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古弟弟
秦邦禮，1908年8月出生于江蘇無錫，家中排行老二，秦邦憲比他大一歲，妹妹秦邦范比他小3歲。因與哥哥年齡相仿，秦邦禮便與他同班讀書。1916年，秦邦禮父親患肺結核去世，家中就此斷了直接的經濟來源，只好變賣祖遺老宅，租族人秦琢如家宅居住，靠田地及遺留的存款放債為生。
秦邦禮自幼懂事，雖不是家中長子，卻主動承擔了養家糊口的責任，為母親減輕了很大的負擔。1922年，14歲的秦邦禮為了資助哥哥和妹妹讀書，放棄學業，去無錫復元錢莊做學徒工。不久，秦邦禮參加了無錫錢業職工會，并擔任執行委員。這是一段非常難得且受益匪淺的經歷。通過錢業職工會，秦邦禮認識了很多商人，從他們身上學到從商經營的基本技能。同時，他也有了更多機會與進步人士接觸，受他們革命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再加上哥哥會經常跟他講社會是何等黑暗、政府已如何無能，而他又親眼目睹了五卅慘案中帝國主義對中國百姓的殘暴欺凌。從那時起，他就明白，自己棄學從商，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生計，更是為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出諸水火。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4月14日，國民黨反動派在無錫制造反革命政變，各級中共黨團組織和農會、工會遭到破壞，農民運動受到摧殘。1927年10月，無錫農民革命軍和農民革命委員會成立。11月9日，無錫農民2000余人，高舉農軍大旗，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武裝起義。作為進步青年，秦邦禮參與其中。但國民黨無錫當局殘酷鎮壓，并以“暴徒”的罪名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起義未達到預期目的。秦邦禮被迫離開無錫前往上海避難。在親戚的關照下，他在一家小店鋪做起了店員。雖然年輕涉世不深，文化程度也不高，但秦邦禮天資聰穎，又細心好學，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鋪的主要業務，并將店鋪經營得紅紅火火。這段從商經歷，為他日后從事經濟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也為他日后開展紅色實業經濟埋下了伏筆。
潛心救國蓄勢而出
在上海期間，秦邦禮雖以學商為生，但他的革命之路并沒有就此而中斷。1930年，已經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工作4年的博古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干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秦氏兄弟二人的革命之路開始走在了一起。1931年，為了整頓特科，中共中央決定：“特委本身的組織，從最高指導委員會起，一律重新改組，特委的負責人必須以政治堅定、黨籍較長、有斗爭歷史的干部特別是工人干部擔任。”由于陳云在顧案發生后，機智果斷地協助周恩來指揮中央負責人及有關人員進行轉移，再加上他本人又具備中央規定的上述條件，因此中共中央決定讓他參與中央特科的領導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賣，周恩來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于是，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候轉移到中央蘇區去。此時，王明也離開上海，去了共產國際。臨危受命，博古擔任了臨時中央負責人，陳云則接替周恩來成為新特科的負責人。
這時候，上海為黨的工作提供掩護的聯絡點已經不能再使用，新特科必須重新選擇聯絡點。事實上，所謂的聯絡點就是上海街頭的小商鋪。一方面，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的往來接頭，為黨的工作提供掩護的場所。另一方面，還可以為上海地下組織提供生活和后勤保障。由于特科人員大部分已經暴露，陳云決定起用新人。于是，博古就把秦邦禮介紹給陳云。陳云聽說秦邦禮還有經營店鋪的經歷后，甚是驚喜，決定精心培養他。
陳云約見了秦邦禮，還帶了兩根金條作為“見面禮”。這份“見面禮”，便是秦邦禮的第一個任務：以這兩根金條做資本，為黨建立新的秘密交通站、籌集經費。很快，秦邦禮便用這兩根金條，在上海開辦了一家米店，把無錫的大米運到上海出售。這也是新特科開辦的第一家店鋪。有了這個店鋪，共產黨在租房子或者營救被捕人員的時候，就可以出面“打保單”。秦邦禮的確是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的人，因為經營有方，米店很快就盈利了。在組織的應允下，秦邦禮又開了一家家具店，為黨組織開會打掩護。有一次，黨組織正在家具店開會，突然遭到了國民黨警察的搜查。于是，開會人員迅速將文件藏在家具中，并把事先準備好的麻將拿出來，擺出一副正在打麻將的樣子。其實，家具店不是一般的家具店，家具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家具。由于藏文件的家具是特制的，國民黨警察沒有發現秘密夾層中的文件。待國民黨警察空手離開后，秦邦禮就借“家具被損壞要維修”的名義，派人將家具搬回家里，從而保全了會議的重要資料。
一邊繼續為黨打掩護，一邊繼續做生意。秦邦禮采用滾動發展的辦法，在一年之內又先后開設了糖坊、南貨店和文具煙紙店。博古推薦有力，陳云慧眼識人。1931年冬，經嚴樸和顧初介紹，秦邦禮（化名楊廉安）加入中國共產黨。
歷盡千帆政商兩肩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由于中共臨時中央仍在上海，共產黨人經常往來于上海和瑞金之間。但從上海到瑞金，路途非常周折，要經過香港或廣東，然后走“汕頭—三河壩—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路線跨越白區、半游擊區和蘇區三段，而且以大埔為節點，前段全是水路，后段凈是山路，有些路段還需徒步行走。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汕頭建一個聯絡站。陳云決定把這項工作交給秦邦禮。秦邦禮拿著陳云給的經費，在汕頭開辦了“中法藥房汕頭分店”，作為秘密轉移黨員和交換文件的交通站。
通過中法藥房汕頭分店，秦邦禮為臨時中央搬遷至中央蘇區做了大量工作。據資料記載，經由這條線路進入蘇區的黨員干部達到200多人。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經秦邦禮親自護送而到蘇區的，包括劉少奇、張聞天、博古、陳云、林伯渠、李維漢、陳賡等等。當年，護送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的過程，尤其考驗秦邦禮的經驗和智慧。李德是德國人，外貌特征與眾不同，很是顯眼，路上不斷遭到盤查。為把李德安全護送到蘇區，秦邦禮為李德設計了不同的身份。先是把李德裝扮成游客，乘坐英國輪船到汕頭，并安頓到汕頭的中法大藥房。從汕頭出發后，秦邦禮又把李德裝扮成考古學家，待到大浦后又將其化裝成傳教士的模樣，身穿一襲黑長袍，胸前佩戴十字架。經過這些巧妙且細致的裝扮，秦邦禮幫助李德避開了國民黨軍的多次盤查，成功到達中央蘇區。
中共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后，秦邦禮的使命仍未結束。因為要照顧上海的生意，還需要打通“白區”與“紅區”之間的貿易，為紅軍反“圍剿”提供各種物資，秦邦禮仍需奔波于上海、汕頭、瑞金之間。其間多少艱難險阻，多少生死坎坷，依靠他靈活的商業頭腦和縝密的工作作風，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1935年5月，中央決定派陳云、潘漢年前往上海恢復黨在白區的組織。陳云經重慶抵達上海后，與秦邦禮取得了聯系。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鑒于上海地下黨組織已遭嚴重破壞，無法展開工作，指示陳云赴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黨所處的困境并希望得到下一步指導。1935年秋，陳云同曾山、楊之華、陳潭秋、秦邦禮（化名方一生）等抵達莫斯科。斯大林會見了陳云一行和先行到達的潘漢年、嚴樸等人，聽取了他們的匯報。他們一行還出席了“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后進入列寧學院學習。1937年春夏之交，秦邦禮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從莫斯科回到上海，繼續經營店鋪。八一三事變后，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原計劃無法實施，中央指示秦邦禮賣掉店鋪回到延安，在中央黨校教務處工作。由于有留學蘇聯的經歷，組織決定秦邦禮擔任馬列學院教師，教授聯共（布）黨史。
寇深禍亟轉戰香港
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作為這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蔣介石允許在國統區建立“八路軍辦事處”。那時，東南沿海大片國土淪陷，香港暫時沒有受到戰火波及，成為大后方與海外聯系的最重要通道。經周恩來與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協商一致，決定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和潘漢年赴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地點設在皇后大道中18號，對外掛牌“粵華公司”。
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另有工作人員19人，大部分是當地的和廣州的中共組織調來的，只有很少數擔任交通和機要重任的工作人員是從中央部門調來的，其中就包括秦邦禮。臨行前，陳云找秦邦禮談話，讓其前往香港隱蔽經商，具體負責三項工作：首先，協助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工作；其次，做好秘密財政工作，將黨組織帶往香港的外幣（如美金、英鎊等），以華僑捐款的形式，兌換成法幣或銀元匯回；再則，利用商業活動掩護物資采購，按上級下達的采購清單，購買根據地急需的物資。秦邦禮當時雖然只有30歲，但他有豐富的特工經驗，留學過蘇聯，又有敏銳的商業頭腦，再加上他相貌堂堂，在香港隱蔽經商的重任交給他再合適不過了。
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在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資金和物資，用來支援八路軍和新四軍等人民軍隊抗日。為更加隱蔽地做好這項工作，有必要成立一個相對獨立的合法公司，專門負責開辦銀行賬戶、辦理倉儲和運輸業務。1938年夏秋之交，一家名為“聯和行”的商貿公司在香港開業，老板正是秦邦禮，他對外公開使用的名字是楊廉安。相對于同時期開辦的其他公司，這家公司門面很小，注冊資金也很少。公司公開的業務是經營南北雜貨，實質上是秘密采購陜甘寧邊區急缺的物資。從西藥到醫療設備、從電子管到X光機、從鞋襪到軍毯、從運輸車到發電機，黨需要什么，就經營什么。
1939年3月的一天，香港英國警察突然查封了粵華公司，廖承志也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接收捐贈和轉運的重任便都落在了秦邦禮身上。此時，秦邦禮在征得黨組織允許后，入股香港新亞藥廠，并陸續在香港開設了五家商號。秦邦禮的工作非常繁忙。為幫助他減輕負擔，廖承志的母親、已遷居香港的何香凝給他找了一位頗有來歷的女助手黃美嫻。黃美嫻時年23歲，出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畢業于加州大學，精通英語，還能講上海話。黃美嫻的父親是美國加州商會主席，曾熱心支持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香港僑界很有影響力，而她的叔父則是國民黨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這樣的家庭背景和關系，特別有利于開展秘密工作。秦邦禮和黃美嫻工作配合非常默契，久而久之便互生情愫。1944年，經中共南方局批準，秦邦禮和黃美嫻結為連理。
服從革命毅然北上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這時，國內戰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給隱蔽工作帶來很大的挑戰。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政府要求撤銷除去重慶和西安兩地以外的所有八路軍辦事處，所以必須把最可靠、最安全的人派往這兩個辦事處。根據組織安排，秦邦禮于1942年10月北上重慶，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雖然只有短短幾個月的工作經歷，但秦邦禮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穩健的工作作風，讓黨組織對他頗為信任。1943年春，周恩來指示秦邦禮以僑商身份為掩護，在華南一帶繼續經營西藥、紗布、食鹽、無線電器材等商品，將延安所需要的物資分批運往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利用合法（方式），爭取社會地位，積蓄力量”。
華南地區是秦邦禮開拓的又一個“戰場”。因工作需要，秦邦禮又將公開姓名改為楊琳，這個名字成為他后半生的正式名字。1943年春起，秦邦禮在桂林先后開辦了經營紗布和食鹽的慶生行，經營西藥的新亞藥店；在曲江（今廣東韶關）開辦了新蘇建筑材料廠；在桂林、曲江兩地間經營起規模較大、存貨較多的協成百貨公司。一年中，他曾三次押車去重慶送貨。秦邦禮是一個有謀又有勇的人，既可以將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又能與社會各階層人士融洽相處。凡遇國民黨關卡或車匪路霸，都能機智巧妙地化險為夷。1944年下半年，日寇進攻湘、桂地區，11月占領桂林。秦邦禮的生意損失慘重。根據上級指示，他帶著黃美嫻和幾個忠實的伙計，攜帶協成百貨公司所有的存貨，疏散至廣西平樂、昭平、八步一帶，侍機東山再起。他發現經營汽車輪胎盈利頗豐，便將梧州的桐油販到廣州和香港，再將廣州的輪胎、香港的百貨販回梧州。僅一年多的時間，他的資金鏈又恢復正常了。
紅心向黨潤澤中華
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1947年，陳云向中央提議，在香港設立外貿公司，將東北地區的糧農資源轉化成貨幣資金，以補給前線需要。這一時期，隱蔽戰線中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更為凸顯，特別是解放區的對外貿易工作，直接關系外匯的流通和戰略物資的供應。周恩來曾兩次電示中共中央南京局財委副書記錢之光，提出盡快開辟解放區的沿海口岸與香港的海上通道。考慮到秦邦禮有在香港經營貿易公司的經驗，黨中央便決定把這個重任交給他。接受任務后，秦邦禮速回香港，把“聯和行”改名為“聯和進出口公司”。
最初的聯和進出口公司仍舊是秦邦禮和黃美嫻的“夫妻店”，組織上沒有資金投入，生意一時很難展開。黃美嫻便將父親留給她的花園洋房的一部分，租給兩位英國工程師，靠收房租來維持公司的日常開銷。公司一開始的業務，就是將解放區的糧農物資通過大連港經朝鮮運送到香港，在香港出售，同時又以中華貿易總公司的名義載著解放區需要的物資返程。后來，隨著生意渠道逐漸拓寬，秦邦禮與港英當局、匯豐銀行、華比銀行、怡和洋行、上海紗廠建立了融洽關系，開始積極接觸海外市場，開拓遠洋貿易。經過一年多的經營，聯合進出口公司的規模不斷壯大，名聲飛揚海內外。
1948年，這年秦邦禮40歲。他從14歲輟學經商開始，始終以一顆向黨的紅心經營著事業。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當聯合進出口公司在國內外聲名鵲起時，秦邦禮心中所想的仍然是要為黨、為國家、為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便用更改公司名稱的方式，表達他對黨的這份赤誠之心。經商議，聯和進出口公司改名為“華潤公司”。1948年12月，華潤公司正式掛牌，注冊資本500萬港元。同時，中央決定將黨在香港的廣大華行與華潤公司合并，并陸續將黨在香港的幾家貿易機構全部歸于華潤旗下。1950年夏，中央決定在香港的中央、華東、華南3個系統16個單位合并入華潤，成立香港貿易委員會，秦邦禮任主任，兼任華潤公司董事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1948年9月至1949年初，華潤公司在經營解放區貨物貿易的同時，還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分四批將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等300多名民主人士和社會賢達安全運送到解放區，為確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如期召開作出了積極貢獻。
1952年8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易部，作為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和管理對外貿易的行政機構。這樣，華潤公司交由對外貿易部管轄。秦邦禮奉命回到北京，任對外貿易部綜合計劃局局長。1955年，秦邦禮被派往印尼，擔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商務參贊。1961年，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1964年設立的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前身）成立，秦邦禮也從印尼調回國內負責相關工作。
二、張學良弟弟
由于張學良執行蔣介石不準抵抗的命令，拱手讓出東三省，被全國人民罵為“不抵抗將軍”，是丟失東三省的“罪魁禍首”。人們痛恨張學良，也遷怒于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因而受到同學們的鄙視和指責。張學思感到冤枉、恥辱和羞憤。他無法抑制自己的情感，闖進順承王府，聲淚俱下地對大哥慷慨陳詞，勸他力戒毒癮，振作精神，率東北軍打回老家去！可是，張學良有難言的苦衷，身不由己。
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產主義真理的張學思，經王金鏡介紹，加入了中共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沙灘支部。
4月，由王金鏡作為介紹人，張學思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徹底背叛了封建軍閥的家庭，走上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和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而斗爭的光輝道路。張學思入黨伊始，就接受一項特殊任務:為了擴大武裝力量，黨組織決定派他和王金鏡等打入東北軍67軍特務隊做“兵運”工作，待時機成熟，把隊伍拉出來，組建華北工農紅軍。
由于特務隊的“兵運”工作受到“左”傾錯誤的影響，條件尚不成熟，就倉促向外開拔，結果遭到數倍敵人的包抄，特務隊被打散，很多同志被捕或失蹤，中共組織也遭破壞，張學思、王金鏡二人失掉了組織關系。
在嚴重的挫折面前，立志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張學思沒有消沉。他和王金鏡研究認為，不懂得軍事就無法掌握部隊，必須先學會軍事，將來時機成熟即可利用家庭關系，拉起一支黨的武裝。
1934年初，張學思動員母親資助王金鏡3000元錢，助他赴東京士官學校留學。
7月，張學思經張學良保薦，入南京中央軍校第10期第2總隊步兵科學習。在軍校，他一心苦學苦練軍事技術，成為全校出類拔萃的高材生。張治中教育長對張學思的軍事才干稱贊不絕。
張學良也欣慰地說：“在七個弟弟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老四，他有志氣有頭腦，勤奮好學，沒有一點紈绔之氣。”
1936年夏天，張學良從西安派特務營營長孫銘久來看望張學思。孫銘久告訴張學思:“張學良思想發生了轉變，決心同共產黨聯合，逼蔣抗日。他在王曲鎮辦了軍官訓練團，正積極著手改革東北軍。”張學良還囑托張學思“在軍校物色東北籍和外省的愛國進步學員，畢業后一同到東北軍去，準備抗日復土”。
12月11日，西安金家港2號張公館給南京軍校的張學思發來一封加急電報，要他速返西安。
可是，由于張學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參加畢業大演習，未接到這封急電。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為了民族抗日的需要，毅然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當天夜晚，南京軍校根據何應欽的手諭，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張學思，連夜押往軍校的練習營軟禁起來。
25日，張學思突然獲釋。他這時才得知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張學良親陪蔣介石飛回南京。次日，張學思趕到宋子文公館面見大哥。
這一天，探望張學良將軍的人絡繹不絕，張學良抱歉地對張學思說：“今天我很忙，兩三天后我即準備回西安，你明天再來，我有話與你詳談。”
翌日，張學思如約而來，不料晴天一聲霹靂，張學良被軍事法庭秘密拘捕審判！
1937年1月，21歲的張學思以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畢業于南京中央軍校。
蔣介石的嫡系將領胡宗南、桂永清等都來拉他到中央軍工作，張學思以回東北軍為由拒絕了，最后，校方決定將他留校，這實際是要把張學思控制起來。張學思去找張治中教育長，表示愿意留校，但要先請一段假，回天津探望母親。張治中同意了。
于是，張學思乘上北去的列車，擺脫了國民黨當局的控制，千里迢迢去尋找中國共產黨。
1937年2月，王金鏡應張學思之約專程回國。
不久，在王金鏡的幫助下，張學思與在北平東北大學工作的共產黨員馮靜安會面。
馮靜安答應設法幫助張學思尋找原組織關系，在未找到之前，張學思暫同他進行聯系。
七七事變爆發后，社會上風傳張學良將出來繼續領導東北軍。張學思受中共之托，設法打探此傳虛實。
8月，張學思來到上海，見到嫂夫人于鳳至和趙四小姐。當時，兩位女眷每周輪流去溪口陪伴軟禁于此的張學良。在她們的幫助下，國民黨當局批準了張學思去探望大哥的申請。
幾天后，張學思和趙四小姐結伴赴奉化溪口，同行者還有一個姓黃的蔣介石的代表。在溪口鎮西北處的風景區雪竇山上，張學思見到了想念已久的大哥。
張學思在山上逗留4天，每日陪大哥到處游逛，但因特務們緊隨左右，不便交談正事。
臨別的前一天，趁著大雨滂沱之機，張學良與張學思在書房里佯作看書，躲過特務們的監視，用紙筆進行無聲的交談。
張學良告訴他:“我曾寫信給蔣，請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讀書。這次他派姓黃的來，要我寫信給東北軍各軍軍長，囑他們服從蔣的指揮，不可亂鬧。”
張學良囑托張學思：“你回去找東北軍各軍軍長，告訴他們，東北軍如能團結，抗日戰爭擴大，我就有恢復自由的可能。”他希望四弟“多看進步書，回東北軍去，抗戰到底！”張學思回答：“您的話我一定辦到！”
同月，張學思在濟南東北大學聯絡處找到馮靜安。
馮靜安聽了張學思的匯報，指示他只要充分利用抗戰的大好形勢和張將軍所講的那番真心話，在東北軍中上層廣泛聯系，實現團結抗戰。
馮靜安還告訴張學思，由于你原來的組織關系一直未找到，所以不能恢復黨籍，只能重新入黨。
翌日，由馮靜安和王仁忱介紹，張學思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候補期為一年。
張學思重新入黨后，由東北抗日救亡總會黨團書記劉瀾波直接領導，劉瀾波向他轉達周恩來的指示，要他廣泛聯絡東北軍上層人士，做爭取釋放張學良的工作。
張學思積極執行黨的指示，在劉瀾波的具體領導下，在黃顯聲、高崇民等東北知名人士的協助下，歷盡千難萬險，奔波于濟南、南京、上海之間，分別找到東北軍各軍軍長和政界元老，向他們轉達張學良的囑托。
在張學思的動員下，他們每人寫了一封請蔣介石釋放張學良的信。但是，蔣介石陰謀在“不殺不放”中收買、瓦解東北軍，因此，始終沒有釋放張學良。
1938年1月，周恩來在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接見張學思，鼓勵他說：“‘釋張’工作雖未如愿，但它暴露了蔣介石的陰謀，教育了東北軍廣大愛國官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勝利者，蔣介石是失敗者。”
張學思在挫折面前，鼓起了更大的勇氣和斗志。
他向周恩來申請，要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建立一支敵后抗日武裝。周恩來表示贊同，并指示說：“或回53軍，或是自己搞均可，盡量發展，搞起來即向八路軍靠攏。”還囑咐他“要大膽，謹慎。”
這時，王金鏡從東京學成回國，劉瀾波派他協助張學思一起搞武裝。
他倆分頭奔走，廣泛聯絡東北籍的同學、舊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郾城辦起了近百人的東北抗日先鋒游擊訓練班。張學思計劃把這批人培養成抗日骨干，然后帶回53軍發展力量，把53軍變成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可是不久，53軍與日軍交戰，慘遭失敗，殘部潰退太行山一帶。面對對日作戰失利，國民黨亦加緊破壞抗日武裝，但張學思百折不撓，意志彌堅。他態度鮮明地對隨從者說：“要抗日，就得跟定共產黨，海枯石爛，此心不變！”
投身延安鍛造鋼鐵意志
轉戰華北沐浴戰火洗禮
1938年4月，中共組織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將郾城訓練班人員送往延安學習。因考慮到張學良能否獲釋尚無最終結果，故安排張學思暫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張學思與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廖承志將自己珍愛的一本 《論持久戰》贈送給他。張學思如饑似渴地讀完之后，感慨地說:“毛主席真是偉大，我多想去延安見見他啊！”
10月下旬，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張學思抵達延安。在楊家嶺，張學思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
毛澤東關切地說：“延安生活條件很艱苦，你能不能過得了生活關?要不要錢花?”
張學思表示：“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
張學思牢記教誨，在延安馬列學院勤奮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自覺地在艱苦的環境中鍛煉革命意志。
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臉水打好，把地掃干凈，把火盆里的木炭火燒旺，然后跑到野外鍛煉身體。他以前連镢頭也不曾摸過，可在開荒種地的時候，竟以驚人的毅力，每天比別人多開三分地，在馬列學院總結生產的大會上，張學思受到嘉獎，同志們稱贊他是模范學員。
1939年9月，23歲的張學思在馬列學院畢業，擔任抗大三分校東干隊(即東北干部隊)隊長。東干隊駐扎在寶塔山上，共80多人，大都是東北籍的黨員團員和進步青年。為了提高隊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增強實際斗爭經驗，張學思請吳玉章、王若飛、張鼎丞、宋時輪等同志到隊里講課。為了改善隊里的生活，他領導隊員開荒種菜，喂豬養羊，自做豆腐。冬天，他帶領隊員，進山砍柴背柴，修窯燒炭。年底，東干隊被評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隊，張學思被大家譽為模范隊長。
1940年初春，張學思到延安女子大學聽報告，認識了女大的廣東姑娘謝雪萍，后結為夫妻。
1940年9月14日，張學思率東干隊告別延安，奔赴晉察冀敵后抗日戰場。
1941年1月，東干隊調赴冀中軍區，張學思擔任了冀中軍區參謀處長。從此，他在華北抗日斗爭最艱苦、最殘酷的冀中平原，經受了戰火鍛煉和生死考驗，發揮了卓越的軍事指揮才干，成為呂正操司令員的得力助手。
1942年，日軍為把華北變成“兵站基地”，對冀中平原實行空前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冀中軍區根據參謀處提供的情況和建議，決定向外線轉移。張學思隨呂正操，率領軍區27團和兩個特務連，掩護冀中黨、政、軍、群機關2000余干部，歷盡艱險，終于沖破敵人的鐵壁合圍，安全轉移至冀南。
6月11日拂曉，在威縣掌史村，軍區警戒部隊突然與敵接火。
張學思親去前沿偵察，迅速判明情況，敵人只是小股部隊與我軍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隱蔽著冀中首腦機關和主力部隊。據此，軍區司令部決定：要隱蔽實力，麻痹敵人，拖到夜晚，設法突圍。呂正操命令部隊，只準用步槍、手榴彈與敵人打“蘑菇戰”，不準使用重武器。就這樣，我軍連續打垮了敵人七八次沖鋒，敵人摸不清我軍實力，越輸越惱，不斷補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終未能越我防線一步。
喪心病狂的日軍竟使用了毒氣。
張學思冒著槍林彈雨親自到前沿部署部隊防毒。晚9時，我軍分三路突圍。張學思和軍區政治部主任卓雄率領一路，從村東南角突了出去，日軍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小小的村子里，竟會殺出千軍萬馬！
他們驚恐萬分，只顧四散逃命。8月，轉戰至冀魯豫根據地的冀中軍區接到八路軍總部的指示，要他們趁青紗帳茂密的時節，向太行山轉移。去太行山要西躍平漢路，通過130多華里縱深的日偽封鎖線。為此張學思兩次派出偵察小組化裝偵察，在摸清情況的基礎上，主持制定了一個周密的行動方案。
按照計劃，冀中軍區5000人的隊伍從內黃出發，渡過衛河，直插民團武裝天門會的領地。
天門會勢力橫貫浚、滑、湯(陰)三縣，掌握二萬多條槍，
中共地下黨員胡紫青擔任著這支武裝的參謀長。
胡紫青根據事先的安排，派人給浚縣日、偽政權送去情報，謊稱：“夜里突然來了上萬的八路軍，揚言要光復失地！”
愚蠢的敵人信以為真，立即緊閉城門，龜縮在碉堡里，不敢走出半步。這樣，我軍白天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養精蓄銳，夜晚隱蔽急行軍，一槍未發，安全通過了敵人重點把守的平漢路及其兩側密集設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與129師勝利會師。
在八路軍總部舉行的歡迎冀中軍區的軍民聯歡大會上，彭德懷副司令員當眾表揚了智勇多謀的張學思。
1943年4月，張學思任冀中軍區副參謀長兼作戰科科長；8月，調任晉察冀軍區參謀處處長；1944年2月，又調任平西軍分區參謀長；1
945年2月，張學思升任平西軍分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在他和蕭文玖司令員部署下，3月打響了擴大解放區的戰役，
張學思親自帶領偵察員化裝偵察，
率領一個團到妙峰山拔據點，又深入桃花川一帶開展游擊戰。共拔除敵人十多個據點，使解放區擴大一倍多，八路軍的勢力發展至北平附近。
待續：
赴東北老家收回國土
馳騁在白山黑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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