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2015年4月18日，萬隆會議60周年紀念研討會在杭州召開，本文作者嚴海蓉參加了會議并做了發言。她指出萬隆時代有兩個遺產，其中更為重要的是第二個遺產：今天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的興起。如“農民之路”，正是第三世界的、跨國的、反華盛頓共識的農民團體聯盟。正如當年的亞非拉人民的團結一樣，這樣的聯盟今天也是跨國的反帝、反資運動。
同樣是中國與非洲各國之間的交流會議，希望今天的中非合作論壇繼承萬隆會議的精神，發揚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獨立自主、互助團結的傳統，反抗新自由主義！
作者｜嚴海蓉（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圖片來源：網絡
2015年4月18日我在杭州參加了萬隆會議60周年的紀念研討會。會議組織者安排我點評津巴布韋的學者薩姆•莫約(Sam Moyo)的發言。
薩姆•莫約是非洲農業研究院(AIAS)創始人，也是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理事會(CODESRIA)前主席。他的發言題目為“Thoughts on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today”(關于當下中國在非洲的一些思考)。
我和莫約的討論后來澎湃有報道，網上也有一些轉載。因為澎湃報道是基于會上的同聲傳譯整理的，傳譯過程中不免有簡約和疏漏，加上點評時間有限，盡管主持人白永瑞教授已經很照顧，我也沒能完全把話說完整。因此，最近把我討論的內容整理出來。
莫約的發言內容見澎湃的報道：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3594，我非常推薦他2012年的文章：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81-203 （帝國主義和原始積累：關于對非洲新掠奪的筆記）。
一
邊緣地區、半無產化、原始積累
薩姆·莫約博士在他2012年的文章《帝國主義和原始積累》中提問：什么叫資本的原始積累？原始積累與全球體系是什么關系？文章回顧了列寧和羅莎·盧森堡關于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
列寧和盧森堡分析論述的背景是20世紀初歐洲大型壟斷企業和國家力量領導的新一輪的殖民擴張和軍事化。他們都看到了這一過程中的暴力和超經濟手段。不同的是，列寧把對非洲的掠奪看做是壟斷資本的結果，認為這將產生最終的不平等發展、戰爭和革命，但是他也認為這一輪掠奪將同時給邊緣地區建立擴大再生產的條件。盧森堡則認為對非洲的掠奪是資本主義內在的需求，資本主義需要通過對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占有來解決其自身的消費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問題，對非洲的掠奪重演原始積累與擴大再生產的關系，導致戰爭升級，直到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解，而這就帶來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可持續和終結。
莫約認為歷史沒有證明他們兩位全對，但是他們有三點的確是正確的：壟斷資本主義的確成為“最終”的形勢；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維度；壟斷和原始積累帶來無休止的軍事化。
繼列寧和盧森堡之后，世界體系理論家如薩米爾·阿明等，還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在世界體系中心和邊緣有非常不同的剝削方式：邊緣地區是原始積累的重災區；半邊緣地區經歷了“依附性的工業化”，而資本積累在邊緣地區，包括半邊緣地區，都有“外向性”，而這種外向性則造成了“半無產化”這一常態特征(“a permanent process of semi-proletarianization”)，就是說小生產者被排擠出農村，然而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完全吸收他們。對半無產者的超級剝削——包括沒有納入市場部分的剝削——是對資本的超經濟的“貢獻”。
莫約認為在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總是創造條件維持市場外、沒有報酬的勞動，總是尋求把社會再生產的成本轉嫁給勞動者本身。也正是這些半無產者在邊緣地區成為抵抗原始積累的力量。真實存在的（非教科書里面的）資本主義總是與原始積累相關聯，總是與中心-邊緣的關系相關聯。利潤，包括“壟斷租”或稱為“帝國主義租”，從邊緣地區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中心地區，使得中心能夠有資源延緩其內部的階級矛盾。然而，現在矛盾和沖突也在中心積累。
二
《新帝國主義》
大衛·哈維的西方中心主義
說起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積累的問題，這里我想響應莫約對大衛·哈維的批評。大衛·哈維的貢獻在于，他把時空關系帶入到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中，他認為在全球化新自由條件下，資本積累依靠了一種“時空壓縮”或“時空修復”(spatial-temporal fix)。在莫約看來，問題在于，在哈維的“時空修復”概念里面，沒有中心和邊緣的關系，仿佛一切都是流動的，仿佛中心-邊緣的關系對于全球壟斷資本主義是偶然的，而不是持久的維度。大衛·哈維關于帝國主義論述因此缺少了對中心-邊緣關系這一結構性關系和結構性不平等的承認。他在《新帝國主義》這本書里面，倡議現階段反新自由主義斗爭的目標是重建歐美主導的、行善的“帝國主義新政”(a more benevolent ‘New deal’ imperialism)，而且認為這場斗爭的主戰場在美國內部(參見《New Imperialism》，第209-211頁)。
莫約從中心-邊緣的關系指出哈維的盲點。在我看來，哈維的盲點還包括了無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和解體對世界資本主義結構和演變的巨大影響。哈維的歐洲中心主義在他《后現代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這本書里已經很明顯了。在相對早期的這本書里，他把后現代的條件完全置于西方的內部，幾乎完全無視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對于美國二戰后三十年（1945-1975）資本主義結構調整的作用，也無視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中國與世界體系的接軌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西方資本主義結構再調整、為所謂的后現代性所創造的條件。最終哈維還是在西方內部尋求答案。
三
如何評估中國在非洲？
莫約的尋求不在西方內部，而是在邊緣和半邊緣地區對世界體系的挑戰。他今天有一個尖銳的發問：今天半邊緣國家，所謂的新興市場，本質上是順從帝國主義的區域穩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
我的回應分兩個部分：我先談中國在非洲，然后我再談萬隆精神對今天的意義。
在我看來，中國在非洲既是順從的區域穩定力量，也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了一定的挑戰。中國的工業化既包括了毛時代的自主工業化（今天這部分主要體現為國有資本），也包括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依附性工業化，即通過引進外資形成的融入全球壟斷資本產業鏈的加工工業。今天被西方看成威脅的是前者。
中國資本“走出去”是八十年代“請進來”在邏輯上的衍生。“請進來”引進大量外資，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使經濟外向化。在改革開放20年之際，中國已經資本過剩、產能過剩，資本積累遭遇瓶頸，中國資本便開始“走出去”尋求海外原料和市場。而中國資本走出去，也恰恰是在“華盛頓共識”集團利用非洲國家的債務，脅迫非洲國家進行結構調整，開放投資和貿易、變賣國有資產的時候。所以，西方沒有料到的是，“華盛頓共識”也為中國資本進入非洲開了大門，中國資本也成為“華盛頓共識”，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獲益者。比如，贊比亞在1964年獨立后，于1969年把殖民者控制的銅礦國有化，然而90年代開始，贊比亞政府便遭遇“華盛頓共識”集團脅迫，逐漸把國有銅礦私有化，中國國企成為收購贊比亞銅礦的外資企業之一。因此，中國資本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是既得利益者。
但中國資本同時在某些局部也挑戰了西方壟斷資本，按阿明的說法，是給非洲國家提供了一些回旋的空間。比如，當2008年經濟危機席卷全球的時候，贊比亞的一些西方銅業公司開始減產、裁員、撤資、甚至關門，大量工人失業。中國國企承諾“三不”，不裁員、不減產、不減投資。中國公司的行為對業界起到了一些壓力作用，使得贊比亞政府獲得了一點跟其它公司談判的籌碼。津巴布韋土改引發了西方對津實行制裁，津巴布韋的煙草生產從最好時期的240,000噸跌落到40,000噸。2005年在津巴布韋農業生產跌到低谷的時候，中國國有煙草公司進入津巴布韋，做了兩件事情：一是打破了幾個煙草巨頭對津巴布韋煙草拍賣的壟斷，提高了煙草收購價格，有益于振興津巴布韋的農業；二是加入訂單農業的行列，其它公司提供煙草種植農戶的貸款收取8-12%的利息，而中國煙草公司提供無息貸款。
總體而言，如果分主次來看的話，主要方面是中國資本在非洲，迎合了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也是這一秩序的受益者之一，理應承擔這一秩序的罪與罰。從次要方面來看，在局部地區、在某些行業，中國資本對西方壟斷資本形成了挑戰，而這些挑戰往往是因為中國資本沒有遵從新自由主義的常規，是因為中國資本還需要在某些時候服從政治，這個政治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需要非洲的政治支持（相比較而言，歐美不那么需要、也不那么在乎非洲的政治支持）。
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對中國在非洲有不少并非無辜的誤解。西方關于中國在非洲的話語興起于2004年左右，最集中的是美、英、法國，從這些國家流向世界。西方的誤解可以分為量和質兩個方面。在量方面，夸大中非貿易和投資，中非貿易的確增長迅猛，然而，即便在2011年中非貿易量只占中國和世界貿易量的4%，只占非洲和世界貿易量的13%。在投資方面，中國2003-2011的對外投資占中國GDP的6%；同期，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通常占GDP的12%，世界平均水準為25%；英國和法國的對外投資分別超過其GDP的50%和 40%。2012年中國是非洲第13大投資方。這一誤解可能部分地來源于中國人在非洲的數量，人們往往容易看到中國的商販，然而不容易看到中國商販對當地貿易的影響遠遠不及南非在南部非洲國家的連鎖超市。在質方面，西方主流常常把中國在非洲的貿易投資定性為“新殖民主義”，這一說法莫約已經進行了駁斥。在我看來，這樣的定性是一個話語手段，把中國在非洲的問題特別推出，而且種族化為中國問題或中國人的問題，從而遮蔽和保護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體系。
四
萬隆精神在今天
如果我們可以不僅僅提萬隆會議，而且可以提萬隆時代的話，那么中國在那個時代有一句口號：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殖民地時期，國家、民族、人民這三個主體的訴求在統一戰線里相互共鳴、共振，然而隨著萬隆時代的到來，隨著本土領導者上臺，新興的國家對外面臨著如何在帝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尋求立足空間的問題（是否反帝，如何反帝），對內面臨著如何處理民族資本與勞工關系、人民與國家官僚的關系問題。這時三個主體的訴求便產生了矛盾，也即在萬隆時期的“國家主導的發展”里面，國家、資本、勞工有相互的矛盾。
在萬隆時代，中國的道路雖然也有“國家主導發展”的一些特征，但是因為消滅了私人資本，她內部的動力關系與其它新獨立的國家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阿明曾經非常犀利地從“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口號的內在矛盾來看中國的文革。我們今天對萬隆時代的紀念，也應該包括對萬隆時代發展模式(national development)的反思、對萬隆時代新獨立國家處理內外矛盾的反思。
萬隆時代在我看來有兩個遺產。
遺產之一是今天的金磚國家的興起。反殖民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萬隆時代的亞非拉團結，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積累和對邊緣地區剩余價值的吸取，使得新獨立國家爭取到了發展的空間。這是當年“國家要獨立”的斗爭所帶來的遺產。
遺產之二是今天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社會運動的興起。比如“農民之路”是發源于第三世界的、跨國的、反華盛頓共識集團的農民團體聯盟。正如當年的亞非拉人民的團結一樣，這樣的聯盟今天也是跨國的反帝運動，也具有相當反資的性質。這是當年“人民要革命”的遺產和延生。
今天對批判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需要發揚哪一個遺產？在我看來，應該是后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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