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著紅軍制服的毛主席和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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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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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當校長的抗大與蔣介石當校長的黃埔軍校
蔣介石當黃埔軍校校長，搞了一個黃埔系的嫡系部隊，這是封建文化的典型做法。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辦軍校，肯定不這么辦。
我們一般說誰是毛主席的學生，基本上沒有說誰是林彪校長的學生。毛主席，這個稱謂是代表黨的，毛主席和共產黨密不可分的。
有一首歌叫《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那也就是說毛主席的學生也最聽黨的話。
需要強調的是，這個黨必須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黨，而不是什么別的黨。
抗大，是“延安抗大”、“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最簡答的稱呼，其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央紅軍學校，1933年擴建為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改稱“干部團”。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根據緊迫的形勢和即將面臨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任務，1936年2月，中央紅軍干部團和陜甘寧紅軍軍事政治學校合并，在陜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成立紅軍干部學校。不久，在紅軍干部學?；A上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春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即抗大。
抗大是毛主席一手創辦的。毛主席為抗大配備林彪這樣的校長，無疑是深謀遠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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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抗大的校長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
林彪是黃埔軍校四期的畢業生，熟悉黃埔軍校的一套軍事理論與實踐教學方式，加上已經是身經百戰的高級指揮員，可以說是辦軍校的內行。這是讓日后的抗大超越黃埔軍校的一個必要條件。
毛主席不僅擔任紅軍大學政委，還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并且親自為抗大確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
毛主席不僅親自給抗大學員講課，還讓我黨高級干部來抗大授課，這樣抗大的政治方向就有了組織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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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抗大的一次講課，號召學習朱老總
毛主席在辦抗大的一套想法說法做法，那就是毛澤東文化的生動體現，對此，林彪校長的確也是深悟其道。
紅大（抗大）創建初期分3個科，第一科大都是紅軍師以上干部，有林彪、羅榮桓、羅瑞卿、劉亞樓、陳光、張愛萍、彭雪楓、陳士榘、楊成武、譚政、莫文驊、周建屏、彭加倫、王平、耿飚、劉惠農、邊章武、許建國、蘇振華、張純清、張樹才、張經武、張達志、宋裕和、趙爾陸、賀晉年、郭述申、黃永勝、譚冠三、張文彬、楊立三、鄧富連、劉鵬、吳富善、羅保連、賈力夫、符竹庭、童小鵬、肖之玖，還有朝鮮的武亭和越南的洪水同志。
1939年7月，延安抗大總校、陜北公學等5000人在時任副校長的羅瑞卿帶領下遷往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太行根據地)。在陜北留下抗大三分校。
在抗日戰爭時期，各個大的根據地都有抗大分校，一般由根據地負責人兼任校長。
延安的抗大總校也曾輾轉于陜北、山西、河北等根據地堅持帶有流動性的辦學，1943年1月返回陜甘寧邊區，3月，徐向前出任校長兼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 。
抗日戰爭結束后，抗大的名稱沒有繼續使用，但是，這樣的學校，卻是在不斷發揚光大。
關于抗大的定位，這已經是黨史軍史里的常識。這里再回顧一下“抗大校歌”的創作細節。
抗大校歌的歌詞是1937年11月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同志寫的。
凱豐原名何克全，是從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也是青年團“少共”組織的領導人，后來成為黨內重要的理論家之一。
我們都知道，在遵義會議上凱豐是反對毛主席進入最高領導層參與指揮軍事、并保留自己意見的唯一一人，然而當毛主席領導紅軍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凱豐同志在中央會議上公開宣布放棄過去的意見，積極支持毛主席的北上抗日戰略主張，堅決反對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并在中央紅軍單獨北上途中受命擔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負責人。
凱豐同志無疑是一位正直正派的革命者，襟懷坦白，胸懷開闊。
長征到達陜北后，凱豐在毛主席領導下主要負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是毛主席和他聯名邀請召開的，主持人正是凱豐同志。
接受毛主席的任務后，凱豐寫出如下歌詞：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
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努力學習！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積極工作！
艱苦奮斗，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
把日寇驅逐于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
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毛主席拿到凱豐同志寫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歌詞后十分滿意地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
毛主席的說法，是代表黨中央的。
就歌詞而言，如果僅僅只有“救國的責任”，那么說抗大的定位是培養“抗日者的先鋒”，完全說得通。
然而，抗日者的先鋒，卻不一定有“人類解放的責任”。
如果要培養為人類解放而奮斗的革命戰士，那就比抗日者的先鋒，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綜合素質，其要求可是要高得多。
抗日這的先鋒，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不僅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符合要求，國民黨的軍隊里，也有很多也是符合這一要求的。
顯然，抗大培養的學生與國民黨隊伍里的算是不錯的那部分人是不一樣的。這是不能含糊的原則性的問題。
“勞動者的先鋒”是與共產主義戰士相通的。
勞動者指的是誰？
是工人農民，勞動者的先鋒是誰呢？
這是不言而喻的。
勞動者的先鋒，在抗日戰爭時期肯定是抗日者的先鋒，但抗日者的先鋒卻是不是勞動者的先鋒，那就不一定了。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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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片段：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這是原唱——
“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02
毛主席的教育之道一以貫之，一脈相承：
從延安抗大到黨的教育方針、《五七指示》
延安抗大，作為一所大學，憑著毛主席親自指導辦學，親自組織象林彪這樣的戰將當校長，親自安排我黨我軍高級干部來當教員，還親自授課，培養了一大批英雄善戰，所向披靡的元帥、將軍和各種各樣的保持勞動者本色，又有過硬本領的杰出人才，這樣的學校無疑是世界上具有獨一無二優勢的超一流大學。我認識一位新四軍老戰士，他是延安抗大分校的畢業生，除了在戰爭年代他成為一名有大智大勇的偵察英雄，為為武漢的和平解放做過非同一般的貢獻外，后來經過不懈的勤奮努力和組織上的培訓，他又成為一名工業企業新產品的研發者和領導者，在航天科技系統當廠長時，主持研制我們自己的收音機、錄音磁帶等產品，他親自領導研制的那個磁帶不比日本生產的同類產品差（可惜這么好的國產精品，在他離休以后，莫名其妙就沒了）。所以，我認為延安抗大遠遠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大，而且大得過。從道層面講，延安抗大的精神內涵，以及那一整套辦學方針，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具有普遍意義。從器層面講，延安抗大的教學方式方法，與我在1990年代參加的有外國教師親自授課的MBA教學相比，絲毫不遜色。在道器結合上，延安抗大，具有整體的獨特優勢，那是我們的毛教員教育上杰出的道器變通。
毛主席為新中國指定的方針是怎樣的？
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從字面上看，在培養“有文化”的人這一點，恐怕是任何社會教育方針的共性特征，而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點上，是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特點。除此之外，突出培養的人定位于“勞動者”則是毛澤東文化的特性。
對于這個“教育方針”，我們還是看一看毛主席當年是怎么提出來的，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1957年2月27日）里，毛主席是在“五 知識分子問題”中提出的。這一段的原文：
根據時代背景，毛主席提出了一個真問題：知識分子（包括未來的學生）如何適應新社會需要和我們如何幫助他們適應新社會需要的問題？
回答這個問題，集中起來可以體現在教育方針上。
毛澤東文化里，習慣講“路線、方針、政策”，由道而器的過程，有抽象到具體。
方針，介于路線和政策之間，比較多體現是方法論意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有一段專門針對學生講的：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是不是對“教育方針”的深化呢？
學工學農學軍，這是器層面的具體措施；批判資產階級，上升至道層面的思想意識培養，也可以說是一項具體的措施?，F在我們常說批判性思維如何重要，這不就是培養批判性思維的辦法嗎？
就學工學農而言，那是走與工農想結合道路，是毛主席的一貫想法說法做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毛主席覺得還沒有讓所有想得通，因此還要繼續做工作，否則也就談不上培養真正“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
早在延安時期，毛主席就鮮明地指出：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于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ā肚嗄赀\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4頁）
請注意，《五七指示》，實際上把抗大時期的軍事訓練，清晰明確納入到教育方針里面來了，而學工學農，無疑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勞動者的先鋒”的具體措施。
毛主席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教育家，在承擔人類的解放這一責任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是無與倫比的。
中國要的教育是要面向未來，但怎樣面向未來呢？
至少有一點是不能含糊的——社會主義道路，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改變。
那我們該怎樣對待歷史呢？
這是個問題。
從理論上講，這是要搞清楚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問題。抗日者的先鋒是符合愛國主義要求的，但是否符合國際主義要求呢？那不一定。只有勞動者的先鋒才是肩負著人類解放責任的人，內在的符合國際主義要求。符合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雙重要求的人。
1938年10月14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其第七部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主席系統分析總結歸納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
毛主席提出了一個真問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處于何種地位的問題，這就是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才能領導這次戰爭達到勝利而不致失敗的問題。”
我們知道，提出一個時代的真問題，比解決問題還要重要，還要難得多。
毛主席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作了精辟分析，更是從理論高度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手段和方法。
毛主席的方法就是兩條：一個政治路線，一個就是干部。
在政治上，毛主席鮮明地分析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系。
他說：“中國是被侵略的國家，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將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又是愛國主義者，我們的口號是為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而戰……因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能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
“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可以說，毛主席對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的關系論述得真是太透徹了，這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本來就是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在民族解放斗爭中，它們倆是誰也離不開誰。因為，我們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最終目的，就是解放全人類，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
在組織上，毛主席用我們中國語言講了干部問題。
他說：“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十七年來，我們黨已經培養了不少的領導人材，軍事、政治、文化、黨務、民運各方面，都有了我們的骨干，這是黨的光榮，也是全民族的光榮。但是，現有的骨干還不足以支撐斗爭的大廈，還須廣大地培養人材。在中國人民的偉大的斗爭中，已經涌出并正在繼續涌出很多的積極分子，我們的責任，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抗大培養的就是德才兼備的干部。這樣的干部，愛國主義情懷是不可少的，但光有愛國主義情懷是遠遠不夠的。
李克勤后記：戰爭年代毛主席對林彪的教育培養并委以重任，這是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的體現。這與蔣介石搞自己的嫡系部隊有著鮮明的本質區別。毛主席作為統帥善于激勵下屬的革命干勁，作為教師善于激勵學生的積極性創造性。林彪說毛主席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是有道理的。謙虛是毛主席的個人品格，他只要導師，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無法否認毛主席作為領袖是偉大的，作為統帥是偉大的，作為舵手是偉大的——那是事實，是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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