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原本處明顯弱勢的主席實現完勝，原因多種，而諜戰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主席摸清了蔣逆介石的底牌，讓蔣逆在談判還沒開始時，就陷已經入了被動……
壹
談判前的較量
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給延安發來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同時，電令駐延安的聯絡參謀，當面探問毛澤東的答復意見。
中共中央判斷，蔣介石這個電報不外出于兩個目的：一個是借口毛澤東不去重慶，好將內戰責任嫁禍于共產黨；如果毛澤東去談判就給予共產黨幾個部長席位，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解放區政權；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談判拖延時間，掩蓋他調兵遣將，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8月16日，毛澤東電復蔣介石：“朱德總司令本日曾有一電給你陳述鄙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同日，毛澤東派人見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周勵武、羅伯倫，說：“毛先生不準備去重慶，待蔣委員長答復朱德電報后，再做考慮。”
蔣介石得電后便估計毛澤東不敢赴重慶。因為十年內戰時期他就在江西懸賞毛澤東的人頭，現在毛澤東肯定不敢上門送頭！8月20日，蔣介石又發一封電報，仍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
毛澤東于8月22日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當天又接見周勵武、羅伯倫，告以本黨決定先派周恩來同志去重慶。
▲ 1945年攝于延安機場：赴重慶談判，毛澤東登機后揮帽向送行的人告別
周勵武、羅伯倫這幾天在延安四處打探毛澤東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于是，二人給重慶發去密報：毛澤東不會去重慶談判。蔣介石要的就是這個情報。認定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談準備，而是忙于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
發出兩封復電之后，8月23日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內形勢。
毛澤東認為：當前內戰的威脅是存在著的，但國民黨有很大困難，至少今年不會有大內戰，所以暫時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
毛澤東決定親自出去，還形象地說，我們是鉆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
毛澤東還建議由劉少奇代理自己的職務，建議書記處增補陳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澤東、周恩來不在時書記處仍有5人開會。
這表明毛主席已經充分考慮到此行的危險。
第二天劉伯承、陳毅、林彪、陳賡、薄一波、肖勁光同時離開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備戰。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致電延安：“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蔣介石假戲真唱，鑼鼓喧天，三封邀請電報在廣播電臺反復播發，各報紛紛轉載。
一時間，蔣介石的和談“誠”意傳遍中外，美國、蘇聯呼吁中國和平，國內的中間派也心思大動，各界紛紛勸說毛澤東成行，把談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說：“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8月26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通知》，判斷形勢：
“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
又分析了第二種可能：“如果國民黨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中國和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貳
幕后的情報戰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在美國大使赫爾利、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飛機到達重慶。
重慶的蔣介石倒弄了個手忙腳亂。料定毛澤東不來才演的“假戲”，因而沒有準備“臺詞”。而中共卻拿出早已擬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蔣介石提議的國共和談，卻按毛澤東的方案推演。
造成蔣介石這種被動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的那封電報。蔣介石接到密電，以為得到共產黨的內部情報，斷定毛澤東不來。殊不知，這封電報也到了毛澤東手中。毛澤東得知蔣介石已經上當，才給了蔣介石一個出乎意料。
這次政治斗爭的巨大成功，通過情報手段，掌握對手的真實企圖，從而取得戰略上的主動地位，是情報工作為戰略服務的一個杰出范例。
▲ 1938年，朱德與國民黨聯絡參謀陳宏謨（左）在延安
從1938年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就在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派駐聯絡參謀。駐一二師的陳宏謨是個比較老實的人，見共產黨真心抗戰，還給賀龍部隊送了20挺機槍，后來被國民黨撤回。
駐一一五師的李克定是個職業特務，收買師部譯電員，被驅逐回去。
而周勵武本是叛徒，路經延安還發展一個被服廠的工人去西安，發出的密信被我方查獲。
這三個參謀都由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直接指揮，主要任務是搞共產黨的情報。
1939年冬天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許這三人再去部隊，于是，這三個聯絡參謀就長期留在了延安，住在邊區政府的交際處。他們是國民黨在延安公開的情報官。
1943年，又有兩個國民黨軍官騎著毛驢來到延安，這是軍令部新任命的駐第十八集團軍聯絡參謀徐佛觀，駐一二0師聯絡參謀郭仲容。
級別最高的少將徐佛觀是陳誠的密友，不時痛罵孔祥熙貪污，擺出進步分子的架式。
郭仲容是羅瑞卿的中學同學，開口就能大段背誦中共文章，顯出不凡的政治知識。
兩個聯絡參謀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禮遇，毛澤東、朱德、葉劍英時常接見宴請，他們也認真研讀中共整風文件，時常向重慶報告延安動態。
出入延安，就是國民黨特務最值得炫耀的經歷。徐佛觀回重慶述職時，總是被戴笠特意請到軍統講課。
駐扎在生活儉樸的延安，對于國民黨的聯絡參謀，實在是個苦差事。1943年7月，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邊區戰事一觸即發。
徐佛觀、郭仲容害怕成為人質，堅決要求調回，而葉劍英參謀長卻極力挽留。
1944年5月，軍令部才派周勵武和羅伯倫來接替。
周勵武一心搞情報，以期早日調回重慶升官。見交際處服務員王榮棠年紀小，就設計引誘。外出時，周勵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丟在地上，想等小王撿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
小王是我方邊保布置的人員，哪會貪圖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撿起來放在桌上，第二次見他又“丟”，就向組織匯報。這就引起了我們對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際處的客人很多，有晉察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學英國籍教授林邁可，朝鮮人士金斗奉等人。
延安師范的女生關淑珍，到交際處照顧胡仁奎的孩子，也順便照顧兩個聯絡參謀。
周勵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蕩的場所，就盯上年輕的關淑珍，多次挑逗。
關淑珍將這個情況向領導做了匯報。一天，周勵武趁屋里沒人，動手動腳，被關淑珍打了兩個耳光。
眾人圍觀之中，關淑珍當場揭露，周勵武只得低頭道歉。交際處負責人金城同志對這廝進行了訓斥，這以后，周勵武表面上老實多了。
這兩個聯絡參謀經常偷偷發報。他們使用的密碼極其獨特，而且外出總把密碼本隨身攜帶，怎么辦？
駐扎延安，對于過慣享樂日子的聯絡參謀，確實是個苦差事。可是近來，這日子慢慢有所改變。伙食越來越好，粗糧細做，還不時有肉。服務員每天打掃房間，還幫助曬被褥。更有興味的是，延安的舞會也來邀請他們參加，看來共產黨真的把自己當友軍看待了？兩個聯絡參謀心情逐漸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還揣著厚厚的密碼本和硬硬的鑰匙，有些不雅。
細心的服務員發現，出門跳舞看戲的聯絡參謀，衣兜癟了。再觀察，他們出門前總是把密碼本鎖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導員楊黃霖布置，再找鑰匙。
服務員在曬被子時發現，這兩人外出時總把鑰匙壓在褥子下面。楊黃霖又練習開鎖技巧。為了調走兩個聯絡參謀，交際處特意邀請兩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聯絡參謀一出門，我方邊保偵察員立刻進屋，楊黃霖利索地打開銅鎖，從箱子里找出密碼本。
此時的延安，不要說沒有復印機，連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碼只得用筆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邊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臺一樣把聯絡參謀的行止通報交際處。楊黃霖布置招待員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兩個參謀來到這風景秀麗的去處，身邊還有裝滿吃喝的擔子侍候，未免流連忘返。
就是這樣還抄不完，又得在聯絡參謀回來之前恢復原貌。好在有高級領導配合，八路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出面，邀請他們赴宴看戲，兩個聯絡參謀高高興興打牙祭去了。
這邊立刻開鎖，謄抄。可密碼太長，一次抄不完，到時要恢復原狀，下次再抄。這樣搞了3次，終于抄到了全部密碼。
從此，延安就掌握了國民黨聯絡參謀向重慶通報的全部秘密情報，真是知己知彼。本想假戲真唱，不承想反被對方導演。國民黨派駐延安的兩個職業特務，卻讓蔣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動回避，突然間登臺亮相。共產黨情報人員不動聲色，助了毛澤東的“大膽”出演。
▲ 重慶談判時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國共談判，由于國民黨缺乏事先準備，只能按照共產黨的方案討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任速記員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國民黨密商談判策略的情報通報中共中央代表團。毛澤東贊道：“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寶！”于是看透對手底牌的周恩來，就這樣掌握了國共談判的主動權。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安全地離開重慶，飛返延安。
貳
戰場上的情報戰
云南省易門縣十街鄉朝陽村，1914年5月，劉志漢出生在這個小村莊。
1925年，劉志漢考入省立昆明第一中學讀書，1933年到上海考入蒙藏學院讀書。
讀書期間，在已經參加革命的三哥劉惠之的引導下，1935年11月參加革命活動，他一邊上學，一邊幫助三哥充當外圍交通員，負責傳遞情報，在學院，他參加了由地下黨和“左聯”領導的“抗日救亡會”等組織。
1936年11月，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月，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往蘇聯學習。
他先學習爆破等軍事技術，后學習情報及無線電技術，技術技能和俄文學習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1938年初春，劉志漢和留蘇同學取道新疆到達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
1938年2月，劉志漢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電臺臺長。他在棗園用從蘇聯帶回的當時設備、技術都是最先進的電臺建立了延安第一個無線電臺，創建了中共從無到有的技術情報系統。
在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參謀長滕代遠的要求下，劉志漢被調到中央軍委二局參謀訓練隊擔任主任教員，辦了數期技術培訓班，培養了不少情報工作人員。
1939年，劉志漢調回中央社會部任機要科科長。后根據工作需要，懂俄文的劉志漢調延安棗園蘇聯同志處任翻譯。
抗日戰爭勝利后，劉志漢帶領包括妻子在內的技術隊伍展開情報密碼破譯戰。
在1945年的上黨戰役中，將蔣介石與閻錫山發動內戰關鍵的軍事情報全部破譯，有力地配合了毛澤東主席在重慶進行的國共談判，受到黨中央的嘉獎。
毛澤東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專門表揚通訊聯絡科，還贊揚“劉志漢是個英雄”。
創建首個技術情報系統
延安時期成立的中央社會部是黨的情報保衛工作機關。1938年春，劉志漢順利回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電臺臺長。
當時中央社會部沒有電臺，軍委的電臺已經老掉牙了，劉志漢用從蘇聯帶回的電臺設備，建立起延安系統第一個無線電臺，可以說劉志漢創建了中共從無到有的技術情報系統。
劉志漢擔任中央軍委二局參訓隊主任教員期間，舉辦數期技術培訓班，大量優秀的隱蔽戰線工作人員從這里派往祖國各地，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其中就有我們熟悉的李白，就是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主人公李俠的原型。
上黨戰役破譯密碼
抗日戰爭勝利后，解放戰爭第一戰——上黨戰役爆發，擔任通訊聯絡科科長的劉志漢，帶領一個情報組，在棗園后頭山坡上架了一個電臺，解決了電臺接收信號微弱的問題，最終成功破譯了閻錫山的密碼，將蔣介石命令閻錫山發動內戰的密令和閻錫山的作戰部署、行軍路線、敵軍人名、地名、代號等關鍵的軍事情報全部破譯。
中央根據準確詳細的情報，制定了“圍城打援”的作戰方案，部署了一次又一次“口袋戰”，一舉殲滅了閻錫山部隊3.5萬人，打掉了閻錫山總兵力的三分之一。
這一勝利開創了我黨無線電技術偵查的先河，有力地配合毛主席在重慶進行的國共談判，迫使蔣介石接受重慶談判達成的“雙十協定”。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專門表揚通訊聯絡科，還特別指名表揚“劉志漢是個英雄”。
有資料顯示，上黨戰役被列為二十世紀重大軍事情報戰十二大戰例之第九戰例，同諾曼底登陸的瞞天過海情報戰等經典戰例相提并論。
叁
虎穴重慶的暗戰
1945年10月8日，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行將結束，毛澤東、周恩來正在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出席歡送晚宴，氣氛熱烈。晚宴后，張治中邀請毛澤東觀看文藝演出。晚8時許，演出進入高潮之際，一位身材魁梧、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劇場，向中共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附耳低聲報告，下午6時許，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從沙坪壩回紅巖村途中，遭遇槍殺，送市民醫院搶救無效，不幸遇難。在如此敏感的時刻，發生這樣的事件，使周恩來不覺一震！為了避免驚動毛澤東，周恩來立即沉著地離開會場，找到負責治安警衛的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向他提出嚴正質問和抗議。
李少石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從側面看上去，與周恩來頗有幾分相似。這件事是否是針對周恩來策劃的？有沒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著國民黨高層對國共關系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毛澤東是否能夠順利地離開重慶返回延安？這一系列的問號，一下子涌上周恩來的心頭。從重慶談判開始以來，所有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無不對毛澤東的安危憂心忡忡。為了保障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和所有在重慶的同志都處于一種高度戒備的精神狀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敢有一絲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發生，無疑將同志們的憂慮情緒推向了最高峰……
讓我們把目光回溯到兩個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將投降的消息傳到了重慶。經歷14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于取得了百年以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完全勝利，舉國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慶。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國內矛盾頓時凸顯。中國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國，這個愿景能否順利實現？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一舉一動，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先下手為強，作出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8月14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了第一份電報，稱“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國民黨《中央日報》 也大造聲勢，在國內要聞版以大字標題刊出新聞“蔣主席電毛澤東，請克日來渝共商國是”，擺出要以談判求和平的姿態，企圖搶先占領輿論制高點和戰略主動權。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毛澤東不溫不火地回以“朱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你表示意見后，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朱德總司令電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的問題。
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了第二封電報，“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蔣介石的這封電報，蒙蔽了一些媒體，《大公報》 社論的評價是：“藹然誠坦，溢于言表，不須我們多作解釋。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紐約時報》發表社論聲稱“中國共產黨不愿參加合作”。《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說：“我們明知道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制造空氣。”
8月23日，蔣介石第三次發電，繼續堅持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蔣介石這三封電報，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了風口浪尖，使其處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蔣介石擺下了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鴻門宴。如果不去，蔣介石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內戰”的罪名扣到共產黨和毛澤東身上。
去，無異于深入龍潭虎穴，毛澤東的安全如何保障？張學良被長期監禁，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李濟深曾被軟禁的遭遇，即是前車之鑒！
面對這種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共中央政治局連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鄭重表態：“我是否去重慶？還是出去。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
8月24日，毛澤東即回復蔣介石：“鄙人極愿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
同日，《新華日報》發表署名“莫一塵”的文章《解決問題的關鍵》，文章批評那種一定要毛澤東親赴重慶的論調，認為“顯然蓄著一個很大的陰謀”，并以政治犯遭關押、政黨無合法地位和特務橫行暗示毛澤東赴重慶不安全。
這件事如何決策，事關重大。一些解放區領導人向中共中央發電報，堅決反對毛澤東親赴重慶。
8月25日、26日，
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為了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實現，毛澤東毅然決定，接受蔣介石的邀請，深入虎穴！他認為“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要充分估計到蔣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簽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預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
同時毛澤東也作了最壞打算，如果作出最大讓步還不行，就“準備坐班房”，“如果是軟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辦點事”。
毛澤東的發言，一錘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時決定，由周恩來、王若飛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進行談判。
作為深謀遠慮的戰略家，毛澤東鄭重地向中央建議，他離開延安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
中共中央書記處增補陳云、彭真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澤東、周恩來都不在的情況下，書記處還能正常運轉，高效決策，指揮全黨繼續奮斗。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十分清楚，作出這樣的人事安排，無疑是以防不測，確保黨和人民的事業后繼有人。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作了最壞的準備，還要爭取最好的結果。
對于毛澤東在重慶的安全警衛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來考慮具體方案。經過反復研究，周恩來指定龍飛虎、顏太龍、陳龍等三人做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員。
龍飛虎和顏太龍都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抗戰爆發后，先后跟隨周恩來赴重慶，政治上絕對可靠，熟悉重慶情況，長期從事保衛工作，是最佳警衛人選。
隨后，周恩來又召集會議，專門研究毛澤東在重慶的警衛工作，決定增派毛澤東的警衛班戰士齊吉樹照料生活，另派槍法精準的警衛員舒光才、戚繼恕等隨行。
同時，周恩來決定，曾家巖50號周公館的保衛，由武全奎負責安排；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保衛，由辦事處處長錢之光負責；談判期間代表團對外辦公地點的保衛，由朱友學負責。
一切俱已安排妥當。臨行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徹夜長談。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正式向全黨公布了毛澤東親自去重慶談判的決定。
中央的決定公布后，基層的同志對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是什么看法？
著名作家方紀在散文《揮手之間》中，為我們留下了詳細的記述：
“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飛機場上飛來一架美國飛機，那是美國特使赫爾利和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張治中將軍來了。來做什么？‘還不是緩兵之計！’人們私下這樣議論。
當天夜里，黨支部忽然傳達了中央關于和國民黨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思想上說什么也轉不過彎來，何況是毛主席要親自去重慶！
當時心里像壓上一塊石頭，點著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說：
自從上了井岡山，毛主席就沒有離開過我們一步，五次反‘圍剿’，萬里長征，抗日戰爭，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根據地。
如今，卻要親自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
8月28日，是毛澤東啟程的日子。延安數千軍民到機場相送，氣氛十分凝重。登機后，“主席的面容出現在飛機窗口，人們又一次擁上去，拼命地揮手。主席把手放在機窗玻璃上。
直到飛機轉了彎，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頭頂上盤旋，向南飛去，人們還是仰著頭，目光越過寶塔山上的塔頂，望著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離去”
8月28日下午3時36分，經過3個多小時的飛行，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乘坐的476650號軍用飛機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安然著陸。
頭戴灰色拿破侖帽、身著中山裝的毛澤東第一個走出機艙，并向在場的人們揮手致意。
山城重慶再次沸騰了！
這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真正認清了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愿望，受到輿論的熱烈贊譽。詩人柳亞子賦詩，稱頌毛澤東的這一行動是“彌天大勇”。
當時重慶特務、幫派橫行，社會治安混亂，而且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渝，誰都知道是一場鴻門宴，保衛毛澤東安全的任務十分艱巨。
重慶談判更是十分艱難曲折。歷經40多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基本達成協議，準備簽署《雙十協定》。
但是，就在協議簽署的前兩天，就在為毛澤東舉行歡送宴會的時刻，突然發生了李少石事件。
在這個微妙而敏感的時刻，這不能不引起共產黨方面的高度警覺。周恩來得到報告后，立即起身離開晚會現場，當面質問國民黨憲兵司令張鎮“這究竟是不是有計劃的暗殺”，要求他立即徹查此事，并切實保證毛澤東的安全。
隨后，周恩來趕到重慶市民醫院，慰問李少石家屬。在醫院里見到李少石的遺體，周恩來想起了李的岳父廖仲愷先生，不禁悲從中來：“二十年前廖仲愷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愛婿又遭兇殺。”現場籠罩在悲憤之中。
但是，為了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周恩來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悲憤，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后事，又匆匆趕回宴會現場。他要求憲兵司令張鎮，必須用自己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于是，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親自布置了一次最高級別的警衛行動，深夜11點多把毛澤東安全送回紅巖村駐地。
李少石遇難的消息傳出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不安和震動。第二天上午，宋慶齡、邵力子、沈鈞儒、陳銘樞、郭沫若、茅盾等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前往醫院吊唁。重慶各報記者和在渝外籍記者10多人，也先后去醫院探視采訪，使這一事件迅速傳遍了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國共雙方確認，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發的偶然事件，沒有復雜政治背景。
10月11日下午，毛澤東安全返回延安。當他乘坐的飛機在延安機場平穩降落時，早就等候在機場的兩萬多延安軍民，拼命鼓掌，熱烈歡呼，迎接領袖的勝利歸來！
從近些年新發現的史料來看，重慶談判期間，蔣逆的心情真是波瀾起伏，他的確曾經考慮過趁談判之機扣押毛主席的方案。
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如此罪大惡極之禍首……如不加審治，何以對我為抗戰而死軍民在天之靈耶？”
經過反復權衡掂量，直到10月6日他才放棄了這個打算。
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證明，當年黨內外的同志和朋友擔心主席安全問題，絕非杞人憂天。
重慶談判舊址——桂園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曾經詢問老朋友章士釗對時局的看法，章士釗沉吟良久，在毛澤東手心里輕輕地寫了八個字：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更有許多素不相識的具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默默地關心著毛澤東。
比如，在國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錢劍夫，聽說毛澤東在桂園會客的間隙，喜歡走出大門，在警戒范圍之外散步。
他敏銳地意識到，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對重慶談判的態度并不一致，在重慶復雜的政治環境下，這十分危險，他立刻請朋友帶給毛澤東一張字條：
“晨風加厲，白露為霜；
伏莽堪虞，為國珍重。”
毛澤東看到字條后，立刻會意，再未輕易走出桂園大門。點點滴滴，可見人心向背。
因此，我們這邊的安保工作，非常細致嚴謹！
為了加強主席在重慶的安全警衛工作，中央派出“一虎二龍三鼠”，即
龍飛虎（1915年出生，江西永新縣人）、
陳龍（1910年出生，遼寧撫順人）、
顏太龍（1915年出生，江西永新縣人）、
齊吉樹（1924年出生，江北元縣人）、
舒光才（1917年出生，江西興國縣人）、
戚繼恕（“樹、舒、恕”與“鼠”同音）。
這6人政治無比堅定、頭腦相當靈活，而且個個槍法精湛、警衛經驗豐富。
1945年8月，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到延安接毛澤東赴重慶談判，自左向右依次為：張治中、毛澤東、赫爾利、周恩來、王若飛、胡喬木、陳龍
保衛毛澤東安全的任務十分艱巨。毛澤東在住處時，“一虎二龍三鼠”一刻也不敢大意，手握上膛的槍，隨時警惕周圍動靜。毛澤東外出時，“一虎二龍三鼠”更加高度緊張，提前對目的地沿途路線路況進行研究分析，制定應急方案。等到出行時，前面有兩輛三輪摩托車開道，后面四輛小汽車跟隨。
毛澤東和陳龍坐第一輛小汽車，周恩來坐第二輛小汽車，其他隨從和警衛人員坐后面兩輛。龍飛虎有時會坐在前面的摩托車上，有時也和陳龍一起與毛澤東同乘一輛車，他們一人坐前排，負責控制車速，一人坐在毛澤東身邊，負責他的安全。
上面說了當時重慶很多民主人士都很擔心主席的安全，周總理曾笑著對他們說：“我們不僅有‘二龍一虎’護駕，毛主席還帶來了‘三鼠’，足夠對付那些居心叵測的人了，蔣介石不敢胡來。”在重慶期間，“一虎二龍三鼠”枕戈待旦，日夜守護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身邊，圓滿完成了警衛任務。
毛澤東回到延安后，對李克農等人說起重慶警衛的情況：“我們這次深入‘虎穴’，‘一虎二龍三鼠’沒有當小老鼠，全是龍虎般的人物！”
從此，“一虎二龍三鼠”名聲大噪，一時被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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