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路線錯誤，難道少慢差費地搞建設
才是路線正確？從鄭州會議以來，我們一直在檢討，在糾正‘左’
的錯誤，形勢不是好轉了嗎？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糾正？只有請你
們來才行？”
話說1959年7月21日晚，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區負責人舉行匯報會。
此時，毛澤東已經沒有一周前那種輕松了，也沒有3天前決定印發《阿Q正傳》時那樣坦然了。在廬山會議與會者中，已經分成了兩大派：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人越來越多了，不但有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劉瀾濤、趙爾陸、陶魯笳、賈拓夫、萬毅，還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與他們針鋒相對的是，起而反擊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除了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負責人以外，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第一書記，都站在了彭德懷的對立面。而且雙方的言辭也越來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懷的人說：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個人決定”、“政治性問題”、“糾‘左’比糾右難”，毛澤東“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不像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那么得心應手”。會下還有人議論說：“舉凡是犯路線錯誤，自己都是不能糾正的。”
反對彭德懷的人說：彭德懷是拉隊伍。書記處快一半對一半了。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他在西北組發牢騷說：“延安整風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車上講：“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
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和各大區負責人在這天晚上的匯報會上都發言說，彭德懷的問題不解決，全黨無法團結一心，共度難關。毛澤東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他說：
“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是路線錯誤，難道少慢差費地搞建設才是路線正確？從鄭州會議以來，我們一直在檢討，在糾正‘左’的錯誤，形勢不是好轉了嗎？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糾正？只有請你們來才行？為了你彭德懷，我給林彪發了復員費，叫賀龍登門道歉，叫蕭克做檢查，還有劉伯承淚灑懷仁堂。請蘇聯紅軍來？蘇聯紅軍就聽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擊！”
毛澤東的胸膛開始起伏，喘息聲也逐漸變得粗重起來。又有人匯報說：
“今天總理召集開會，曾希圣、譚震林同黃克誠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說，各省第一書記應該各打50大板屁股，別人都不行，就他能當第一書記。”
毛澤東“噢”了一聲，將大手一扇，說：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黨內一部分材料我還沒看完。”
他略一停頓，嘴角浮出帶有嘲諷的淺笑，接著說道：
“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涂。要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要頂住，頂1個月，2個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話說：
“打個持久戰。”
毛澤東說：
“贊成。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作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勸你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我勸同志們沉住氣，繼續往后看。”
毛澤東多年來從沒有感受到這種壓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藥，但仍然無法入睡，只好在屋里來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評他的人，用孔子的話“始作俑者，其無后乎”來咒罵他。毛澤東在不眠之夜，忍受著詛咒他斷子絕孫的那種不公開的指責和折磨。
毛澤東糾正“左”的錯誤，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進行的。彭德懷則認為三面紅旗本身有問題，應當解決指導思想問題。毛澤東把國內外階級斗爭與彭德懷的意見聯系起來，認為彭德懷是代表資產階級向黨進攻，懷疑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有聯系。赫魯曉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國的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剛從東歐回來的彭德懷也說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毛澤東認為彭德懷說“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黨內“出來掛帥”，要篡黨奪權。
他徹夜難眠，寫信給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準備答復彭德懷的發言稿。
江青打電話給毛澤東，說她馬上飛到廬山來，以便在這場斗爭中和毛澤東待在一起。毛澤東說：
“不要來了，斗爭太激烈了。”
江青還是來了。
7月22日，毛澤東找來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澤東的。他說：
“現在很需要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澤東后半夜吃了安眠藥，還不能入睡，便打電話找來劉少奇和周恩來。他和劉少奇、周恩來議定：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凌晨3點，劉少奇走后，毛澤東吃了3次安眠藥，仍然睡不著。他已經幾天沒有好好吃東西了，管理員急了，問道：
“主席，你這幾天吃不好，是不是飯做得不好？”
“不是你們的事。”
毛澤東說了這么一句，管理員不便再問了。值班衛士對管理員說：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飯。端上去了，又拿下來了，吃也只吃一點。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們不知道，再往上七八個級別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員級的，誰也不知道，不準進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來到交際處西餐廳，走到前臺，他見政治局委員應該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沒有彭德懷，便四處張望，問：
“彭老總呢？”
李銀橋望望會場，以下巴示意說：
“那邊，門口。”
毛澤東終于看到了彭德懷剃了很亮的光頭。他遠遠地坐在門那邊，一臉的不悅之色。毛澤東走上主席臺，坐了下來。他的眼圈里布滿了紅絲，以沉悶抑郁的聲音開始講話。他面無表情地說：
“你們講了那么多，允許我講個把鐘頭，可不可以？”
他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穩定了一下情緒，接著說：
“吃了3次安眠藥，睡不著。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志不讓人家講壞話，只愿人家講好話，不愿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3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么倒臺？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涂，要垮臺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筆者注）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云、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歷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涂。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么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涂。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說‘持久戰’，我很贊成。這種同志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么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么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作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么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后，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談了兩個鐘頭。嵖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7、8、9三個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參觀，10天3萬人，3個月30萬人。聽說徐水、七里營也有這么多人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里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于貧窮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3個地方3個月當中，有3個30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只能勸說：同志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驟。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干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30％是積極分子；30％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40％隨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總之，30％加40％為70％，三億五千萬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后，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干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面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干部，特別是公社干部，刮大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干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只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里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矩，一萬年以后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杖，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晁蓋劫的是‘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3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么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只有一個多月就平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干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干部，不懂得這個財并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
干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干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圣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筆者注）說，全民大學，我也贊成，不過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筆者注），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么我們公社的干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么，工人學哲學么，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了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么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干部——筆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6級會議、5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次會，我就是這么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得一塌糊涂，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面，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面講。這部分同志是我講的4種人里面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這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4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歷史上有4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有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志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么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1956年、1957年的那種動搖，對動搖分子，我不贊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么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志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于是反冒進。”
毛澤東扭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
“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干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云同志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
說罷，他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對眾人說：
“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么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只要你登70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呵！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夸大其詞。假如辦10件事，9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里。這種同志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18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志是有益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面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面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面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么只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么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20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么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贊成那些原則，自愿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在全國能保持1/3，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范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云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11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里。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沒有這4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5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復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并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并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辦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后面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志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贊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個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涂，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
接著，毛澤東就講了宋玉寫《登徒子好色賦》這個典故，而后說：
“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么事都有缺點，無論什么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沒有錯誤，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點，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臺？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里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就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后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于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動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志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 8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么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為真正煉好鐵奮斗。共產黨有個辦法叫作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12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區去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合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礴，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干部，那么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嵖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么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志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么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于農業、工業。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
毛澤東以手指著譚震林說：
“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他是唱戲的，不然為什么叫譚老板？長處是有一股干勁，肯負責任，比那凄凄慘慘戚戚要好。關于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得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說：
“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3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于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制，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20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么久？還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志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后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子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復復。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呵！”
劉少奇插話說：
“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
毛澤東接著說：
“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來援助。后來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這話在以前也講過吧？”
劉少奇插話說：
“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
毛澤東說：
“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么辦？只有一國。”
劉少奇插話：
“依靠自己本國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第六部分“關于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問題”中，曾經明確地提出了“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我們將和農民一起去建設它”。熟讀馬列經典著作的毛澤東，不但熟悉這些著名論斷，而且還正在努力的踐行著這一理論，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劉少奇在后兩次插話中的斷語，顯然是錯誤的，毛澤東此時也顧不上理會他，只說了句“依靠農民”，便照著自己的思路繼續說下去：
“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后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后，馬克思就贊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只存在3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1927年那樣失敗？像萬里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1/10，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么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毫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動力，多付了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筆者注），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么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云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無后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后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于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柯慶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澤東贊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筆者注）？鋼鐵你要搞 600萬噸，我要搞1070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9000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補貼40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夫’，‘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志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鐘頭嘛。散會！”
宣布散會后，毛澤東起身張望著會場，問：
“彭老總呢？”
李銀橋說：
“走了。”
據李銀橋回憶：散會后，毛澤東出門朝坡下走，身邊跟著陶鑄、彭真、柯慶施、羅瑞卿，還有第4小組副組長舒同。羅瑞卿朝路邊的樹林轉過身去小便。彭德懷這時候返身走了回來，他對著毛澤東說：
“我的信是寫給你個人參考的，你怎么在會上印發了？”
毛澤東愣了一下，說：
“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彭德懷扭頭就走。毛澤東叫著他，招了招手說：
“哎，彭老總，我們談談吧？”
彭德懷虎著臉，胳膊一掄，說：
“有什么好談的？沒什么好談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聲音很大，羅瑞卿正在小便，嚇得一激凌，連忙趕過來了。毛澤東臉色非常嚴肅，停了停說：
“沒關系嘛，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心嘛。”
彭德懷氣得臉色漲紅，又掄了一下胳膊，說：
“談什么談？你不是談過了嘛！有什么好談的！”
彭德懷又罵了一句走了。陶鑄等人都怔住了。毛澤東被晾在那里，臉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沒有說話。
7月23日下午，周恩來先召集副總理們談話，他說：
“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是一個革命。2700至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德懷氣哼哼地說：
“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恩來溫和地說：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該把落實同泄氣區分開。”
彭德懷直通通地說：
“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比較冷得早，10月底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么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恩來又安慰他說：
“主席講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么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那個情況，有那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德懷說：
“共產黨里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恩來繞山繞水地講到了鋼、鐵、煤、糧方面的緊張形勢。彭德懷立刻叫了起來：
“這些情況你為什么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恩來說：
“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德懷瞇起兩眼，盯住周恩來，說：
“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這天下午，會議分組討論毛澤東上午的講話。一部分人高興，說講話給他們撐了腰。一部分人緊張，一些曾對彭德懷的信說過好話的人，紛紛檢討。
7月23日黃昏，彭德懷在散步時迎面碰見聶榮臻，聶榮臻揚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講話，考慮好了沒有？”
彭德懷甕聲甕氣地說：
“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么。”
聶榮臻勸道：
“老彭，不能采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原則的高度，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
彭德懷說：
“現在很疲勞，寫不出來，也寫不清楚。”
聶榮臻說：
“你講意思，叫秘書記錄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這樣比較嚴密，也比較深刻些。”
彭德懷說：
“沒帶秘書，只帶來一個管軍事電報的大尉參謀，他寫不了這類文章。唉，誰知道會出這么一檔子事！”
“把秘書叫來，這種時候，一定要叫來。”
聶榮臻最后還一再叮囑。彭德懷作別而歸，后來還真的把秘書給叫來了。
7月23日晚，因會議原定延長7天已經到期，與會者們都準備下山了。毛澤東也交代身邊的工作人員，準備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時，幾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議論說：
“彭德懷脾氣大，怕主席死后沒人能領導得了。”
幾位老帥也在一起議論說：
“彭德懷桀驁不馴，主席健在就這樣，將來黨內誰還管得了他？”
于是，這些重要領導人物和大區、省委的領導人都先后來找毛澤東談話。李銀橋去倒水時聽到他們講的都是彭德懷。有人說，紅軍時期彭德懷就反對毛澤東。有人說，彭德懷原名叫彭得華，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國。
毛澤東也覺得會議的目的沒有達到，認識不統一就沒法團結，不團結如何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他決定會議繼續延期。
不多時，各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說不下山了，會議繼續進行。
這天晚上，毛澤東顯得很煩躁，吃了3次安眠藥還不能入睡，只是躺著看書，看材料。他突然問值班衛士田云玉：
“你知道彭老總原來叫什么名字嗎？”
毛澤東知道田云玉以前曾經跟著彭德懷工作過，有可能知道彭德懷的別名。田云玉見毛澤東這樣問，便搖搖頭，說不知道。毛澤東說：
“彭老總原來叫彭得華，就是要得到中國。”
田云玉大吃一驚，不由得打了個哆嗦。毛澤東又問：
“你知道廬山會議發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搖頭，毛澤東不再說話，繼續看他的書。
在廬山上這個不眠之夜，支持彭德懷的人們也像中央最高層領導人及各大區、各省委主要領導人一樣忙碌著。一場驚人的風暴正悄無聲息的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著。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間里議論著毛澤東上午的講話。周惠沙啞著嗓子說：
“一上山我就發言，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聽不進批評。現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藥’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個階級性？我們這些人還能是哪個階級？良藥還是毒藥，難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緒也非常激動，他說：
“我懷疑主席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是常委會的意見還是他個人的意見？自己有錯誤不許別人講，就喜歡柯慶施那樣一幫吹牛抬轎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說著，李銳進來了。
李銳是在上午聽了毛澤東的講話之后，與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觀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陽明的詩句。有人提議說，留副對聯吧？李銳手執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脫口吟道：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田家英所吟此聯，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聯，他只是將上聯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時人及后人不知底細，還以為是田家英憂國憂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頗為稱道。其實，毛澤東早就說過，岳麓山上的這幅楹聯，正是他在一師求學時的真實寫照。
李銳下得半山亭，回到住處，依然是心情抑郁，憋悶了一個下午。晚上來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塊壘。周惠見李銳落座，遂“唉”了一聲，長出一口氣，又繼續說道：
“多年來的順境，有些勝利沖昏了頭腦。在長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贊揚主席超過馬恩列斯，主席對此卻沒有表態。當時我說這不對。長江后浪趕前浪，學生超過老師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時候被人這么比，這么說？何況現在真超過了嗎？不能這么講吧。我的感覺，是確實驕傲起來了。”
周小舟情緒更激烈，他說：
“照上午的講話精神發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
李銳點點頭說：
“蘇聯的教訓值得深思。”
周小舟說：
“我看這樣下去，非導致黨的分裂不可。”
周惠說：
“17號晚上還談得好好的，主席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復變化也太快了。”
李銳說：
“從根本上講，主席還是喜歡高指標喜歡說大話喜歡放大炮的人。當然，講大話的人也有不同。柯慶施吹牛講大話，還喜歡推卸責任。譚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負責，跟柯慶施不一樣。像黃克誠這樣的偏于穩重多看困難的人，主席就不喜歡。”
周惠又分析說：
“我們都是搞過群眾運動的，究竟應該怎么看待群眾運動？主席講，‘1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非常積極’。實際呢？我看不能說是群眾自發。主席先講過話么，說高級社還不夠大，應該更多的社合起來。甚至講一個鄉組成一個社。許多縣社干部都是響應他的號召，并不是農民先提出這個要求。首先是我們去發動，然后才是農民響應。彭老總有些話很深刻，他說：‘毛主席與黨中央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砸鍋煉鐵，好鍋煉成廢鐵，明明是違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時候群眾也能響應，做出這種犧牲。黨的威信就是這么高。可長遠呢？濫用這種威信，我擔心會走向反面喲。”
李銳也說：
“明明講的糾‘左’，一夜之間又變成反右，這樣的講話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轉變，我可轉不過這個彎。”
周小舟已經被二人說得臉上泛出紅暈，他坐不住了，說：
“我建議咱們3人再去找主席談談，辯論一頓，爭吵一頓也好。”
李銳搖搖頭說：
“不行，現在去不合適。從上午的講話看，主席正在氣頭上，去也沒法談。”
“那就找黃克誠。咱們找黃克誠去談談。”
“這種時候去，不好。”李銳勸道：“不要授人以柄。”
“現在去不合適。”周惠也說：“不要去了。”
“橫豎不過如此，去，怕個什么？”
周小舟撥通了黃克誠的電話，黃克誠不同意他們去。周小舟已經激動得無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黃克誠只好勉強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電話說：“一起去！”
李銳見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舉的利害關系，他說：
“你們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經出了門，見周惠如此這般，返回來拉著他說：
“走走走，我跟黃克誠都講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過不過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著走。周小舟進得黃克誠的門就嚷起來：
“我們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黃克誠急忙擺著手說：
“別急，別著急，冷靜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會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還能控制得了情緒，他高聲問道：
“主席這樣突變，有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
黃克誠無言以對，看著激動不已的周小舟只皺眉頭。周小舟見黃克誠不說話，又脫口問道：
“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
“我認為不會。”
黃克誠至此已經不能不表態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憤，他說：
“袁世凱要稱帝，有人就特意為他辦一種報紙，專講勸進的話。袁世凱就最喜歡聽這種話！”
周惠已經坐不住了。只聽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階段鼓勵進言，讓把問題講透。現在一下子180度轉變，這不是釣魚嗎？”
李銳也激動了，高聲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黃克誠見他們越說越出格，頓時急了，聲色俱厲地說：
“怎么能這樣說話？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見應該直接找主席當面談么，現在這樣議論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機將話頭引開去，他說：
“今年的困難估計還不少，湖南去年雖然比左鄰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夠緊張，不少地區都是靠南瓜粥度過來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擔心秋收。可這邊的會議一下子也結束不了。”
周小舟已經冷靜了下來。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銳一看10點多了，就準備離開。黃克誠見他們要走，就勸他們說：
“你們不要激動，事情會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會錯的。”
正在此時，彭德懷手拿一封電報進來了。周小舟一見彭德懷，又激動了：
“老總呀，我們離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懷虎著臉，說：
“著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著急！把一些模糊觀點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銳催促周小舟：“我們該走了。”
周惠也催著說：走吧。于是，3人告辭出了176號院子。李銳與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剛走出幾步，就聽得周小舟說：
“哎，羅部長啊。”
李銳回頭一看，周小舟、周惠正與羅瑞卿迎面相遇，打著招呼。于是就急忙閃身走了。羅瑞卿“嗯”了一聲，警惕地瞥了一眼176號別墅，說：
“這么晚還沒睡呀？干什么去了？”
羅瑞卿是黨內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將軍，對立就對立，斗爭就斗爭，歷來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只有一個心眼，就是緊跟毛澤東，維護毛澤東。周小舟面對這位鐵骨錚錚的大將軍不得不應酬幾句，他說：
“隨便走走。看了看黃克誠同志。”
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廬高懸打神鞭。
欲知廬山會議如何繼續進行，請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章中有兩個情節都是研究廬山會議的重要史料。一個是毛澤東在7月23日上午的講話，一個是周小舟、周惠、李銳在去找黃克誠前后的談話內容。兩者須對照一下，認真研究，方能分清是非曲直。這很有必要。因為在毛澤東身后，在廬山會議這個重大事件上，一些人為了攪渾水無所不用其極，遺毒于后世，害人不淺！
關于上述第二個情節，《戚本禹回憶錄》的記載可供讀者參考，書中是這樣說的：“廬山會議結束后，在會議期間一直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林克，告訴了我在廬山會議上發生的這樣一個情況。在廬山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周惠、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李銳等幾個人經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崗的警衛戰士發現了一個異常的情況。就是等他們這些人都進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邊的燈都關上了，別人還以為里邊沒有人。等過了幾個小時以后，人又一個一個從屋子里邊走出來了。警衛戰士把這個情況都作了記錄，把他們幾點開的燈，幾點關的燈，都有什么人進去、出來等等，都作了詳細值班記錄。負責會議保衛工作的是羅瑞卿。羅瑞卿當時不僅是公安部長，而且還是‘防止突發事件委員會’的負責人。羅瑞卿看到了值班戰士的記錄，也覺得很奇怪。他就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邊的一個小樹林里觀察。直到那些人一個一個從屋子里邊走出來了。走在最后的一個就是李銳。李銳這個人走路和別人不一樣，別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卻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說里說的司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過頭來看的時候，恰好同從小樹林里走出來的羅瑞卿對上了眼。這一下就把李銳給嚇壞了。以為他們的事情都已經被羅瑞卿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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