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據吳正裕、李捷、陳晉等人主編的《毛澤東詩詞鑒賞全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一書考證：“這首詞作者留存的手跡，現在所見有六件。其中有三件作‘層巒盡染’，有一件作‘還記否’，有一件作‘向中流擊水’，有一件署有‘一九二六年作’。”這本書的編者，是少有的能夠進入中央檔案館的人士，所見遠多于常人，信其不誣也。
但是，中央文獻在《毛澤東年譜》中，把這首詞寫作時間定為“1925年秋天”，則大謬不然。1925年，毛教員在故鄉組織農民運動被鄉賢告發，省長趙恒惕密函捉拿，為此，毛教員不得不于8月28日間道離開韶山去長沙，然后，9月上旬從長沙出發去廣州。這個時間段，長沙尚未走出酷暑季節，絲毫都不會出現“層林盡染”的景觀。
查閱中央氣象臺歷年發布的各地紅葉預報，通常長沙地區要等到12月上中旬，才會出現紅葉和山林染色的季節物象變化。詞作者曾經親眼看到的層林（巒）盡染，八九月份的長沙，是肯定看不到的。
1926年12月，毛澤東接受湖南黨部邀請，去長沙參加農民代表會議，于17日到長沙，按照作者某次手書詞作，所署寫作時間“一九二六年作”，恰好能夠與層林盡染的季節顏色變化吻合。
老田長居武漢，就多年所見，武漢的樹葉出現“秋色”，需要冬天的風到來之后，才會出現；多數年份，是在11月中旬左右，刮一夜北風然后直接進入冬天，此后才會有楓葉紅的變化。也就是說，武漢與兩湖地區的秋色，完全依賴冬天的冷風塑造，這個狀況，與北方大不相同。
中央文獻之所以認定9月長沙，可能就會有秋色，估計是基于北方地區的生活經驗，這個經驗與長江流域的狀況完全不符。中央文獻的錯誤寫作時間認定，是否因缺少對南方情況的調查了解，故對一個明顯的常識性錯誤，長期做不到糾偏。
二
依據毛澤東嗣后不久記錄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間的狀況：去年（1926年）十月前后，湘中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此后，農會大規模興起并在農村掌權，真個“說得出、做得到”；而從前的掌權者——紳士們——的狀況，就不那么理想了，頭等的紳士逃到上海，二等的紳士逃到武漢，三等的紳士逃到長沙，四等的紳士只能夠跑去縣城，等而下之者只能夠在鄉下向農會作揖了。
顯然，到了1926年底，“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狀況，已經出現大變樣了，詞人對此有無限的感慨，并由此詩意地聯想到與自然季節變化之間的對照關系。
詞的上半闕，鋪陳了自然景物，湘江的水，岳麓山的樹林顏色，具現出一年之內的季節轉換，而秋水凝碧、層林盡染的大自然變化，這個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舞臺，恰與人類世界的大變化，形成對照與互文關系。
有了這一層的互文關系鋪陳之后，繼續引入“書生意氣”的造反歷史，就有完全不一樣的體會。毛教員和他的學友們，在1918年4月組建新民學會，最多時期發展到70多人；1919年在長沙以新民學會的骨干，推動了湖南的五四學潮和反帝運動，復因為受到軍閥張敬堯的鎮壓，開展過“驅張運動”；后續又“聯唐倒趙”以反對繼起的軍閥趙恒惕?？傊?，毛教員及其學友們，不斷地發現有必要，反對舊世界及其各路大人物。這樣的歷史與政治搏斗，對照微弱的個體在湘江中間游泳的場景，即便是在中流擊水，所濺起的浪花，也只是看上去接觸到了船，游泳的浪花到底給船只航行造成多大阻力，實際上處于未知，“浪遏飛舟”雖屬親眼所見，但效果大可存疑。
由此，書生們各式各樣的努力與反抗，其效果有限復可疑；以此對照，真正的革命性大變化，則是農民組織起來之后，把土豪劣紳的威風，掃地以盡，造成一場真正的鄉村革命。按照毛澤東的看法，孫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就的勛業，被湖南農民在幾個月之內，就做到了。
三
如果按照中央文獻認定這首詞寫于1925年秋天，彼時農會剛剛才有萌芽，湖南也只有衡山和韶山這樣的小地方，有著縣下的區一級農會組織。而衡山白果區農會于本年11月，被趙恒惕鎮壓，有四位烈士死難。而韶山農會的組織者——作者毛澤東本人，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不得不間道前往廣州。農民的組織和力量，此時，均處于潛而未發的狀況，絲毫未曾改造外部的政治形勢。
如果這樣認定寫作時間，那么，全詞的意涵則均為作者的個體胸臆抒發，不涉及外在的政治與自然之變，而自然之變與政治之變也彼此無涉。這樣，就把詞作者的革命家眼光和胸懷徹底抽空了，就只剩下純粹的書生意氣了，而湖南群眾的巨大革命潛能及其震撼詞作者的改天換地偉力，也就不再被作者聯系大自然的季節轉換而謳歌了。
多年來，確有諸公在多種場合，都樂于表現毛澤東及其思想是毫無群眾基礎的孤零零的空想家形象?？紦c更正該詞作時間，能否正本清源，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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