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戰、備荒、為人民”，是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推動三線建設大戰略時提出的響亮口號。“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口號，在當時的中國可謂是家喻戶曉，在人民解放軍中更是人人皆知并以此為己任。無論是在大喇叭里，還是在遍布城鄉的標語里，到處都能聽到或看到這七個字。這七個字的口號，在當時是人們引用最多、叫得最響的毛澤東話語中的一句。那么，這句口號是何時提出的?它的背后又有著怎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經過呢?
毛澤東“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被周恩來概括出來
“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口號的提出，與1965年前后中共中央主持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事有著密切的關系。
進入1964年以后，毛澤東對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有了一些新的考慮。當時，中國周邊形勢日趨嚴峻，他大大加強了對備戰問題的考慮和重視，強調要加強三線建設。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三五”計劃對投資項目和主要生產指標進行了調整，從準備應付帝國主義早打、大打出發，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搶時間把三線建設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戰略大后方。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汪莊聽取余秋里關于編制“三五”計劃的匯報。當余匯報到“三五”計劃的投資規模時，毛澤東指出，必須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考慮。他說：
“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億元的建設規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大了殲滅不了。不要搞一千個億，搞個八百億、九百億。一九七○年那些指標不要搞那么多，糧食四千八百億斤能達到嗎?要考慮來個大災或者大打起來怎么辦。鋼一千六百萬噸就行了。你這個數字壓不下來，就壓不下那些冒進分子的瞎指揮。我看大家想多搞，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
8月2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第158次全體會議上說：
“主席提出要我們注意三句話，注意戰爭，注意災荒，注意一切為人民。這三句話，我想合在一起順嘴點，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計劃要考慮這三個因素，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
周恩來把毛澤東思考的三個重點，用一句簡明的話表達了出來，這就是“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最初的由來。
周恩來的概括，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從現有文獻看，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就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復信，正式提到了這個口號。
毛澤東說：農業機械化問題，“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
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這件事，意在提醒中央和地方的同志要“持久地認真地實行”。他強調說：
“現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的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
1967年4月，“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作為“毛主席語錄”在《人民日報》上正式公開發表，很快就在中國大地上廣為流傳。這個口號后來多與“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連在一起使用，成為一段時間內中國國際戰略防御構思一個總的概括。
1969年，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的一位漁民，拿著蘇聯邊防軍向中國領土射擊的炮彈皮，聲討蘇聯罪行
緊張備戰的原因：60年代中國周邊戰爭陰云密布
毛澤東在第一位考慮老百姓的前提下，為何要把備戰擺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動三線建設戰略的實施?那是因為當時中國周邊戰爭陰云密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對此形勢做出戰略選擇。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剛剛經歷過三年暫時經濟困難時期，正處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此時急需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以配合國內調整。然而，中國周邊安全形勢不僅沒有穩定下來，反而越發跌宕起伏、殺機四伏。未雨綢繆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時刻關注著這些外部挑戰，思索著諸多問題背后的關聯、本質和走向，思索著應對的措施，為中國的發展和安全日夜操勞著。三線建設的決策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做出的。
這一系列外部挑戰，可以從1962年中印邊界爆發的那場短暫沖突談起。1962年10月17日，2萬多名印度軍人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發動大規模進攻。當天，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會議，果斷決定進行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中央軍委隨即下達關于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10月20日，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開始進行自衛反擊。
這場自衛反擊戰歷時一個月，前后包括兩個階段：1962年10月20日至29日是第一階段，11月16日至21日是第二階段。自衛反擊戰開始后，中國邊防軍在東、西兩線的作戰都迅速取得重大進展。在中國邊防軍的英勇反擊下，印軍隨后發起的進攻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通過兩個階段的反擊作戰，中國邊防部隊在東線全部收復了“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領土，在西線全部肅清了印軍的入侵據點，全線推進到中印傳統習慣邊界中國一側距邊界20公里處，取得了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的徹底勝利。
雖然中國在軍事上取得了重大勝利，但為了維護中印關系大局，保持外交斗爭的主動，11月20日，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等研究決定：中國邊防部隊全線主動?；稹⒅鲃雍蟪?。到1963年2月28日，中國全部完成邊防部隊后撤計劃和建立民政檢查站的部署。此舉向世界表明了“誰愛好和平，誰要戰爭”，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戰略上的主動權。這一反擊作戰，挫敗了一些擴張主義者的反華陰謀。
對印自衛反擊作戰，是在中方長期忍讓卻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做出的有力回應。自1959年開始，印度方面便不斷挑起邊界爭端，其背后有著很復雜的國際背景，同國外反華勢力一直以來圖謀插手中國西藏內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印度右翼勢力對華采取咄咄逼人的進攻策略。中國軍隊勝利后主動撤退，此事卻余波未平。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均極力歪曲事實經過，指責中國政府。中印之間發生的這場軍事沖突隨后產生了一系列深遠的影響。
中印邊界沖突之后，中美、中蘇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極為復雜的變化。不久，中蘇論戰也拉開了序幕。
中蘇關系惡化導致了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愈加頻繁的中蘇邊境事件，則更加引發了中方的擔憂，進而惡化了中國周邊的安全形勢。
在新疆，自1960年起蘇聯方面就不斷在邊境挑起事端。從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邊界事件起，中蘇邊境地區便不安寧了。據有關統計數字，從這時起到1964年10月，共發生1000余起邊境糾紛。1962年3月至5月間，在新疆伊寧、霍城、塔城等地區出現了6萬多居民在蘇方策動下越境前往蘇聯的情況。1962年中印發生的邊界戰爭，令本已風雨飄搖的中蘇關系更加雪上加霜。
中蘇矛盾的不斷激化，特別是邊境糾紛的愈演愈烈，使中共中央逐步認識到一旦在其他戰略方向上發生戰爭，蘇聯已經不能作為中國穩固的戰略后方了。1964年4月9日，時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向毛澤東報送了在新疆防范蘇聯軍隊進攻的備戰方案，正是這一深層憂慮的體現。中國當時面臨著多面受敵的險惡處境。于是，毛澤東開始思索調整戰略部署、加強戰略后方這一更深層次問題，就顯得十分必要了?？梢哉f，中印、中蘇關系的惡化成為隨后中國重新調整戰略后方部署、推動三線建設、加緊備戰的重要原因。
可是，縱然當時的中印、中蘇關系已經陷入很困難的境地，甚至在邊界發生了局部軍事沖突，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卻始終有一個清醒的判斷，認為中國的主要戰略對手仍然是美國。特別是越南戰爭的擴大化，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惕，直接促使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下決心全面開展三線建設。
1964年“北部灣事件”發生以前，美國曾經不斷增兵進駐南越，這已經引起毛澤東的擔憂。美方一度把不越過北緯17°線作為避免與中國直接發生軍事沖突的紅線來遵守。然而1964年8月5日“北部灣事件”發生以后，事情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美國直接越過北緯17°線對北越實行大規模轟炸，越南戰事嚴重升級。1965年3月，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在峴港登陸，隨時準備進犯北越。美國軍用飛機不斷入侵中國海南島、云南、廣西上空，投擲炸彈，發射導彈，打死打傷邊防戰士，露骨地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北部灣事件”是越南戰爭的重大分水嶺。
美國國會于1964年8月7日通過北部灣決議案，授權總統以他的判斷動用包含武裝力量在內的一切手段來應付此事件。這事實上給予了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在不經宣戰的情況下發動戰爭的權力，于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參與程度無可避免地不斷攀升。
美方不斷挑戰中方戰略底線以及美國國內政治局勢發生的變化，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對有可能爆發的戰爭進行準備。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正式提出了三線建設的戰略任務。5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對三線建設注意不夠，一個是對基礎工業注意不夠。毛澤東說：
“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
在毛澤東的直接推動下，新中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由此拉開大幕。
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
三線地區包括基本屬于內地的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7個省區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等省區靠內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個省區。西南、西北地區(川、貴、云和陜、甘、寧、青)俗稱“大三線”，各省份自己靠近內地的腹地俗稱“小三線”。“大三線”建設是重中之重。
為了全面推進三線建設，國務院進行了明確分工：三線建設新擴建工廠，由國家計委負責;一、二線向三線地區遷移的重要工廠，由國家建委負責;為三線建設提供原料、設備，由國家經委負責。在此基礎上，1964年9月，國務院成立了三線建設支援和檢查小組，負責從總體上組織、統籌、督促、檢查三線建設項目進展情況。
1965年3月、1966年1月、1966年3月，中共中央相繼批準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分別由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擔任委員會主任。
在各大局三線建設委員會之下，各省、自治區也成立了相應的三線建設領導小組，負責人均為當地主要領導同志。這樣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完整有力、分工明確的三線領導機構，對于有效調動各方資源，全力推動三線建設開展，發揮了重要保障作用。
隨著調研、勘探、選址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三線建設的重點不斷突出，分別包括：建設攀枝花、六盤水、酒泉三個鋼鐵工業基地;建設以重慶為中心的常規兵器工業基地;重點建設成昆、貴昆、川黔三條鐵路線;建設三線動力系統等。
從1964年啟動到1965年，短短兩年時間不到，三線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西北、西南三線部署的新建、擴建、續建的大中型項目達到300多項。
1966年4月17日，余秋里在向中央的匯報提綱里，詳細介紹了三線建設開展頭兩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重要進展。其中說：
經過一年多的實踐證明，原設想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有可能提前兩年實現。就建設來說，大小三線的許多重大項目，現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兩年建成。
攀枝花鐵礦，1968年可以基本建成年產650萬噸礦石的生產能力，甘肅酒泉鏡鐵山鐵礦，1968年可以建成年產350萬噸礦石的生產能力。
貴州六枝、盤縣、水城三大煤礦區，原計劃在1970年達到770萬噸的生產能力，1968年可能達到這個水平。
冶金工業在大三線配合國防工業的項目，除遵義薄板廠以外，1968年都可以建成或者基本建成。
劉家峽水電站，原定在1970年安裝的第一臺22萬5千千瓦的機組，1968年就可以安裝起來。
……
報告令人振奮地匯報進度：“就生產來說，1970年的主要生產指標，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鋼、棉紗、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達到或超過1970年的計劃指標;煤炭、發電量、有色金屬、機床、化肥、糧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計劃指標。
報告肯定地說：從現在的情況看，三年的時間完成原定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是完全可能的。
三線建設在頭兩年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三五”計劃在三年內完成，這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充分顯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影響深遠。累計2000多億元的投資，上千萬的勞動大軍，波及13個省份，長達16年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跨度，總計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特別是三線建設強調對工業體系的投資，為后來西部地區的發展，乃至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都打下了堅實基礎。
讓我們看看其中的一些成績：
三線建設過程中，建成川黔、貴昆、成昆、湘黔、襄渝、陽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等10條干線，以及一些支線和專用線，共新增鐵路8046公里;建成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鼎、芙蓉，陜西韓城、銅川，河南平頂山等50多個煤礦區，新增原煤開采能力達11211萬噸;建成葛洲壩等大中型水、火電站68座;新建攀枝花等鋼鐵工業企業984個，有色金屬工業企業945個;等等，不勝枚舉。
西昌、攀枝花屬于大涼山彝族地區，費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說：三線建設使西南荒塞地區整整進步了50年。
通過三線建設，我國在中西部地區初步建成了相當規模、門類齊全、產研結合的國防科技工業體系，這樣一個鞏固的戰略大后方，為國家長遠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對中華民族的長久繁榮發展而言，這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偉大壯舉。
三線建設還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千千萬萬的三線建設者，他們的感人事跡匯流成河，印證了中華民族不懈奮斗的頑強精神，值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去緬懷和繼承。廣大三線建設職工發揚了愛國主義精神，把三線建設看作神圣的事業，不管有多大困難，都全力以赴。只要一聲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黨所指定的地方。行動之快，不亞于軍隊接受戰斗命令。在任何艱苦的條件下，都不退縮、不逃避，迎著困難上，充分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獻身精神。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自美國1961年派兵進駐南越開始，他就已經在密切關注對手的動向了。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做出的很多預見都是極其準確到位的。例如，1963年8月29日，他就指出：“吳庭艷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忠實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條走狗已經喪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為美帝國主義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贅，美帝國主義是不惜換用另一條走狗的。”他做出預言僅一個多月后，即1963年10月初，肯尼迪決定推翻吳庭艷政權。11月初，吳庭艷兄弟二人在政變中被殺。再比如，毛澤東最早在中央決策層面強調三線重要性的時間點是1964年5月，而越戰的轉折點——“北部灣事件”是當年8月。這三個月的提前量，為備戰爭取了極為寶貴的時間，同時充分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極其準確的。他當時已經準確估計到了美國的戰略意圖，并著手進行戰爭準備了。沒有這樣的戰略判斷以及隨后備戰的努力，其后果不堪設想。
可以看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出加強備戰、推動三線建設的決策，不是一時之舉，而是有著充分的歷史與事實根據的。人們不能簡單地用事后戰爭并沒有發生這一結果，來責備前人做出的決策。
歷史的吊詭之處，正在于其往往事與愿違，在某種程度上，準備打恰恰是為了不打，只有做好了最壞的準備，才能爭取最好的結果。
關于這個道理，1963年9月，毛澤東在有關部門送審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上加寫了一段話，其中說道：
“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這里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
1965年6月，毛澤東還說過：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等你建設起來才打?也可能建設不起來就打，也可能建設起來又不打，要有兩手準備。”
反觀之，如果我們在那種緊張環境下不去積極備戰，而是坐等局勢好轉，恐怕誰都不能保證當時已然密布重重的戰爭陰云真的會煙消云散。
正像“備戰、備荒、為人民”口號所要表達的那樣，備戰從根本上還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安康福祉。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決策者，在對待戰爭的問題上，決不能存在僥幸心理，必須具備底線思維，從最壞處著手做準備。雖然后來戰爭并沒有發生，但這種充分的準備無疑是必須做出的選擇和努力。這是三線建設決策留給后人的一條寶貴經驗。
(來源于《黨史博覽》201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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