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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5月，我由重慶市市中區來到四川省鄰水縣袁市公社插隊落戶，一呆就是9年多。回城后一晃又過去近半個世紀了，而在農村插隊勞動、工作及生活的場景卻刻骨銘心、歷歷在目，經常一幕一幕地浮現在我眼前。

　　當年我是在學校報名到農村去的，下鄉時剛好17歲。當時勞動、生活都較苦，但由于是3位同學結伴在一個生產隊插隊，過的是小集體生活，倒也無所謂。一年后，兩位同學相繼參工調離了，我獨自在農村就覺得很艱難了。但作為從小受過傳統教育且從不服輸的我，從不怨天尤人，而是任勞任怨，腳踏實地，積極參加勞動，不怕苦和累，熱情為社員群眾服務，努力鍛煉自己。

　　在下鄉的頭兩三年里，經過春播、夏管、秋收、冬戰幾個回合的磨練，我逐步學會了犁田、撒種、割麥、栽秧、薅草、撻谷等基本農活技術，曬黑了皮膚，結實了身體，更重要的是增強了與他們的思想感情。社員們見我勞動肯干、做事認真、處事公正，下鄉第2年就推選我擔任了生產隊記工員。每天清晨，我吹響出工的第一聲哨子；收工后，我按出工人數記錄出勤與工分；晚飯后又到夜校上課，教社員們識字掃盲。抽空的時候，我還背上背兜拿上稱，挨家挨戶地把社員們向國家交售的農副產品收起來，背到供銷社，又從供銷社背回社員們需要的日用品。這樣下來，每天都忙忙忙碌碌的，既覺得筋疲力盡，也感到較為充實。

　　抱著“越是艱苦越向前”的勁頭，我下鄉第2年就嘗試著飼養家禽家畜，一來為改善自己的生活，二來為社員們做出貢獻。在參加生產隊勞動之余，連續兩三年來，我每年都要飼養兩頭肥豬，一頭交給生產隊集體，一頭留作自己吃。說起喂豬，這也確實太辛苦了。白天要勞動，收工后要打豬草，晚上教夜校后往往就到了10點多鐘，然后就要推磨、煮豬食，尤其是在豬的催肥階段，每天晚上一個人要推6斤左右的玉米，有時推著推著就睡著了。此外，我還飼養了一些家禽，養的月月兔，最多的時候有3、40只；常年喂雞10多只，在家門前還養了3桶蜜蜂；我還在自留地種甘蔗，每年產紅糖3、40斤。

　　農村確是苦和累，但想到自己是聽從黨的召喚到農村去的，就應該好好干下去，再苦再累也要堅持下來。社員們見我踏實肯干，處處走在前頭，1971年6月選我擔任了生產隊會計。我堅持原則，清理歷年的舊帳，建立新帳并日清月結，還建立健全財務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受到社員的好評，說我是“紅管家”。我全年出滿勤，加上肥料和會計補助工分，每年都在3000工分以上，在全隊都算高的；全年分糧食1000多斤、收入現金120元以上，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懷著崇高的理想與追求，1973年4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緊接著擔任了大隊黨支部副書記。農村的山山水水吸引了我，在社員們的真情挽留下，大隊、公社連續3次推薦參工和上大學，我都堅持留了下來。我與社員群眾一道，艱苦奮斗，大干苦干、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科學種植、推廣沼氣、掃除文盲，糧食年年“跨綱要”，我所在的大隊也成為了全縣和全地區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大隊。

　　在農村，我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黨和人民卻給予了我極大的榮譽。這期間，《四川日報》《重慶日報》等多次刊登我在農村的表現，1973年四川省委、重慶市委在貫徹執行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文件中分別對我進行表彰，此后我還擔任了達縣地區團委副書記、地委知青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等職。最為榮幸的是，作為下鄉知青被推選為全國人大代表，1975年1月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親耳聆聽了周總理的報告，討論了政府工作報告，使我終身難忘。

　　在參加四屆人大會議期間還有兩個小插曲。一個是：在會議期間，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青到四川代表團駐地看望代表，我個子小，站在最前排，還與她握過手。這種場面，至今都時常浮現在我眼前。另一個是：在會議期間，許世友將軍十分關心他40多年前戰斗過的地方，他聽說我是重慶下鄉到大巴山的知青，專門接見了我，還親手削蘋果給我吃。他親切地詢問了達縣地區老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變化后，對我說，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難。你人小志大，聽毛主席的話到農村去，是正確的，要好好鍛煉自己。要與貧下中農一道，為改變老革命根據地的落后面貌貢獻力量。這些話語，至今都時常在我耳邊響起。

　　1978年6月我招調回城，讀過電大，上過函授，獲得大專文憑，先后在地區和省的群團、司法等部門工作，2006年1月退休。此后，我積極參加“后知青”時代的一些知青活動，特別是參與知青上山下鄉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田野調查、實地考察等活動，細心做好知青文章和書稿的校對、編排，以及知青問題研究公眾號的選稿、審稿、排稿等工作，為知青歷史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盡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