成停電事故，便一面胡亂逮捕工人，一面答應增加工資。因為找不出為首分子，工人又堅持不散，被捕工人隨即獲釋。1944年8月間，“上電”職工還以分散交還工作證件（表示辭工）的方式實行變相罷工，迫使日本管理人員同意增加工資。當年8月28日，美軍飛機轟炸上海。“上電”被炸，工人1死8傷。工人要求外出躲避，遭到拒絕。以后，每當盟國飛機空襲上海時，工人便齊集廠門口一擁而出，迫使日本管理人員答應了工人躲避空襲的要求，并同意發給空襲補貼及傷亡撫恤金。
“法電”因黨的活動恢復較早，組織力量較強，工人斗爭開展的規模也較大。1939年9月，1940年7月和9月，1941年3月，“法電”工人曾多次舉行罷工和怠工，都取得了勝利或部分勝利。1940年7月罷工歷時兩個月，除增加工資以外，還爭取到組織工會的合法權利，為以后組織和領導工人斗爭準備了有利的條件。
日軍占領上海租界以后，“法電”工人于1942年11月、1943年9月，先后兩次采用“無頭斗爭”的方式，迫使資本家增加工資。工人不派代表，不提條件，也不離開車間，只是不做工而紛紛訴說生活困難。直到資方同意增加工資以后，工人才恢復正常工作。1944年2月至1945年上半年，工人還迫使資方“借”給大部分的“退職金”，實際等于增加工資。
1942年底，上海各廠工人幾乎普遍發起要求“年賞”或“年終花紅”的斗爭。進入1943年，工人的經濟斗爭更此起彼伏，不斷地擴大，甚至構成對敵人完成生產任務的威脅。敵駐滬總領事館曾不安地宣稱：“勞動爭議事件，自今春以來又見急速增加……不僅上海輕工業要受影響頓挫，即軍需工業也大受影響。”
斗爭以市政企業為中心而展開，這是當時的客觀形勢促成的。這些企業都是原英、美、法資本家的資產。敵人占領時，需要利用中國職工維持生產，便作了“不降低生活待遇”的諾言。即使是占領者，當它轉瞬之間就把自己的“諾言”一腳踢翻時，也處于理虧的地位。所以，工人的要求一一維持原來的生活待遇，甚至能夠得到個別日籍職員的同情。敵國技工的嚴重缺乏，使它沒有可能輸送更多技工到上海來。戰爭對上海工業的需要越是迫切，日本侵略者越有必要利用中國工人維持生產。這個矛盾，迫使敵人不能不在某種限度內，謀求用刺刀以外的辦法應付工人的要求。工運工作者清醒地估計了這種客觀條件，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方針，使群眾斗爭嚴格約束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斗爭的目標，幾乎全部是零星的就事論事的經濟要求，沒有任何全面性的條件或口號。斗爭方式主要是推動領班、工頭向廠方交涉、“請求”。有時也作出某種態勢，造成緊張氣氛，對廠方形成壓力。但引而不發，并不采取直接的行動，即使不得已而罷工或怠工，也沒有任何組織形式。而是事先利用各種聯系進行串連，針對一時一事，一哄而起，沒有什么代表或經常性的首腦人物；稍有收獲，又一哄而散，停止斗爭。如1942年8月間，前英商電車公司的工人，向廠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條件未獲答復，工人當即進行了一刻鐘的怠工。負責的日本管理人員出來講了話，表示可以商量工人立即恢復正常工作。這些斗爭是這樣的分散和雜亂無章，看來完全像是群眾的自發行動。
上海工運領導機關非常注意對廣大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即使環境異常困難，這項工作也沒有放松。因為，處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蠻統治下，加以生活的極端困難，縱然是組織起來的工人，也往往會因敵人的欺騙宣傳而感到惶惑、苦悶。倘若不及時地給予鼓舞和教育，就無法鞏固人們的勝利信心，堅持對敵斗爭。所以，環境越是困難，越有必要對廣大職工進行普遍、深人的宣傳教育工作。
六、到抗戰末期，上海地下黨重新掀起工人運動高潮
盡管日本侵略者的特務活動和恐怖政策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直到抗戰勝利，上海的工運組織始終沒有遭到大的破壞。錯落起伏的群眾斗爭，成了掩護工人運動退卻的散兵線。
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敗局己定，抗戰勝利日益臨近的時候，規模較大的斗爭也漸趨恢復。1944年5～8月，上海郵局工人曾連續怠工；同年6月上旬，自來水廠工人的罷工，使全市停止供水4小時；從6月22日開始歷時7天的電車司機罷工，幾乎使全市的電車交通陷人癱瘓。
正因為有一批優秀的地下黨員，上海工運領導機關便能夠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在一些日商工廠中，建立起共產黨的細胞組織，默默地對工人進行工作。“勤學、勤業、交朋友”的群眾工作，密切了黨群關系，發展了黨的力量。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由于一批工廠關門和組織暴露，一批黨員撤退到根據地，上海工廠系統黨員一度減少到500多人。經過此后幾年的堅持、鞏固和發展，到日本投降前夕，已有近800名黨員。從全市來說，到1945年抗戰勝利，上海地下黨員已發展到2000多人，團結了一大批積極分子，并通過這些積極分子又聯系了二三十萬群眾，為此后的解放戰爭積蓄了一支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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