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國家內憂外患，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拯救這個苦難的民族，許多政黨、團體及仁人志士，都曾試圖改變這個現狀，但都沒能成功。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標志著這個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第一次真正走上了為民族復興、人民解放并為之奮斗的政治舞臺。
中共成立之初，便與國民黨合作共同北伐，并且取得了勝利。然而，正當革命形勢不斷向前發展之時，1927年4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集團，卻背叛革命，撕下偽裝，向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舉起了屠刀，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南昌起義之后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論，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武裝。蔣介石在和共產黨人決裂并公開屠殺共產黨人之后，接著又開始了對紅軍連年不斷的軍事圍剿。由于其攘外安內的錯誤國策，在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不斷升級，民族矛盾一步步加深的情況下，他仍置全國人民不斷高漲的抗日呼聲于不顧，還在傾其全力來剿滅紅軍，消耗著有限的國力資源和國防力量，繼續做著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之蠢事，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為了民族的存亡，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在力量很弱小，又要面對蔣介石圍追堵截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擔負起了拯救民族的責任，迫不得已不得不長途跋涉進行長征，奔赴抗日前線去與日軍作戰。盡管共產黨人的抗日義舉，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但始終不能擺脫蔣介石的追剿和掣肘，黨和紅軍隨時都面臨著有被蔣介石消滅的危險。只能是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艱難地向著抗日目的地前行。
沒有一個穩定的家，要北上抗日談何容易。自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退出瑞金蘇區之后，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就一直處在了沒有根據地依托的流動狀態之中。雖說長征是要北上抗日，但沒有明確的目的地，不知道下一步該往那里走，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因此，先給黨和紅軍找一個新家，使黨中央能有一個相對穩定安全的立足之地就已顯得非常之迫切和重要。
早在中央紅軍還未長征(當時稱西征)之前，黨中央就有過把家安在湘西的打算，因此，中央紅軍在長征之后，李德、博古就把去湘西作為了紅軍要去的第一站，計劃著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之后，然后就將“家”安在那里。但是，紅軍在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過了湘江之后就已使紅軍損失過半，如果繼續前往，就將陷入蔣介石設下的口袋，招致全軍覆沒。在此情況下，李德博古不得不聽取毛澤東等人的正確意見，放棄去湘西而改往敵人力量相對薄弱的貴州，之后又準備去黔北和川滇黔，試圖在那里安家，但都由于不適合而放棄。遵義會議之后，中央大致確定了在北方靠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之后又根據一、四方面軍的情況，決定在川西北或川陜甘建立根據地。1935年6月兩軍會師之后，由于張國燾不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也未能實現。9月9日，張國燾不但公開拒絕中央北上的方針，以紅軍總政委名義下令兩個方面軍南下，還要挾黨中央一起南下，為了脫離險境，中央不得不率領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直到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榜羅鎮政治局會議上才正式確定把黨中央和陜甘支隊(中央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陜北，10月19日，歷經一年多的艱辛終于抵達陜北吳起鎮，結束了自長征以來沒有根據地依托還要打仗的流動狀態，使黨中央終于有了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家。
當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還在長征途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就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黨中央到陜北之后，便根據宣言精神開始了作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工作，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和影響下，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實現了三位一體的大聯合，不僅在西北建立起了領導全國民眾抗日的橋頭堡，也使得蔣介石妄圖消滅紅軍的企圖化為了泡影。由于蔣介石始終堅持置民族利益于不顧的反共立場，盡管黨和紅軍有了一個家，但依然面臨著有被圍剿消滅、或被逐出陜北的危險。保持對蔣介石的警惕，做好應對其可能發動軍事冒險的兩手準備，尤其要防止瑞金蘇區在丟失之后，致使黨和紅軍處于了被動挨打又沒有退路的情況重現，因此，黨中央在繼續作好鞏固陜北蘇區工作的同時，也在努力地做著打通并建立與共產國際間聯系通道的工作。因為此舉不僅關系著黨和紅軍的命運，更關系著中國革命的前途。站穩并守住陜北有著舉足輕重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
（一）
日本帝國主義要滅為民族，占我家園，它是我中華民族最兇狠的敵人，因而打日本是黨和紅軍長征的首要任務和目的。
日本是個島國，不僅資源有限，還災害頻發，所以自明治維新之后，它就把侵略中國作為了堅定不移的國策。于是我們的臺灣、旅順、大連及鄰邦朝鮮，遂先后被日本所吞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日首相田中義一曾有一道秘密的奏章上達日皇，其首篇兩條綱領直接了當地說：一，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二，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日本要征服我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在使我東三省遭淪陷之后，它便以此作為橋頭堡，逐步將其侵略擴張的魔爪從關外向關內延伸，開始了有預謀有目的的全面侵華戰爭，中國人民長達14年之久抗戰的序幕也便由此拉開。
保家衛國，匹夫有責。在民族危難的緊急關頭，在國民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保持沉默而無動于衷，而日寇正暗中竊喜并嘲笑我民族無人敢起來進行抵抗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挺身而出，堅定地擔當起了拯救我們民族的重任，發出了第一聲誓死抗日的最強音。就在事變后第三天的9月20日，中共中央就率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響亮地提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三省”的口號。25日，紅軍領導人朱德、毛澤東、彭德懷、賀龍等人又聯名發表了《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在昭告天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將成為最堅決抗日之武裝力量，并準備著隨時開往抗日前線的同時，也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及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號召廣大白軍士兵認清形勢，加入到與紅軍共同抗日的隊伍中來。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表對外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反對日本侵略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共產黨領導下的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在遭到國民黨軍封鎖阻攔無法北上的情況下，隨即派出了周保中、趙一曼等人先后到東北，組織和領導在東北地區的各支抗日武裝力量。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游擊武裝，隨之也開展了在白山黑水間抗擊日寇的游擊斗爭。在共產黨抗日精神的感召下，盡管蔣介石仍沒有發表全國抗戰動員令，但國民黨軍中的第十九路軍、二十九軍等愛國官兵，也都先后踴躍參加了對日軍的局部作戰。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其發表的《對日戰爭宣言》中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并直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戰。”再次真誠地向國人表明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又聯名發表宣言，宣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愿在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等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并隨時開赴抗日前線。然而，共產黨為拯救民族的誠意和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被蔣介石所拒絕。
作為中國最高統帥的蔣介石，本應領導全國軍民進行抗戰，他卻置民族的危難和人民的呼聲于不顧，不僅不響應共產黨人的抗日主張，反而卻在2月下旬，調集了五十萬大軍對共產黨的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迫使欲抗日的紅軍不僅不能北上，還被拖入了一場不得不進行的無益于民族和人民，又損耗國家國防力量、兄弟自相廝殺的反圍剿作戰之中。日本帝國主義在看到了蔣介石真剿共假抗日的面目之后，便利用國共相斗之機，加快了它的侵略步伐，開始了向華北的進犯。3月3日，毛澤東、項英等聯名發表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言》，譴責國民黨軍在日本轟炸熱河和進攻承德時，不管人民的犧牲，依然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并莊嚴宣布：中華蘇維埃政府隨時準備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然而，對于日本侵略不斷升級扔無動于衷的蔣介石，反而更加緊了對紅軍的軍事圍剿。9月，蔣介石又調集了一百萬軍隊，自任總司令坐鎮南昌，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再次對共產黨江西中央蘇區發動了最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迫使中央紅軍不得不用全力去應對和自衛，打破國民黨軍的軍事圍剿，以保存有限的抗日力量。1934年6月，就在國共雙方仍在廝殺之時，毛澤東、朱德又聯名發表了《告白軍官兵書》，懇切指出：“救國家，救家鄉，救你們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華好男兒保國衛民、立功于國家的時候了”。希望國民黨軍不要再打使親者痛仇者快、無端消耗抗日力量、且遭人民斥責的內戰了。就在紅軍全力應對蔣介石的圍剿之時，為再次向國人表示共產黨人的抗日決心，7月7日，中革軍委仍派出了以尋淮洲為軍團長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但是，在途中又遭國民黨軍阻攔，不得不中途夭折。
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已使國共雙方在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廝拼后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當時國力極度匱乏的狀況下，把這些有限的本該用于抗日戰場上的人力物力，無端地消耗在內戰上，無異于幫了日本之大忙。蔣介石的錯誤國策，符合了日本先讓其雙方自殘，待到都筋疲力盡、傷痕累累之時再做最后消滅就易如反掌之意圖，并為日本在之后蓄積戰爭力量，完成在華東和東南沿海的兵力部署，實現一旦對華全面開戰，即可封鎖中國的水上通道之戰略贏得了時間。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完成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準備之時，蔣介石對紅軍的軍事圍剿也在不斷地升級，此時的江西蘇區已經是岌岌可危，不放棄蘇區，中央紅軍就有可能陷于全軍覆滅的境地。中國共產黨人，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順應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呼聲，為了保存有限的國防力量，不愿再看到國家的抗日力量仍在作無謂的自殘和消耗，不再做“兄弟鬩于墻”的蠢事，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在國民黨軍全力進攻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實行了戰略轉移，沖破重重阻攔，克服無數艱難險阻，率先北上抗日。在經過了一年時間的長征后，終于在1935年10月抵達了陜北。之后，共產黨領導下的其他武裝力量又經過了一年時間的長征，使得三大主力紅軍在1936年10月會聚了西北，完成了奔赴抗日前線與日寇直接作戰的準備。但是，仍一心要滅共的蔣介石卻認為，紅軍經過追剿和長途跋涉已是強弩之末的疲憊之師，正是他對其作最后消滅的千載良機。還在中央紅軍未到陜北之前的10月初，他便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認總司令，調動西北軍、東北軍，繼續圍剿進攻紅軍。然而，在看到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才是真正抗日的軍隊后，東北軍、西北軍官兵不僅不愿再與紅軍打仗，還私下與紅軍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定，這一新局面的出現，無疑從戰略上遲滯了蔣介石剿共的步伐，使黨和紅軍受到的軍事壓力也暫時得到了緩解。由于蔣介石仍不改變既定的剿共國策，在其對紅軍的軍事威脅依然沒有解除的情況下，黨中央不得不繼續做著鞏固蘇區和打通共產國際通道的工作。
當蔣介石看到了張、楊兩位將軍“剿共”不力，不愿打內戰，要求抗日的主張后，隨之把解決了兩廣事變后的中央軍調集在了隴海線鄭州至潼關一線，擺出了既可隨時進攻紅軍，又可替換東北軍、西北軍的態勢，迫使張、楊兩將軍去剿共，之后又親臨西安進行督戰，一時間紅軍要面臨和應對的形勢驟然又變得嚴峻起來。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紅軍除了要應對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之外，更為重要和迫切的還在于如何去解決幾萬大軍的立足、生存，乃至發展的問題。在蔣介石仍在調動兵力圍剿壓縮西北蘇區，阻止紅軍開赴抗日前線，迫使紅軍只能在以陜甘寧邊區為中心的較小區域內活動，已經難以向外發展，且還處在隨時都有被剿滅的情勢之下，打破蔣介石的軍事圍剿，爭取更大的回旋活動空間，盡快建立起一個相對穩固可靠的外部支撐，打通與蘇聯的通道，解決更為長遠的戰略靠背和援助問題，黨中央也在軍事上作了相應的部署。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五、九、三十軍便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便從定遠營(今內蒙古阿拉善盟巴彥浩特鎮)取得蘇聯的物資援助，同時打通經內、外蒙古與蘇聯的通道。之后，由于蘇聯援助方向改在了新疆，渡河部隊便向甘肅西部挺近，執行從甘肅到新疆打通共產國際通道的任務，在挺進新疆的征途中，終因敵強我弱，孤立無援，彈盡糧絕，兵敗河西，僅有余部四百余人轉戰祁連山到了新疆，西路軍的任務隨之結束。
由于共產黨實行了廣泛積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得國人及東北軍、西北軍的擁護和贊同，之后，隨著三方相互信任且較為牢固的三位一體聯盟的建立，蔣介石剿共的圖謀不僅完全流產，在民族大義面前，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軍，在苦諫蔣介石攘外安內錯誤國策無果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發動兵諫，終止了內戰，從此開始了兩黨合作共同抗戰的新局面。西安事變的解決成為了時局轉換的樞紐，使得國內形勢陡然發生了改變，在紅軍受到的軍事威脅得以解除之后，中央隨之對打通國際通道的戰略做了相應的調整。
(二)
黨的領導、根據地建設、人民軍隊的發展，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解決立足、生存和發展無疑成為了黨和紅軍當時最為緊迫的問題。
家，對于黨和紅軍來說至為重要，沒有家將無法立足和發展。毛澤東曾用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絕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來比喻根據地建設和紅軍發展的關系，并形象通俗地解釋說“人不能老是走著，老是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的屁股”。的確，根據地建設對于要發展壯大才能實現其使命任務的共產黨人來說是多么的重要。
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至1933年1月，由于黨中央機關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因而隨時都面臨著極大地安全壓力和生存威脅，要保護自身的安全，加之交通和信息閉塞，及對各地情況的不了解，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去領導全黨的確不易，許多決策往往都是錯位、滯后或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難以做到及時正確地對各根據地的黨組織和紅軍實施有效地領導，只能是遙控指揮，或派欽差大臣去傳達和指導，這種頭和身體的分離，因為脫離了實際，鞭長莫及，領導不力，使得黨和紅軍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1928年4月，隨著朱毛紅軍的會師，中國革命才在羅霄山脈的中段有了一個落腳點，在不久井岡山被敵人占領之后，紅軍又出贛南閩西，建立了瑞金根據地。1934年10月，隨著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失敗，在瑞金中央蘇區已岌岌可危面臨陷落之際，使得被迫從上海遷來不久的黨中央再次沒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隨中央紅軍一起撤離蘇區，進行長征，開始著去尋找下一個落腳點的征程。
黨中央機關是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黨中央的安危極為重要，那么黨中央機關設在那里才能更有力更直接地領導全國各根據地的黨和紅軍呢？
在日寇鐵蹄一步步踐踏蹂躪我大好河山，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情勢下，蔣介石不但不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去抗日，且連塊立足和生存之地也不給，這就使得共產黨人對于新家的選擇變得異常的艱難。既要能夠應對蔣介石的軍事圍（追）剿，不被其消滅，還要能夠實現北上抗日，這兩大任務無疑成為了黨中央選定新家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在一次次地選定又一次次地否定的過程中，最終才確定把陜北作為了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唯有北上，在西北建立起較為穩固可靠的大本營，才能使沒有安全保障的黨中央由飄忽不定的游動狀態轉為相對安全的穩定狀態，才能使黨中央真正有效地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之重任。正如毛澤東所言：陜北才是我們的落腳點。立足了陜北，就可依托劉志丹開創的蘇區，與有不希望繼續打內戰，要求抗日的東北軍、西北軍建立起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推動全民族的抗戰，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它處在接近外蒙和蘇聯的地理位置，便于紅軍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并取得援助，這樣不僅能夠使黨中央有一個相對穩固的戰略靠背，還可以保證在蔣介石全力圍（追）剿時，黨中央和紅軍能夠向蘇聯方向做伸縮性地戰略移動，可保存基本的實力，以利之后的發展。無疑，立足西北是黨中央唯一正確的選擇，舍此，黨和紅軍不但沒有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且全黨為之奮斗了十幾年的艱辛努力將有可能前功盡棄、付之東流。
（三）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黨中央機關就一直在上海，1931年由于顧順章和向忠發的相繼叛變，迫使中央不得不遷入江西蘇區。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得沒有可靠后方和戰略靠背的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在瑞金蘇區丟失以后，沒有了去處只得前往其他的蘇區。由于蔣介石對每個蘇區都在進行軍事圍剿，所以無論中央機關到哪里，實際上扔是處在無法立足的流動狀態。對于新家的選擇，因為要應對緊迫的軍事形勢，故難以作出在戰略上最后定位的選擇。遵義會議之后，由于改換了錯誤的軍事指揮領導，在軍事斗爭形勢逐步好轉的情況下，毛澤東對黨中央的落腳點也做了更深遠的戰略上的謀劃，已經勾勒出了建立川陜甘根據地長遠戰略布局的大致輪廓。
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重大事件必須向共產國際報告。還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黨中央就已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為盡早溝通與共產國際間的聯系，在紅軍四渡赤水，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之后，中央就派出了陳云、潘漢年先往上海，恢復白區黨的工作，然后再取道蘇聯，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情況和紅軍的處境及之后的發展方向。還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中央就基本上確定了兩軍會師后的行動方針。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之后，中央考慮到以前對四方面軍是遠程遙控指揮，而現在成了直接指揮，四方面軍領導能否接受及接受的程度，有待觀察。同時考慮到兩個方面軍沒有共同合作的歷史，且一方面軍當下又是疲憊之師，而四方面軍卻正是人強馬壯，這種實力對比上的巨大反差，使得中央沒有馬上提出兩軍會師后的行動方針，而是先征求和聽取四方面軍領導人的意見，然后再共同商量決定兩軍的行動方針。在張國燾沒有明確提出行動方針的情況下，6月16日，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人，便致電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兩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占領川、陜、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并與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對中央的落腳點有了一個大致基本的定位。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在北上抗日的前提下打通與蘇聯的通道，解決黨中央的戰略靠背問題。在6月26日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上，中央再次強調了兩軍會合后要向北發展，首先在川陜甘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方針。然而，當兩支實力懸殊較大的部隊走在了一起的時候，本應平衡的天平頓時發生了傾斜。中央紅軍由于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的瞎指揮，損兵折將非常嚴重，實力已經遠不能與四方面軍同日而語，張國燾在了解掌握到這些情況之后，視乎有了以此要挾中央并與之能夠討價還價實現個人目的的資本。于是，他便耍起了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手法，表面上裝作服從，私底下以種種理由拒絕執行中央的戰略方針，以此先給中央一個下馬威，試探中央的態度。鑒于張國燾對中央北上方針的態度，又考慮到四方面軍的實際，為使兩軍能夠共同北上，中央對張國燾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決定：任命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委員。中央以為滿足了張國燾的要求后，他就沒有了不執行北上方針的理由，然而恰恰相反，中央的讓步卻成了他欲壑難填、得寸進尺、脅迫中央的籌碼。為了掃清兩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消滅松潘地區的胡（宗南）敵，控制松潘以北及東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戰和發展，中革軍委便制訂了《松潘戰役計劃》。7月18日，在蘆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張國燾又提出要選拔新干部到軍委，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向中央攤牌。中央為團結張國燾北上，再次向他做了妥協，決定將周恩來擔任的紅軍總政委由張國燾擔任，還增補陳昌浩為軍委常委。為顧全大局，張聞天甚至提出，只要兩軍能夠共同北上，愿將總書記職位交給張國燾。只是由于毛澤東的阻止，才沒有讓張國燾得手，否則他成為了黨的負責人那麻煩真就大了。由于張國燾借口未解決好組織問題貽誤了戰機，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致使紅軍處于了腹背受敵的境地，北上的道路也已被堵。31日，中革軍委便撤銷了松潘戰役計劃，部隊改經草地而繼續北上。8月3日，紅軍總部又擬定了《夏洮戰役計劃》，決定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然而，張國燾仍以種種理由遲遲不動。8月4日—6日中央在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兩軍混合后的形勢和任務。為了明確和重申北上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強調指出：西北地區的特點，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少數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在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為防止張國燾再節外生枝，會議又決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徐向前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為副主任。為了貫徹實施夏洮戰役計劃，8月15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出動，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9月3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轉中央，明確反對北上方針，隨之便發出左路軍部隊停止北上，對其不聽令者則將其扣留的命令。9月9日，張國燾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分裂和危害中央，在說服和挽救張國燾無望的情況下，9月10日凌晨，中央不得不率領三軍團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向俄界進發，與先期到達哪里的林彪、聶榮臻的一軍團會合。一、四方面軍分家后，中央已失去了對四方面軍的領導。紅軍北上的戰略任務，只有靠一、三軍團來完成了。9月11日，中央率三軍團到達俄界。12日，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除批評張國燾的錯誤之外，在討論今后的發展時指出：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為了迷惑蔣介石，不使其看出由于一、四兩個方面軍的分家，中央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真實行動意圖，會議作出決定：將一、三軍團、軍委縱隊改編為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以縮小目標，繼續北上。9月18日，部隊到達哈達鋪，在此作了稍長時間的休整，一則部隊的確過于疲勞，二則希望等候四方面軍北上，三則要搜集相關信息謀劃下一步打算。期間，毛澤東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了陜北紅軍的情況，隨之又找到一起行軍的陜北紅軍賈拓夫了解到了更為詳盡的情況，通過對這些情況的綜合研判，已使中央對落腳點的選擇有了一個更清晰地共識和定位。在落腳點問題大致確定之后，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鑒于中央紅軍在四渡赤水之后派陳云去蘇聯但至今沒有消息的情況，在20日的哈達鋪政治局會議上，中央便作出了決定：再派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供給部副部長的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并設法打通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由于后來情況的變化，中央又放棄了這一決定。9月27日，黨中央在榜羅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改變了之前俄界會議作出的關于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正式確定把中央和陜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陜北。1935年9、10月間，紅25軍和中央紅軍先后到達陜北，在貧窮落后的陜北蘇區，一下子涌來了這一萬多人的部隊，無疑增加了群眾的負擔。盡管蘇區人民全力支援紅軍，但仍然不能滿足部隊的需求。10月18日，在保安縣鐵邊城附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解決物質器材問題、衣服問題，自己解決，不要麻煩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六軍。19日，黨中央到達吳起鎮。22日，在吳起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指出：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現在以吳起鎮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黃河結冰后可向東。11月12日，毛澤東接連致電彭德懷、徐海東、林彪等人，部署各部隊的行動，以及籌款、儲糧等工作。
但是在經過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早已是捉襟見肘之當下，使得一向對錢物難以啟齒求人的毛澤東一時也犯了難，不得不親自寫信，向先期到達的徐海東借錢，以求得中央和中央紅軍能夠渡過這暫時的困難。靠借錢過日子不是長久之計，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更不可取，給養問題一時成了困擾紅軍能否站得住腳的關鍵。在剛剛落腳且暫時還不能也無力去打通與蘇聯的通道而得到援助的情況下，不久中央便提出了與在江西中央蘇區確立的以生存求發展完全相反的以發展求生存的方針設想。準備渡黃河東征作戰，以解決生存問題。
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從蘇聯回到瓦窯堡，帶回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不久又溝通了與失聯一年之久的共產國際間的聯系。鑒于紅軍的處境和落實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考慮，作為黨總負責人的張聞天向中央提出了紅軍應向外蒙靠近，才能解決緊迫的生存問題的建議。張聞天的建議雖不無道理，然而卻忽略了在西北首先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毛澤東復電張聞天：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在12月17—25日的瓦窯堡會議上，中央確定：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1936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作的目前行動方針與計劃的報告也指出：今年我們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和擴大蘇區及打通蘇聯。由于二、四方面軍還未到西北，一方面軍難以獨撐完成打通蘇聯的任務，故當前只能做鞏固和擴大蘇區的工作，紅軍的處境使得中央不得不先行考慮東征，以解決擴紅、槍支彈藥和糧草問題。經過七十五天的東征，消滅敵人七個團，俘獲四千余人，繳獲各種槍支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門，擴紅八千余人，籌款三十余萬元，迫使晉綏軍由陜西撤回山西，使陜北蘇區得以擴大。紅軍西渡黃河回師陜北之后，為著擴大抗日根據地和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5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便向紅軍發出了西征戰役的命令，指出：“為著極力擴大西北抗日根據地并使之鞏固，為著擴大抗日紅軍，為著更加接近外蒙和蘇聯，為著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團聚”，中央決定組成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西方野戰軍來完成這一任務。6月6日，毛澤東、周恩來又致電彭德懷：“橫山、定邊間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據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綏（遠）、寧（夏）打通蘇聯的戰略樞紐。應以八十一師與二十八軍、騎兵團全力擔負，限一個月內（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6月29日，毛澤東就打通蘇聯的通道問題，致電彭德懷：“從總的戰略上來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紅軍接近蘇聯的通道有二：一是寧夏及綏遠，這一條路距離較近，人口經濟條件較好，但不易造成根據地；二是甘、涼、肅三州，這一條路能夠造成鞏固的根據地，但距離較遠，某些區域人口稀少，行軍宿營恐怕有些妨礙。紅軍出動的時機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決渡河船只，這是最好時機；二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則只好等候結冰。不論采取那一條路與哪一個時機，給馬鴻逵以堅決的打擊都是決定的條件。”7月1日，毛澤東又致電彭德懷：“‥‥‥如外蒙能出兵策應并解送軍械，我軍又有渡河作戰條件，則出寧夏最為有利，否則只好候冰期。”8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作國共兩黨關系和統一戰線等問題的報告中認為，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對于打通蘇聯，保衛蘇區，統一紅軍領導，都有很大的意義。8月12日，毛澤東、張聞天、張浩等人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提出今后戰略方針的建議：“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有配合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打通蘇聯，為實現全國抗日戰爭，首先為實現西北新局面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之重要一環。‥‥‥甲、乙兩軍（東北軍 紅軍）各出一部合組抗日聯軍先鋒軍向綏遠出動，實行抵御德王與李守信蒙偽軍之進攻‥‥‥防御日本向寧夏進攻而打斷其隔離中蘇關系之企圖”
還在紅軍三個方面軍未會師之前的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就聯名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為著避免與南京沖突，為著靠近蘇聯，為著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占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這一帶布滿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希望蘇聯方面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目前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只有占領寧夏才能改變這一情況。否則，只好把三個方面軍的發展方向放到甘南、陜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這種做法，對我們非常不利，將造成許多損失。9月14日，毛澤東、張聞天、張浩等人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以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9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奪取寧夏的勝利，對開展局面有決定的意義。中央提出先奪取寧夏，再占領甘西，實際上還有著更大的戰略意義，就是要穩住張國燾，先完成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為了實現這一目的，中央決定成立了以李維漢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的寧夏工作委員會。為使二、四方面軍明確中央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還專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賀龍對人，指出：“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9月24日，毛澤東、張聞天、張浩等又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賀龍，指出：我們的對策，第一步驟似應集合三個方面軍于靜寧、會寧、定西一線及其南北，給胡宗南以相當打擊，使其不能達到隔斷紅軍、各個擊破的企圖。第二步驟以兩個方面軍占領寧夏，以一個方面軍控制胡宗南，占領寧夏是整個政治軍事上極重要一環。至于第三步驟則在占領寧夏之后，那時我們已得遠方幫助，處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綏遠，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四）
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一部奉命西渡過了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以便接收共產國際的物資援助，在還未動身之際，情況卻發生了變化。11月3日，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云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現已決定不采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頓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曾否可能占領甘肅西部來接收？并清告如何接收辦法及你們采用何種具體運輸”。隨之，部隊掉頭去了河西走廊。11月8日，又根據中革軍委命令改稱西路軍。蔣介石看到這支部隊的意圖后，隨之令馬匪利用騎兵之優勢對西路軍作了最后剿滅的部署。黨中央也通過各種渠道，盡一切努力去營救西路軍，但沒有成功。天寒地凍，孤立無援，無糧食、彈藥補給，西路軍戰士在與馬匪英勇作戰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后，終因寡不敵眾，于1937年3月慘烈失敗，打通共產國際通道的任務也至此終止。
保持廣闊而機動的回旋余地，建立鞏固的抗日戰略后方，只有打通與蘇聯的聯系，才能解決紅軍的生存和戰略靠背的問題。否則，紅軍將前臨日寇、蒙偽軍和蔣介石的重兵壓迫，后受河西“四馬”（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鴻賓）的牽制，如若對日作戰，就將處于腹背受敵、進退都會失去根據地的境地，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得蔣介石不得不答應不再剿共，共同抗日，從而實現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黨中央及紅軍的安危隨之解除。在有了相對的安全之后，共產黨人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全民抗戰之中。
共產國際是世界共產黨的領導機構，蘇聯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盡管蘇聯支持各國共產黨，但由于斯大林考慮到與所在國的關系，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均不直接與各國共產黨發生關系，有事都是通過共產國際這個渠道來聯系。例如蘇聯援華的抗戰物資，基本上全給了國民政府，共產黨人只能通過國民政府的二次分發才能得到，蘇聯單獨直接給中共的物資幾乎沒有，直到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之前都是如此。
國共第二次合作以后，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也增加了，于是就積極地籌劃建立與共產國際的陸路，尤其是空中通道的各種準備，不久便開通了延安、蘭州、迪化至莫斯科的航線。由于受飛機續航能力等因素的限制，有時需先從延安飛到西安再到蘭州、迪化，最后到莫斯科；有時則直接從延安到蘭州，經迪化到莫斯科。飛行路線基本上與兩國政府間航線重合，主要擔負的是人員往來的任務。1937年11月，王明、陳云、康生、曾山等人從蘇聯回國，就是乘坐蘇聯飛機經這條航線回到延安的。1937年底，賀子珍離開延安去蘇聯，先從延安乘坐汽車到達西安、蘭州，后又從蘭州乘飛機到迪化并在此住了幾個月之后，才搭上了去蘇聯的飛機，1938年10月到達莫斯科。1938年3月，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在山西抗戰前線，被閻錫山部隊的士兵誤傷，由于延安的醫療條件有限，及路途遙遠，年底，不得不坐飛機去蘇聯治療。1939年夏，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摔傷去莫斯科治病和療養，及經中共報請共產國際批準，使得在遵義會議上被敢下臺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等人也與周恩來一起同機回到蘇聯。不僅中共許多領導人，如任弼時、王稼祥等人，而且越南、日本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也曾先后通過該航線，來往于莫斯科與延安之間。1942年5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攜帶無線電臺等設備，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蘇聯塔斯社記者的身份，也是通過這條航線飛抵延安的。蘇聯派遣來華的醫療、通信、衛生等相關專業人員及物資也大多乘飛機到達延安。
在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不但在西北站穩了腳根，而且開辟了抗日的新局面，七·七事變發生之后，紅軍隨之改變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華北、華南抗日前線，經過了八年的艱苦奮戰，直到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取得抗戰的全面勝利。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立足西北，建立起全民抗戰的橋頭堡，打通與共產國際間的通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這關鍵的一步，中國共產黨人的命運、中國抗戰的前景都難以預料。共產黨人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民族和人民做出的努力和犧牲將彪炳千秋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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