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本文作者韓慕肯（Kenneth Hammond）系美國著名漢學家，畢業于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現任新墨西哥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韓慕肯教授曾參加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國激進左派運動，是肯特州立大學學生和民主協會的學生領袖，作為主要參與者見證了“肯特州立大學慘案”。20世紀80年代，韓慕肯在中國工作、生活了5年時間，對中國有著深厚感情。1999年，韓慕肯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訪學。韓慕肯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元10世紀—18世紀中國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特別是明朝歷史，撰寫的著作包括《從堯到毛：中國歷史5000年》（From Yao to Mao: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椒山：楊繼盛的生、死與身后事業》（Pepper Mountain: The Life, Death and Posthumous Career of Yang Jisheng）（譯者注：椒山是楊繼盛的號）、《圣人歸來：當代中國的儒學復興》（Sage Returns: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國革命和對社會主義未來的探索》（China's Revolu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Socialist Future）等。在毛澤東誕辰130周年之時，韓慕肯教授受譯者的邀約，撰寫此文。
翻譯：趙丁琪
引言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黔北遵義召開。這次會議是對中國共產黨近期經驗的總結和未來前進方向的思考，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成為決定中國革命斗爭政治方向的領袖人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農民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重要作用。遵義會議的決定是對毛自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來所倡導的政治路線的最終接受和確認。毛澤東一直面臨著來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持續反對，他們認為城市工業無產階級是唯一真正的革命階級。在他們看來，中國工人階級的邊緣地位意味著必須首先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以發展經濟、推動工業的發展，并產生一個足夠大的工人階級，從而最終發動新的革命斗爭。在遵義，黨的領導層終于接受了毛的論點，即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絕大多數農民是工業無產階級的天然盟友，他們自己可以成為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強大力量。
毛的觀點確實與許多人眼中的經典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農民觀不一致。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隨后的十年，中國共產黨一直遵循莫斯科派來幫助指導中國運動的顧問提出的路線，黨的早期領導人對此表示強烈贊同。但這種觀點是基于歐洲的歷史經驗，對農民的分析以及對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力軍的分析，已經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充分闡述，并且被列寧所進一步發展。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的勝利被廣泛理解為驗證了這一理論模型。然而，毛所看到的中國的情況是與之不同的，這是中國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的結果。毛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斗爭的關鍵因素的理論，是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歷史唯物主義考察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的第一個實例。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實踐和理論工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實事求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初步形成。
背景
為了理解毛澤東的成就，我想首先考慮馬克思著作中塑造了20世紀初占主導地位的正統模式的兩個方面。然后，我將分析中國的歷史經驗與歐洲的歷史經驗的一些不同之處。中國的農業經濟狀況與歐洲完全不同，大量農民組成了毛所說的農業無產階級。毛并不是唯一一個認識到中國社會經濟狀況不符合從奴隸制到封建主義再到資本主義這一源自歐洲經驗的經典歷史發展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將簡要介紹20世紀20年代中期布爾什維克之間的一些辯論，這些辯論也提出了這些問題，但最終并沒有改變蘇聯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最后，我將追溯毛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組織農民運動的工作，以及他對中國社會階級分析的發展。在這一分析中，他首先提出了對農業無產階級的看法，并開始倡導基于中國現實的革命模式，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
在1852年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著名文章中，馬克思闡述了他對法國農民問題的看法。在他看來，農民是19世紀中期政治動蕩中一個不可靠的因素，充其量是一個在工人與舊封建階級、新資產階級精英之間搖擺不定的小資產階級階層。它們并不構成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而是作為大量小生產者的孤立分子而存在。馬克思宣稱，他們的政治凝聚力甚至不如“一袋土豆”。雖然在以后的生命中，馬克思對農民與產業工人結盟的可能性或農民本身構成革命階級的潛力形成了更微妙的看法，但他對法國農民的輕蔑觀點往往被認為是賦予了城市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變革推動者的專屬角色。
馬克思對法國農民的評論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下發表的，即1848年至1851年間的政治動蕩。然而，隨著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種對農民的看法繼續影響著人們對農民與城市工業工人階級之間關系的看法。例如，在俄羅斯，盡管19世紀80年代曾短暫討論過農村公社為迅速過渡到新的公有財產形式提供基礎的潛力，但新興革命者的觀點認為農民在最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潛在的盟友，但在爭取社會主義的實際斗爭中卻可能成為障礙。在他們看來，只有工業無產階級才真正有能力領導革命斗爭。
盡管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提出了對農民的思考，但他對資本主義的組織、運作以及其歷史起源和發展的分析，則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驅動力。從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概括性論述，到他保存的筆記本中對一些思想觀點的探索和闡述（包括《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4-1865年經濟學手稿》），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序言，以及他的三卷巨著《資本論》，在這些著作中馬克思細致而準確地闡述了他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理解。他很清楚，他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英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但與地理上相鄰的法國或德國的經濟、以及意大利北部和荷蘭的歷史先驅形式也有關聯。
馬克思還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史問題也很感興趣，包括歐洲資本主義如何在其所屬的時代中重塑全球關系，以及非歐洲社會如何在經濟上發展起來。他從未全面闡述過自己對這些主題的看法，但在他的經濟學著作中散見著一些評論。馬克思對亞洲發表了大量看法，其中一些觀察引起了后來關于所謂亞洲生產方式的辯論和討論。這反過來又成為生產方式按次序發展理論的一部分。盡管在20世紀30年代成為蘇聯共產黨官方正統理論的最終版本中，“亞細亞生產方式”本身不再被提及，原始公社階段成為這一歷史發展模式的起點。
“亞洲”問題不僅僅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問題。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后，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匈牙利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共產主義國際成為支持和協調世界各地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力量。西歐和北美工業化資本主義核心國家之外的殖民地世界的革命問題，成為共產國際工作的核心。一些最具活力的革命運動出現在中國、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和英屬印度等地區。關于在這些國家中革命運動應該如何組織，其政治斗爭的性質是什么，所涉及的階級力量是什么，人們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馬克思關于“亞洲”的思想在這些討論中很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者試圖將亞洲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融入他們對資本主義發展及其在西方帝國主義統治的當代世界中的地位的理解中。
我在前一篇文章中介紹了馬克思關于亞洲經濟史的論述，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對印度和中國的看法。根據馬克思著作中分散的十六段文字，可以確定馬克思所理解的歷史上亞洲經濟包含了以下特征：
1. 沒有個人的、私有的財產，只有公共財產或國家財產。
2. 自給自足的生產循環，農業和制造業的統一，為當地人的生存創造了條件。
3. 農民家庭的自給自足意味著幾乎完全獨立于市場。
4. 靜態社會條件是亞洲社會的特點。生產組織的簡單性是亞洲社會保持穩定不變的關鍵，這與朝代的不斷更迭形成鮮明對比。經濟要素的基礎性結構不受政治風暴的影響。
5. “亞洲”或“亞細亞”是社會經濟按次序發展的第一種形式。
6. 近代，私有財產由歐洲人引入亞洲。
如上所述，馬克思關于亞洲的觀點是以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整體知識狀況以及文化和政治意識為基礎的。對馬克思來說，亞洲決不是一個主要的研究領域。盡管如此，他對亞洲經濟生活的形式和功能所表達的看法，形成了一種把亞洲社會視為落后的和長期停滯的觀點。歐洲殖民主義的權力關系強化了這種觀點，這反過來又在革命理論家和活動家中形成了關于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非西方世界之間關系的基本假設，即非西方世界在真正走上社會主義現代性的道路之前，需要被引導走上按次序發展的道路。
歷史發展階段
在思考毛澤東如何能夠超越馬克思和其他歐洲激進思想家的先入之見和理論假設、并將馬克思的分析方法直接運用到中國現實之前，有必要考慮20世紀初正統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即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問題。1857年，馬克思為計劃中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寫了一篇序言。在這篇序言中，他首次概述了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序列：“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
這種以亞洲為起點、生產方式按次序發展的觀點后來沒有被馬克思進一步闡述，僅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偶爾被提到，但這種觀點在后來的某些思想家那里形成了一種思想傳統（比如卡爾·考茨基），即將這一序列作為一個普遍的模板，認為可以應用于世界各地的任何特定社會。在后來的版本中，“亞細亞”的概念被“原始社會”或“原始公社”所代替。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和《蘇聯共產黨歷史（簡明教程）》中，明確宣布了歷史發展的五個階段，并產生了我們將進一步關注的影響。
并非所有研究中國歷史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接受起源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這種歷史階段論對亞洲歷史經濟特征的定義，以及其對于中國及亞洲更廣泛地區的適用性。1926-1927年，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布爾什維克卡爾·拉狄克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對將中國描述為靜止不變的、停滯國家的觀點，以及強行將中國歷史納入源自歐洲的歷史模式的努力提出了質疑。拉狄克利用馬克思所沒有的有關中國的最新學術成果，否定了中國在19世紀歐洲帝國主義到來之前一直處于封建階段的觀點，轉而主張中國歷史政治經濟應該是動態發展的，并以商業資本和高度商業化的農業生產為特征。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羅易(M.N Roy)這樣的亞洲革命者，也對普遍將中國定性為“封建”甚至“半封建”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對一千多年來中國經濟實際發展的誤讀。
這些辯論發生時，毛澤東正在闡述他對中國絕大多數農民革命立場的看法，但沒有跡象表明拉狄克或莫斯科的其他人知道毛澤東的看法，也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對6000多公里以外發生的辯論有任何了解。毛澤東將農民中的主要成員，實際上是絕大多數農民理解為農業無產者，這不是因為他采納了其他思想家的觀點，而是因為他自己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方法應用于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要理解毛澤東這一突破的意義，不妨先看看近幾十年來對中國早期現代經濟史（從晚唐到十八世紀）的理解是如何發展的。
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
中國的歷史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變遷，需要從其自身的角度來理解，這與歐洲的經驗大相徑庭。描述和勾勒歐洲歷史軌跡的歷史發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發展和變革進程。自20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和西方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認識和理解。這些學術研究，尤其是西方的學術研究，大多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但其所積累的現實經驗材料和數據為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已在其他地方討論過這些問題，在此僅簡要概述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研究并描繪了資本主義在歐洲尤其在英國發展的幾個主要特征。在第一版的序言中，他明確指出雖然他主要依賴于對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的動態的分析，但他認為他在這一背景下發現的特征適用于作為一種制度的資本主義的更廣泛定義。他從商品和商品生產（即在市場上用于交換的生產）開始，進而討論了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以剝削勞動能力為基礎的資本價值化過程（M-C-M'）、作為最大化剝削手段的雇傭勞動和勞動分工機制，以及資本積累的持續必要性。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鍵要素。
從宋代開始，所有這些現象都出現在中國。市場繁榮興盛，交織成橫跨帝國的交換網絡，并與更大的地區和全球體系相連接。在不同地區和企業內部分工復雜的商品生產急劇擴大。中國資本主義制造體系的發展，從絲綢和棉紡織業精心制作的“繅絲”綜合體，到景德鎮（19 世紀前世界上最大的工業中心）規模宏大的陶瓷窯爐綜合體，也重塑了農業生產領域。中國有一套成熟的土地私有財產制度，不動產的買賣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契約進行并記錄在案，契約可通過帝國司法系統強制執行。農業生產也日益商業化，在四川和湖南等省，面向全國市場的生產占了很大比重。佃農和雇農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江南和其他地區，從紡紗工、織布工到陶瓷工和木版畫雕刻工，雇傭勞動和合同工成為制造業的核心。在蘇州和無錫等城市，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勞工騷亂時有發生。
中國近代早期或帝國晚期的經濟與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經濟并不相同，中國經濟生活的結構和功能與馬克思對前工業資本主義的描述有著共同的基本特征和特點，這表明中國在以城市為中心的制造業和高度商業化的農業部門都有自己獨特的早期資本主義形式。十九世紀，在工業革命中低成本商品生產爆炸式增長的推動下、在現代工業化軍事力量的強力保障下，西方帝國主義使中國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后進入了“屈辱世紀 ”中處于從屬地位，并掏空了中國的國內經濟。到20世紀初，中國的生活條件，尤其是生活在農村的絕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條件，已經惡化到勉強維持生存的水平。1912年，清王朝滅亡，帝國政治秩序崩潰，地主的權力得以延續，但過去遺留下來的商業化農業體系依然存在。這就是毛澤東成長的農村地區的情況，也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他成為主要活動家的地方。
從現實中尋找真理
20世紀20年代初，當中國共產黨開始了革命斗爭時，面臨著復雜的政治局面。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領導組織。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顧問的大力鼓勵下，認為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是推進革命運動的最佳途徑。當時，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規模太小，政治不發達，根本無法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次統一戰線成立后，許多中共黨員進入了國民黨的各個支部工作。毛澤東很快參與了國民黨農民部的工作，并參與了他的家鄉湖南省的農會組織工作。
早在1923年6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三大通過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中寫道：“結合小農佃戶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毛澤東在湖南與當地農會合作，收集有關農村狀況的信息。他對農村生活的經濟和社會組織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對農村社會的階級結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這些研究使毛澤東認識到，農民并不是無差別的群眾，他們本身由不同的小群體構成，不同階層農民的具體情況造就了特定的階級立場和政治取向。
1925年底，毛澤東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拿農村說：大地主是大資產階級,小地主是中產階級,自耕農是小資產階級,半自耕農佃農是半無產階級,雇農是無產階級。”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他對這些要素進行了量化，指出由半自耕農、佃農和貧農組成的半無產階級的總人數約為1億七千萬人；而由“按年、月或日雇用的農業勞動者”組成的“農業無產階級”的總人數約為 2000萬人，這些“農業無產者”既沒有土地、農具，也沒有流通資本，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為生。
1926年1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中重申了這些觀點，該文發表在國民黨農民部的刊物上。毛澤東在這里再次報告說：“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這三種農民的數目，在中國農民中大概自一萬五千萬至一萬七千萬……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這三種農民雖同屬半無產階級，然經濟狀況大有分別。”他再次指出：“雇農乃農業的無產階級，有長工，月工，零工三種。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流動資本，故只得營工度日。”
在這些報告之后，毛在1926年秋天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對浙江和江蘇情況的具體研究。緊接著，毛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報告》，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進行了觀察和分析，要求黨把農民——至少是農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群體，同城市工人階級結合起來。實際上，毛在1927年2月16日提交報告全文之前所作的一份簡短的初步說明中指出，“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顯然，到1927年初，毛對中國的革命斗爭形成了一種觀點，其中包括對農業人口中較貧窮階層的主要領導作用，將大約2億農民視為農業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的成員，與城市工業工人階級的同志一樣，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有著共同的整體利益。這一立場是基于他對農村實際經濟狀況和生產關系的直接觀察，以及他將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應用于這些情況。
更深入的斗爭和調查
1927年至1930年是中國共產黨和革命斗爭的動蕩時期。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指揮了對數千名工人和黨內活動家的大屠殺，并奪取了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這標志著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結束，并引發了中國共產黨內部長期的混亂和沖突。在此期間，毛澤東不斷深入農村地區開展活動，首先是在湖南，然后是在江西省南部，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根據地。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有機會嘗試實際管理農村地區，與當地人民合作解決他們的需求和利益。這些年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組織和政策制定的細節以及軍事事務方面。
到1930年春，江西南部的局勢已經穩定下來，毛澤東再次有可能對社會和經濟狀況進行深入調查，這是他對中國現實進行唯物主義分析和加深對革命斗爭動力的理解的持續努力的一部分。5月，毛澤東對該省最南部的尋烏縣進行了詳細調查。在這份長篇報告中，他對該地區的人口、行政管理和經濟活動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并特別關注了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圍繞土地展開的斗爭，這對貧下中農和農村勞動者的利益至關重要。他還介紹了許多有名有姓的個人及其在當地社會中的作用。
毛澤東從尋烏發來的報告，是他為制定推進革命的正確政治路線而對中國農村的實際狀況形成清晰認識的努力的一部分。報告里重申了他關于農民階級的關鍵作用的觀點，進一步闡明了農村社會的復雜性，以及對不同階層的利益和情感進行精確分析的必要性。他沒有將農民階級簡化為一個單一的群體，而是勾勒出了農民的多重立場和取向。這種對當地社會狀況的“細讀”，對于向黨的組織者提供發展農民的政治意識和組織能力所需的知識和洞察力至關重要。報告中收集的信息為黨在農村的活動提供了基礎，推動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
毛并不是說尋烏的情況代表全中國，而是說尋烏的調查方法應該成為全黨的工作的典范。他在撰寫《尋烏調查》的同時，也闡述了他對調查研究的重要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革命任務中的具體應用的看法。1930年5月，他起草了一篇文章《調查工作》，后來被重新命名為《反對本本主義》。在這篇文章中，他批評將書本中的思想作為判斷當下形勢下所應該采取的行動的基礎，并有力地指出“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這篇文章是毛最明確的聲明之一，即通過直接調查和分析獲得的經驗知識是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礎，是革命運動成功的基礎。
毛澤東關于農民階級的觀點，關于貧農、中農和農村勞動者作為無產者或半無產者的階級地位的觀點，并沒有立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中占上風。在20世紀30年代初，只有產業工人階級才能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這一觀點，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中以及在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顧問中仍然占主導地位。直到人們見證了城市斗爭的挫折和農村蘇維埃的成功，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分析的正確性才最終被接受。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明確承諾將工農聯盟作為前進方向的時刻。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由此開始確立，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是他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方法應用于中國實際情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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