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一個特殊年代產生的一種特殊稱謂。這一代人和共和國幾乎同時誕生，同時成長，見證了共和國同一時期的整個發展過程。無論國家興衰榮辱，他們都休戚與共，是真正與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的一代人。高度的歷史使命感和對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促使他們在邁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從省城福州踏入那廣袤的山林田野。
一、歷史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一段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從此，掀起“上山下鄉”的熱潮。“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上山下鄉干革命”的呼聲，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
特別是“老三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六六屆、六七屆、六八屆）初中、高中畢業生革命熱情高漲，紛紛打起背包，走向農村“廣闊的天地”。還有很多非中學畢業生，甚至還是少年的初中生、小學畢業生，也執著地違背家長的意愿，不惜冒著與家庭“決裂”的風險，背上行裝加入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行列。以后的各屆中學畢業生也沿著這條路走（因為政策規定，凡是上山下鄉對象，沒有經過兩年插隊，不能招工、招干、招生、應征入伍，所以知識青年不走這條路也不行），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1978年。至1982年，全縣安排知青就業工作全部結束，上山下鄉就此成為一段歷史。
二、安置分布
順昌作為福建省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重點安置地，從1969年1月至1978年秋的近10年間，共接收安置省城福州6個系統14所中學的知青6398人。
順昌人民熱烈歡迎福州知青的到來。縣委設立知青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縣政府設立知青辦公室，13個人民公社都設立知青辦公室。福州各系統都配有帶隊干部，順昌縣從各單位抽調干部帶隊，加強知青工作的管理。
順昌縣安置上山下鄉知青的主要形式有四種：第一種是參加“五·七”農場勞動，1968—1969年本縣大部分知青都集中安排到這個農場，建立一個知青連，農場點知青人數少的建立知青排、知青班，學習、勞動、生活實行半軍事化管理，雖然環境艱苦，但相對比較穩定，知青比較滿意，家長也較放心。第二種形式是到生產隊插隊，1969年起，本縣一部分知青和福州等外地來的知青都采取插隊形式，由大隊、生產隊負責管理，相對比較分散，環境更加艱苦，知青承受巨大的壓力，家長牽腸掛肚。第三種形式是集中建知青點，辦知青隊（場）。1973年起，貫徹中共中央（1973）21號文件精神，全縣各公社對插隊知青的布局進行全面調整，把大隊、生產隊知青人數太少的，調整集中到三、五個安置點，進行集中建房、建娛樂活動場所、辦集體食堂，成立知青生產隊或知青農、林、茶、果場，實行相對集中管理，使知青的生活、勞動環境有較大改善。第四種是實行廠社掛鉤，集體安置。1976年起，推廣湖南省株州市的經驗，城里的工廠、單位、部門與農村社隊掛鉤，把本廠、單位、部門的知青集中到掛鉤的社隊來安置，部門、縣社派出帶隊干部進行管理，這樣較好地解決了單位與社隊、城鎮與農村共同動員、安置、教育知青的問題。
10年間，共投入安置、建房經費250余萬元，建知青住房249棟2970間，總面積68478平方米。辦知青點248個、知青生產隊4個、知青耕山隊2個、知青農場1個、插入農村茶場4個、分散插隊164人。（參考林圣越撰《順昌政事見聞》第四章）
1969年至1978年，福州上山下鄉知青主要分布：仁壽公社431人，洋墩公社97人，埔上公社1106人，大干公社451人，元坑公社540人，鄭坊公社404人，城關公社（含雙溪鎮）506人，洋口公社443人，際會公社（含建西鎮）202人，大歷公社300人，嵐下公社378人，高陽公社271人。（參考《福州插隊順昌知青通訊錄》）
順昌縣是福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一個重點安置縣，也是全省上山下鄉工作的一個先進縣。上級領導對順昌安置工作十分重視，中共中央調查組、國務院調查組曾先后深入高陽公社小筒大隊、洋口公社上鳳大隊進行調查了解，省、地有關部門經常到縣檢查督促，直接征求插隊知青意見，聽取社隊干部匯報，召集貧下中農座談，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對順昌的安置工作表示滿意，并肯定了順昌的兩條基本經驗：一是加強領導，二是落實政策。
三、十年磨礪
在“上山下鄉”的日子里，擺在知青面前三道難關：一是勞動關，和當地農民一樣，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歸，“面對垅田背朝天”，這對城里長大的讀書人來說，其艱辛難以想象；二是思想關，在同貧下中農的共同勞動中，自覺地“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觀，并定期學習，開講用會，匯報“接受再教育的心得體會”；三是生活關，知青在家生活基本上是靠家長操勞，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無憂無慮，而插隊后，衣、食、醫、用、油、鹽、醬、醋，樣樣都要自己操心，砍柴、種菜、洗衣、做飯，事事都得自己動手，生活的重擔壓得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透不過氣來。“三關”難過，不得不過。知青們每天艱難地勞動、學習、生活，幾乎天天、月月、年年如此，周而復始。
從知青個體來說，也許生活是單調的，但如果把全縣數千知青的單調生活匯集起來，就會織成一幅色彩斑斕的知青生活畫卷。廣大知青滿懷豪情壯志，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已任，在窮鄉僻壤的山村，同社員群眾一起頂著刺骨的寒風戰天斗地，冒著炎炎的烈日搶收搶種，不惜用辛勤的汗水去追求美好的理想，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華獻給順昌，為順昌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知青到農村，送來了文化科學知識，促進了山區群眾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掌握文化科學知識，促進了山區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知識青年在同貧下中農肩并肩的改天換地戰斗中，接受再教育，經過艱苦的磨煉和頑強的探索，許多人的思想漸趨成熟，意志堅韌，勇于進取，代表著一種新力量，帶動和影響著農村的進步，涌現出像黨生（翁金銓）、華捷、李敏、林喜、王建生、邢新基等一大批較有影響的知青代表。
全縣各級黨政領導既把下鄉知青當作“再教育”的對象，又把他們看作是農村三大革命運動（指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中“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據1977年10月召開順昌縣第四次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先進集體和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時統計，在全縣下鄉知青中，有175人加入中國共產黨，4000多人加入共青團，900多人被選入生產隊長以上各級領導班子，還有一大批知青分別擔任會計、出納、保管員、赤腳醫生、民辦教員、拖拉機手、農技員、飼養員、政治夜校輔導員等各種工作，為建設農村各顯身手。
在上山下鄉十年歷程中，也有少數知青由于主觀上、客觀上的種種原因，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受到挫折。他們確實吃了許多苦頭，有的甚至“青山埋忠骨”，知青在順昌插隊期間因病和意外事故死亡的有21人。（參考林圣越撰《順昌政事見聞》第四章）
四、桑梓情深
知青剛到農村時情緒高漲，但一時適應不了艱苦的環境和緊張的生活，容易打“退堂鼓”；發生疾病時，容易想家，思念親人；每當招工、招生時，思想容易波動，急盼返城。貧下中農有針對性的同知青談心，手把手地教他們學會農活，鼓勵他們克服困難，安心農村。許多房東大爺大娘，把知青看成自己的兒女，經常問寒問暖，送米送菜，生病時請醫買藥，逢年過節或逢宰豬時請來一起吃飯，親如家人。許多知青深切地感到“山高人情重，林密感情深”，同當地農民結下了深厚的親情，同順昌結下了深厚的鄉情，把農民看成自己的親友，把順昌看成自己的第二故鄉。絕大多數知青雖已返城三十多年，有的遠在海外，但時空割不斷他們的思鄉之情，他們經常抽空回到第二故鄉走親訪友，資助困難戶，多方捐款，籌資，支持第二故鄉建設。
留在順昌工作、生活的366位福州知青，好比一顆顆種子，在順昌這片熱土上扎根、開花、結果，三十多年如一日，為第二故鄉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默默地奉獻自己的青春年華。
1994年，順昌縣政府決定開展知青聯誼活動，加強知青與順昌的鄉情、友情、親情，促進順昌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廣大福州知青積極回報桑梓，支持第二故鄉經濟社會發展，先后捐資2300多萬元。個人捐資額大的有：1995年，原嵐下鄉插隊知青、省冠勝裝飾工程公司總經理危長勝，向縣捐款1.5萬元。同年，原插隊埔上鎮河墩村知青捐資1.5萬元修村道。1996年10月，原插隊仁壽鎮桂溪村福州知青、香港回力公司經理俞建韜，捐資30萬元，作為教育獎學金，其中仁壽中學20萬元，桂溪小學10萬元。福州知青陳榕生、危長勝、陳章華各捐1萬元，作為知青聯誼會活動經費和獎學金。埔上鎮坊上村原插隊福州知青捐款2萬元，搞引水工程。1997年，洋口鎮道吳村黃墩自然村原福州知青，共捐款3萬元給該村修村道。1998年大歷鎮秀吳村福州知青王木水捐款10萬元，林云開捐1萬元，朱利德兄弟捐5萬元，給秀吳村建希望小學。“98·6·22”洪災后，收到知青福州瑞達電子有限公司總經理蔣莘給路馬頭村排子廠自然村建希望小學款10萬元。原插隊大干公社仙潭大隊知青王希超、孫貞杰、孫貞萍、倪慕涵、陳賢新等捐款5萬元支援鄉親“6·22”洪災重建家園。遠在香港的陳木秀、陳木群姐妹寄來100床棉被支援仙潭鄉親。原洋墩鄉路馬頭村福州知青陳擒虎捐資1萬元給該村小學，原插隊嵐下福州知青危長勝與其夫人陳巧榕捐資10萬元支持順昌縣“6·22”洪災災后重建。2011年，原插隊雙溪鎮派溪村福州知青盧璋在鄭坊工業園區投資興辦歐浦登（順昌）光學有限公司，之后又在大干鎮來布村興辦明晶特種玻璃有限公司，支持第二故鄉經濟建設。盧璋先生致富不忘回報社會，設立“歐浦登千萬教育基金”，先后捐贈順昌教育事業800多萬元、社會公益7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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