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期，均設立了軍政委員會制度。盡管不同時期的軍政委員會制度性質不一，但都在設立期間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為黨對人民軍隊和根據地的領導及新中國的地方政權建設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軍政委員會
軍政委員會制度最初是黨的集體領導與部隊首長負責相結合的領導組織體制，創設于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它設立于人民軍隊黨委制的中斷取消階段，較好地發揮了集體領導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吸取教訓，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為加強黨對軍隊領導而采取的一項重大舉措。秋收起義后，中共開始在部隊建立了自己嚴密的組織制度。1927年9月，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營、團設黨委。黨的各級委員會對部隊行使完全的領導權，凡是軍中的重大事情，均由黨的委員會討論決定，然后經有關干部分工執行。1929年12月，古田會議強調紅軍必須實行黨委制，使黨的組織真正成為“領導的中樞”。1929年起，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和中央指示，紅軍的黨代表制度改為政治委員制度。1931年11月，由于受黨內“左”傾錯誤思想的影響，中央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在1932年10月召開的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上，正式決定取消紅軍中的黨委制，以政治委員的個人領導取代黨委的集體領導，給黨和軍隊建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位于中國江西省德興市的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舊址。
軍政委員會的名稱可溯源“軍事政治蘇維埃”的稱謂。193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147號通知要求“組成工農革命委員會作為紅色區域最高級政權組織”，并提出“紅軍本身的指導機關即由政委、黨的書記和軍事主官三人組織軍事政治蘇維埃(即現在的前委)，以政委為主席，決定一切工作”。蘇維埃是俄文cobet的音譯，意即“代表會議”或“會議”，起源于俄國1905年革命時出現的一種由罷工工人作為罷工委員會組織起來的代表會議。由上可見蘇維埃最早就是委員會的一種形式，軍事政治蘇維埃也就是軍事政治委員會的黨政軍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形式。蘇軍建軍之初，根據當時通過的《關于在軍隊中實行選舉制和組織權力機構》的法令，也體現了軍事政治蘇維埃與后來的軍政委員會在實質上具有一致性。
紅軍長征前夕，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需要，各地黨和政府系統大都并入軍隊。軍政委員會的“軍”與“政”，最早指的是軍隊系統和政府系統。當時處于戰爭環境，如果沒有紅軍，黨和政府系統就難以立足。因此，相當部分的黨政干部只能隨軍行動。這樣一來，出現了黨、軍隊、政權三位一體的體制，軍隊的主要領導人通常處于核心地位。較早設立軍政委員會的紅軍主力部隊是紅6軍團、紅10軍團和紅軍西路軍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中提出：決定紅六軍團轉移到湖南中部創立新蘇區。“弼時同志及部分的黨政干部應準備隨軍行動，弼時即為中央代表，并與蕭克、王震3人組成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弼時為主席”。這應是目前最早的關于設立軍政委員會的歷史文獻記載。同一時期，黨還在其他紅軍軍團設立了軍政委員會。1934年11月，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到達閩浙贛蘇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10軍合編為紅10軍團。為了統一領導紅10軍團與創造浙皖贛邊新蘇區，中央軍區決定以方志敏、劉疇西、樂少華、聶洪鈞和劉英五人組成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以方志敏為主席。1936年11月11日，為了保證紅軍西征部隊黨政軍的統一組織領導，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決定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由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卓然、李特(以上五人為常委)、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等11人組成，陳昌浩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從上述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情況看，一般是在遠離中央領導且獨立開設新蘇區的紅軍主力部隊中設立的。從這一時期軍政委員會的人員組成看，成員包括部隊首長及其副職者等，主席一般由政治委員（或中央代表）擔任。由于當時紅軍部隊實行的是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委員對紅軍行動擁有最終決定權，故而政治委員在軍政委員會的決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過，有的軍政委員會的設立并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紅10軍團軍政委員會的成立就是由留守中央蘇區的中央軍區決定的。閩西的紅軍部隊與中央失去聯系后，根據紅8團、紅9團在敵后開展斗爭的經驗，由閩西的同志提議，后經留守的中央分局批準，成立軍隊與地方黨政機關合組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張鼎丞。軍政委員會制度在中共領導的紅軍部隊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共在紅軍部隊中主要是實行政治委員制度。
◆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成員。
作為領導機構，軍政委員會還具有團結改造友軍的作用。西安事變后，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商定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軍政委員會，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主席。盡管因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及張、楊的被黜，聯軍軍政委員會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這種功能在以后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中得到運用。
全民族抗戰時期的軍政委員會
全民族抗戰時期，中共中央決定在紅軍改編后的部隊中設立軍政委員會，以集體領導的方式來代替政治委員制度。同時，在開辟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與地方黨政部門共同組建的軍政委員會，則成為統一領導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
在紅軍主力改編八路軍、新四軍之前，1937年六七月間，《中共中央關于紅軍中黨及政治機關在新階段的組織的決定》頒布，提出“為適應新的條件的變更，確定紅軍中實行單一首長制，以政治部主任為其政治的助手。同時為健全黨的組織，以集體的領導方式來代替政治委員制度，故在師以上及獨立行動之部隊則組織軍政委員會”。這里的“師”應是指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師。之前的3月，國共談判已達成一致，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3個師6個旅。
8月1日，《中央組織部關于改編后黨及政治機關的組織的決定》進一步明確軍政委員會的性質及職能，考慮到當時抗日統一戰線的特殊環境，規定“軍政委員會是黨的秘密組織，它指導全部的軍事和政治及黨的工作，并向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負責，由該部之首長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組織之”。
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洛川會議，決定組成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毛澤東任書記（主席），周恩來、朱德任副書記（副主席）。8月29日，《中央關于前方設軍委分會及軍政委員會的決定》頒布，在軍隊前方設黨的軍委分會(1941年4月后改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9人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受中央軍委統轄。八路軍3個師分別成立了軍政委員會。第115師由林彪任書記，第120師由賀龍任書記，第129師由劉伯承任書記。各師軍政委員會均受前方軍委分會統轄。
軍政委員會是在八路軍各師的秘密組織和最高領導機關，實行集體領導與單一首長相結合的領導體制。軍政委員會的書記（或主席)由部隊首長擔任，實行單一首長負責制。單一首長對軍政委員會的決定不同意時，則由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解決，但在解決前仍須執行軍政委員會的決定。1937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恢復政治委員和政治部制度，主要負責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在開辟抗日根據地的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與地方黨政組織共同組建了一些軍政委員會。如：1938年3月成立的以黃克誠為書記的太南軍政委員會；1939年2月成立的以賀龍為書記的冀中軍政委員會，以蕭克為書記的冀熱察軍政委員會，3月成立的以羅榮桓為書記的魯西軍政委員會，8月成立的以鄧小平為書記的太北（后改稱太行）軍政委員會，以朱瑞為書記的山東軍政委員會等等。這些軍政委員會已經不再是原來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中單純管理軍隊事務性質的軍政委員會，而是統一領導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全面工作的最高領導機構。
1941年2月7日，中央軍委頒發了《軍政委員會條例》，進一步明確規定在軍、師、旅、團及縱隊、支隊、軍區、分區等成立軍政委員會，作為各級部隊的集體領導機關，領導部隊的軍事、政治和黨的工作。各級軍政委員會，“由司令員、政委、政治部主任、參謀長等主要負責人組成”。4月，新四軍經中央軍委批準組成了各師軍政委員會：第1師由劉炎任書記，第2師由張云逸任書記，第3師由黃克誠任書記，第4師由彭雪楓任書記，第5師由李先念任書記，第6師由譚震林任書記，第7師由曾希圣任書記。新四軍軍部，因有華中軍分會，未再設軍政委員會。這一時期的軍政委員會向下延伸到團、支隊和分區以上的部隊。《軍政委員會條例》還規定，以前在抗日根據地軍隊與地方黨政合組的軍政委員會，一律改名為軍政黨委員會，以資區別。以后一些地方又改稱為黨政軍委員會。
◆1942年“九一決定”。
抗日戰爭中后期，在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背景下，各抗日根據地軍地共同組建的軍政委員會逐漸由黨的委員會取代。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即“九一決定”)，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決定明確規定“取消過去各地黨政軍委員會”。從此，黨委不僅領導地方黨，而且成為統一領導一個地區黨政軍民的最高領導機關了。此后，軍隊中的軍政委員會成為各同級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一個部門，與其他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但與其他委員會和其他部門不同的是軍政委員會仍保持其上下級直接領導和隸屬關系。
根據“九一決定”精神，各抗日根據地黨政軍委員會（當時仍有稱軍政黨委員會和軍政委員會的根據地）陸續取消，確定中共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為各地區黨、政、軍、民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實行一元化領導。但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部隊內的軍政委員會改設為黨委會的時間則比較晚。1947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軍隊中組織黨委會的指示》，要求在人民軍隊內部普遍建立黨委會。隨后，全軍團以上各級黨委會普遍恢復、建立健全起來，抗日戰爭期間的軍政委員會制度逐步被黨委制所代替。
新中國各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在西北、華東、中南、西南等新解放區設置軍政委員會作為過渡性的政權機關，并吸收大量的國民黨愛國軍政人員、民主黨派人士參與其中，使之成為在中共領導下的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組織形式。
解放戰爭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考慮在新解放地區設立軍政委員會，作為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之前的過渡機構。1949年6月，毛澤東在給當時在湖南主持軍政工作的程潛的電報中，提出要在湖南設立由程潛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臨時機構。8月6日，毛澤東致電華中局，明確提出“在將來接收省政府及改編軍隊時，……其辦法為組織湖南軍政委員會，由兩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潛為主席，以我們的人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組織，成立統一戰線的臨時過渡機構”。按照毛澤東指示，湖南和平解放后，成立了湖南人民軍政委員會。9月19日，綏遠和平解放，綏遠軍政委員會成立，傅作義任主席，高克林、烏蘭夫等任副主席。之后，軍政委員會正式確立為新解放區的政權組織形式。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解放區的范圍不斷擴大，原來被分割的各解放區政權亦隨之壯大和統一。不過，新中國成立時，尚未解放的地區除臺灣省外，還有不少地區。新中國境內既有老根據地，又有新解放區，還有軍事行動仍在進行的地區，而且新解放的廣大地區的各級地方政權尚未建立。鑒于全國軍事、政治發展不平衡的態勢，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擬以軍政委員會作為大解放區過渡性的政權組織形式。
早在1949年9月26日，毛澤東在關于解決新疆問題致彭德懷電中就提出，要在原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基礎上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彭德懷為主任，習仲勛、張治中為副主任。10月31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的電報中指出：“華中須準備成立以我黨為中心的統一戰線的軍政委員會，以為管轄六省(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6個省)軍事政治財經文化等項工作的過渡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11月6日，中共中央致電華東局提出，暫時不建立華東人民政府而建立華東軍政委員會以為過渡時期的政權機關，并指出：“建立此項華東臨時政權機關的時機業已成熟了。”
◆1952年12月，西南軍政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與會者合影。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面臨的任務千頭萬緒，全國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具有較大權力的政權機構，并能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獨立處理一個大行政區范圍內的各種事宜，具體貫徹中央人民政府統一的方針和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4次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政務院提議的西北、華東、中南、西南軍政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員的任命名單。分別是：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為習仲勛、張治中、趙壽山；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副主席為曾山、粟裕、馬寅初、顏惠慶；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副主席為鄧子恢、葉劍英、程潛、張難先；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副主席為賀龍、鄧小平、熊克武、龍云、劉文輝、王維舟。在軍政委員會的人員組成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非常注意吸納黨內黨外重要人物特別是國民黨愛國軍政人員和民主黨派人士參與政權，并要求軍政委員會成員構成為“黨員占半數多一點，黨外民主人士占比較少數”，從而使各方面的人士均為新政權服務。
12月16日，政務院第11次政務會議通過了《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規定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既是“各該區所轄省(市)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機關”。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不同的是，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是人民政府委員會成立之前軍事管制時期的過渡機構，代行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職權，無須經民主選舉而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組成，而人民政府委員會則須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選舉產生。凡關系大行政區的軍、政、黨、后勤等一切工作，軍政委員會“均可討論決定”，并擁有“批準干部之升任與調動”之權。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共分為六個大行政區，即東北、華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實際上設立大行政區一級政權機構只有五個，即東北人民政府和西北、華東、中南、西南各軍政委員會。其中華北大行政區未設立一級政權機構，這是因為華北的情況與其他五大行政區不同。華北人民政府已于1949年10月撤銷，其所轄地區歸中央直屬，另在政務院下設中央人民政府華北事務部。所以，在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只任命了五個大行政區領導人。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作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地區進行領導與監督地方政府的機關。
另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還在被改編的國民黨軍隊中設立了軍政委員會，以利于團結和改造起義部隊。1950年 7月12日，毛澤東在致中南、西南、西北中央局等電報中指出：“在起義部隊中的領導機關應為軍政委員會及軍政組制度，不如主力一樣為黨委制，以便吸引起義將領參加一起工作，利于團結和改造部隊。”10月28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各軍區所屬部隊中凡有較多起義軍官參加的軍隊，在團以上各級均可組織軍政委員會。”根據這些決定，中共在國民黨改編的部隊中普遍設立了軍、師、團級軍政委員會，以利于團結和改造起義部隊。如解放軍第23兵團由綏遠起義的國民黨軍改編而成，兵團軍政委員會主席董其武、副主席高克林。待團結和改造起義部隊告一段落后，所設的軍政委員會先后被撤銷。
參考書目：
1、 《軍隊政治工作歷史資料第二冊》 解放軍戰士出版社
2、 《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
3、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1-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
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
5、《當代中國軍隊的政治工作上、下冊》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4年
6、《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1-4卷》解放軍出版社 1991年
7、《新四軍戰史》 解放軍出版社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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