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小的生命在敵人的陰謀下得以脫身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三個兒子。
毛澤東于1927年8月7日秘密參加了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后，即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從武漢動身，前往安源部署并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然后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進軍井岡山，在那里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堅持井岡山斗爭，楊開慧則根據黨的安排，帶著三個孩子由武昌回到長沙板倉開展地下活動。國民黨反動派恨死了毛澤東，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懸賞大洋一千塊“捉拿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在群眾的掩護下，楊開慧躲過了幾次追捕，1930年10月中旬，終因行蹤被敵密探發現而不幸被捕。同時被捕入獄的，還有8歲的毛岸英和保姆孫嫂（陳玉英）。
楊開慧在獄中堅貞不屈，敵人對她一次又一次的過堂、用刑，但都遭到失敗。后來，何鍵說，只要楊開慧聲明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系，就馬上釋放她。結果，也同樣遭到楊開慧的嚴詞怒斥。
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時年29歲。
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楊開慧后，在“斬草除根”和“放小魚、釣大魚”兩條毒計之間采取了后者，允許親友保釋毛岸英、陳玉英。毛岸英出獄后，被人送到板倉舅舅楊開智家，跟舅父母、外祖母還有弟弟毛岸青、毛岸龍一道生活。
自毛岸英來到舅舅家后，舅舅家門前屋后就不時地有一些不速之客出現。他們像鷹犬一樣，賊頭賊腦地注視著家里的動靜。
1931年1月初，正是許多人家忙于準備過舊歷年的時候，那些不速之客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樣盯得緊了。一天傍晚，一個陌生人突然來到楊家。陌生人見屋里沒有別的人，便低聲問毛岸英舅媽：“你是李崇德吧，這里有楊開智先生一封信。”說著便從懷中取出一個包得很嚴實的紙包遞給李崇德。李崇德問他是誰，從哪里來的？陌生人只說了一句，“你不用打聽了，這信已經轉了好幾道手了。”說完，便匆匆走了。
李崇德懷著緊張的心情來到房中，叫來丈夫楊開智，在油燈下急忙拆開紙包，取出信來一看，是毛澤民的親筆信，楊開智認得毛澤民的筆跡。
當時在上海地下黨中央機關工作的毛澤東大弟毛澤民得知嫂子楊開慧遇難后，三個孩子留在白色恐怖下的長沙，安全受到嚴重威脅，隨時皆有可能陷入魔掌，不是被殺害，就是用以要挾毛澤東。經請示黨組織同意，由他親自寫信，要板倉的親屬將毛岸英三兄弟按信上規定的時間、地點和接頭方法盡快送到上海，并囑咐，如果過了約定的時間，就千萬不要去了。
讀罷毛澤民這封幾經周折才轉來的信，楊開智夫婦與楊老夫人向振熙，猶如在黑暗中見到了一線光明，為孩子終于跟他們的叔叔和黨組織取得了聯系而萬分高興。但轉念一想，心情又十分沉重，按當時楊家的處境和能力，又怎樣才能萬無一失地完成這個艱巨而重大的任務呢？當晚，一家人商議了通宵，為了不讓孩子落入國民黨反動派魔掌，不管冒多大風險，也要按毛澤民信上的要求，把三個孩子送到上海，讓他們投入黨的懷抱。一家人反復商議，最后決定，由舅媽李崇德擔當護送的任務。
歷經艱難終于脫離虎口
李崇德為籌措路費，打聽去上海的路線及沿途有關情況，事先去了趟長沙。在長沙，李崇德拜訪了幾位楊懷中（楊開慧之父）先生的生前好友及同情革命的進步人士，得到了他們的積極贊助。回到板倉，李崇德便同楊母一起為三個孩子準備了簡單的行李和物品。為了安全，他們改換了孩子的真實姓名：毛岸英改為楊永福，毛岸青改為楊永壽，毛岸龍改為楊永泰。讓孩子不叫李崇德舅媽，而叫媽媽，教孩子以后不能輕易暴露自己是毛澤東的兒子。動身的頭一天傍晚，李崇德把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帶到了他們母親的墓前，叫孩子們向他們的母親行禮告別。告訴他們，他們的母親是怎樣的一個人，是怎樣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要他們記住這血海深仇，長大了為媽媽報仇。
1931年春節前的一個清晨，李崇德領著毛岸英三兄弟，在晨光曦微中離開了板倉的家。在約定的路口，由板倉農民協會糾察隊員繆佩秋用手推車推著毛岸英三兄弟，李崇德跟在車后，一個上午走了40華里，來到粵漢線上的白水車站。在那里，李崇德一行告別了繆佩秋，搭上了去漢口的火車。到了漢口，李崇德通過楊開慧在武漢從事革命活動時用以作過掩護的一家商號的關系，買了船票，搭上了一艘開往上海的輪船。他們坐的是最底層的統艙。李崇德租來了臥具，在一個角落里打開了鋪蓋，就算是床位了。開船以后，正遇上下雪，西北風卷著雪花在江面上飛舞，孩子們凍得擠成一團，但是誰也沒有叫一聲冷。為了不引起反動軍警和特務的注意，岸英、岸青幾乎整天睡在被窩里，連說話也不敢大聲。最小的岸龍則一直鉆在“媽媽”的懷里，不哭不鬧。
這一年的春節，毛岸英三兄弟和他們的舅媽是在漂泊的輪船上度過的。
春節過后，輪船才抵達陌生的大上海碼頭。
上岸后，李崇德領著三個孩子，按照在長沙時探聽的路線，照著毛澤民信上所講的接頭地點，找到拉斐德路（現為復興中路）天生祥酒行。李崇德懸著一顆忐忑的心，按照規定的接頭暗號，在大門左邊的一個窗口上輕輕地敲了三下。一會兒，窗口打開了，李崇德迅速地把毛澤民給她家的那封信的信封從窗口遞了進去。不一會兒，里面出來了一個學生模樣的女青年，打量一下李崇德和毛岸英三兄弟，就把他們一行四人領進里面去，臨時安排在一個房間里休息。
晚上，毛澤民和他的愛人錢希鈞來了。當孩子們喊著叔叔、嬸嬸向他們撲過去的時候，毛澤民、錢希鈞、李崇德的眼淚忍不住地流了出來。在大人和孩子的哽咽聲中，毛澤民無限深情地說：“不要難過了，要知道，革命是要死人的啊！”當晚，毛澤民親自安排李崇德和三個孩子住進了附近的泰安旅館（現為延安路33號）。
毛澤民回去后，即向當時在上海負責地下黨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三個孩子已到上海的情況。周恩來指示，將三個孩子送到我地下黨在戈登路主辦的大同幼稚園撫養。幾天后，三個孩子被毛澤民、錢希鈞送進大同幼稚園，李崇德也就回湖南了。時間約在1931年2月底3月初。當時毛岸英9歲，毛岸青8歲，毛岸龍不足5歲。
短暫平穩的生活之后一度淪落街頭
大同幼稚園的創辦人是當時上海地下黨中央機關特科工作人員董健吾。董健吾，畢業于美國圣公會開辦的上海圣約翰大學，與宋子文同學，1927年7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公開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師。
1929年底，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報工作的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與中國互濟會負責人之一的王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派赴蘇聯學習航空工程）一同去圣彼德教堂，交給董健吾一個任務，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身份，辦一個幼稚園，專門收養失散流落在上海的革命烈士的遺孤和黨的領導人留在上海的子女。
經過兩三個月的籌備，幼稚園于1930年3月正式開始收養工作。先后被送進大同幼稚園的孩子，有彭湃之子、惲代英之女、蔡和森和楊殷之子及李立三的兩個女兒。直接負責管理大同幼稚園的是董健吾，先后擔任幼稚園保育人員的是黨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家屬，有的是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親屬，如李立三妻子李崇善（李崇德之妹）、李求實妻子秦怡君、董健吾妻子鄭蘭芳。
1931年夏，由于顧順章的叛變，使上海整個地下黨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壞。負責經管大同幼稚園的地下黨組織也遭到了敵人的破壞，工作人員或被逮捕，或躲避抓捕，孩子們因無人管理而流落到街頭。毛岸英背著小弟，攙著大弟，三兄弟從此過著流浪兒的生活。毛岸英后來回憶那段凄慘生活時，對人講，我除了沒偷人東西，沒給有錢人當干兒子，別的都跟《三毛流浪記》中的三毛一樣。睡馬路呀，給人拖地板呀，從垃圾箱里找破爛呀，全干了。上海有個外白渡橋，黃包車拉上去很費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幫著推，推上去人家給幾個小錢……
一天，毛岸龍突然生病，發燒腹瀉。毛岸英帶著毛岸青出去乞討，回來一看，岸龍不見了，以后也一直不知道他在哪里。
有人撰文說，毛岸龍是在大同幼稚園因病夭折。對這種說法，筆者不敢茍同。毛岸英當時已是一個虛年10歲的少年了，他應該是記得清清楚楚的。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長沙，跟他舅媽李崇德談起往事，說大同幼稚園遭敵破壞后，他們三兄弟在流離顛沛中，小弟岸龍失去下落（見李崇德文：《從板倉到上海》）。同年冬，在朝鮮戰場上，彭德懷跟毛岸英閑聊時，毛岸英告訴彭，有一天，他跟岸青出去討飯，回來一看，小弟岸龍沒有了。
董健吾在楊度家躲了幾個月，他聽說，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頭無人過問，便讓妻子鄭蘭芳四處搜尋，將毛岸英、毛岸青收養在家里。當時與董健吾、鄭蘭芳夫婦一起生活的還有鄭蘭芳的母親。董健吾的這位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岸英、毛岸青，常有怨言和微詞。半年后，董健吾將岸英、岸青兩兄弟轉移到鳳陽路修德里12號樓其前妻黃慧光處，讓毛岸英、毛岸青同黃慧光及其子女董載元、董壽琪、董惠芬、董惠芳生活在一起。董健吾的小兒子董壽琪的年齡與毛岸英、毛岸青差不多大，所以他們三個孩子經常相處在一起。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黃慧光處時，只說這是他朋友的兩個孩子，一個叫楊永福，一個叫楊永壽，暫住一陣子以后另有安排。不久，董健吾就告訴黃慧光，說毛岸英、毛岸青是毛澤東的兒子。黃慧光知道兩個孩子身份后，盡管守口如瓶，但總免不了膽戰心驚，常為岸英、岸青和自己一家人的安全提心吊膽。而岸英、岸青正處在孩童貪玩的時期，又有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黃慧光怕他們出去和外人接觸，引起懷疑和走漏風聲，因此不僅沒有讓毛岸英、毛岸青出去上學，而且在以后三年多的時間里，又先后變換了幾個住處。當時地下黨干部蒲化人（董健吾入黨介紹人，也曾一度當過牧師）經常到黃慧光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有時也教他們讀書識字。毛岸英求知欲很強，常請董健吾上學的子女用他們讀書的課本教他學習文化知識。
毛岸英、毛岸青初到黃慧光家，生活費由地下黨組織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給黃慧光20元生活費，有時還給些補貼。這一時期，黃慧光家的生活基本穩定。1933年初，上海地下黨中央機關遷移到江西瑞金，留下的地下黨組織遭到敵人毀滅性破壞，因此，便中斷了對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費的供給。董健吾早已辭去牧師職務，已無固定的經濟來源，而且又轉入地下，對黃慧光家的生活起初還管，后來也無能為力了，甚至去看望毛岸英、毛岸青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當時，黃慧光僅是一家庭婦女，她身邊已有四個孩子，加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一共7口人，僅靠她長子董載元的那一點微薄工資維持生活，生活的困難程度就可想而知。黃慧光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領著子女給人家洗衣服、扎紙花，掙點錢貼補生活。在生活窘迫的情況下，黃慧光也分派毛岸英、毛岸青掙錢任務。她通過鄰居擔保，給發行報刊的老板繳納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種報紙，讓岸英、岸青充當報童在街上叫賣。
一天晚上對賬時，毛岸青所賣的報紙竟收了不少假幣，非但未賺錢，還貼了老本，挨了黃慧光劈頭蓋臉一頓打。已兩頓飯沒有吃的岸青，認定那假錢是幾個外國水手買報時給的，一怒之下，拿起董壽琪的一支粉筆沖到馬路上，在電線桿上歪歪斜斜地寫下了“打倒洋人”四個字，以發泄心中的恨意。這一舉動正好被印度巡捕撞見，巡捕使勁地摑了他一耳光。毛岸青當即頭痛欲裂，在地上滾著慘叫，被趕來的毛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場。因未能及時醫治，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腦神經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黃慧光家生活四年，雖十分辛酸、艱難，但總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過來。
歷盡周折終于到達蘇聯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慶齡信使的身份到陜北送一封密信給中共中央。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抵達瓦窯堡，受到林伯渠、張云逸等人熱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見博古，說明來意，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說：“毛澤東等領導同志已率紅軍過黃河東征，現駐扎在山西石樓，周恩來同志現在也不在瓦窯堡。宋慶齡先生和張學良將軍的兩封信可由我負責電報轉達。”
在瓦窯堡逗留期間，董健吾告訴林伯渠，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岸英、岸青由他收養，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況。林伯渠一聽，驚喜萬分，當即代表毛澤東深表感謝。董健吾請林伯渠轉告毛澤東，是否將孩子送到陜北？林伯渠說，現在戎馬倥傯，陜北條件不好，孩子還是暫留上海，擱一擱再說。
董健吾這次陜北之行，不僅為后來周恩來在膚施（延安）與張學良會談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而且使與黨中央中斷聯系的上海地下黨得以跟黨中央接上了關系。中共中央當即派馮雪峰由陜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重新組織與中央失去聯系的上海地下黨組織。
馮雪峰到上海住在魯迅先生家里。幾天后，在宋慶齡的寓所，馮雪峰見到了董健吾。馮雪峰告訴董健吾：我來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訴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將孩子送來陜北。幾年前，蘇聯曾答應接收一批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以及黨和紅軍領導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這個條件，如果有機會就將他們由上海直接送到蘇聯。
不久，董健吾再赴西安，并通過張學良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送到陜北蘇區。兩次同張學良的接觸，董健吾同張學良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這次西安之行中，董健吾向張提出將毛岸英等三個孩子送往蘇聯的請求，不過，他只說是自己的兒子和朋友的兩個孩子。
1936年6月，張學良到南京出席軍事會議期間，秘密到滬，在滬西郊外哥倫比亞路（現今番禺路）一家幽靜的法國酒店里，打電話約董健吾會面。少帥此次專程找董健吾，是實踐在西安曾經許下的諾言：送董健吾的兒子和另兩個孩子赴蘇讀書。一見面，張學良就說，這次是我秘密來滬，所以不便在公寓見面。現在他的部下李杜將軍要赴西歐，趁此機會讓他將三個孩子帶到國外，并說三個孩子出國費用他已交給李杜將軍10萬法郎的支票了，要董健吾馬上與李杜聯系，把孩子們盡快地送過去。張學良說完就匆匆離滬返寧。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聯系后，馬上就為孩子們做出國準備：添置了三只小皮箱，買了許多出遠門的生活用品，當時雖然是夏天，但還是給他們每人做了一件灰色的小棉襖，另外給每個人買了兩套海軍式服裝、皮鞋、襯衫。隨即，董健吾便和他的女兒董惠芳一起，用汽車將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琪送到寶雞路（現為淮海西路寶慶路）9弄3號李杜將軍在滬公館。
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麥式的小洋樓，他為三個孩子準備了一間臥室，還讓自己的副官教他們怎樣吃西餐，在國外如何生活。
馮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國事已談妥，即通知當時在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準備出國，一切手續由他負責辦理。臨出發時，馮雪峰才告訴楊承芳，此行的任務是利用隨李杜將軍出國的機會，負責護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取道法國去蘇聯。
經過一番準備，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帶著毛岸英等三個孩子于1936年6月底，乘法國郵船康脫羅梭號從上海啟程。他們在海上航行了約一個月，途經香港、西貢、孟買、蘇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達法國馬賽港，改乘火車到達巴黎。
到巴黎后，楊承芳去蘇聯駐法國領事館辦理簽證，蘇聯官員說，他們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幾天才能拿到簽證。在等待簽證期間，三個孩子都在抓緊時間學習俄文。
不久，蘇聯駐法國領事館果然發來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蘇聯，進入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所辦的國際兒童院，并發予簽證，但不準董壽琪入境。這是因為國際兒童院是共產國際專為各國共產黨負責人或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活動家的子女設立的一所保育學校，董壽琪的父親董健吾因為不是中共領導成員，在蘇聯人看來，他沒有資格進國際兒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領事館，在那里他們見到專程前來巴黎接他們去蘇聯的中共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康生對楊承芳說，毛澤東的兩個孩子由他負責帶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楊承芳帶回上海。
1936年底或1937年初，康生親自將毛岸英、毛岸青送進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是年毛岸英14歲，毛岸青13歲。
近年來，常見一些報刊載文，標題有《張學良資助毛澤東兒子出國》《張學良送毛澤東兒子出國》《張學良救護毛澤東兒子》等等。筆者以為，這有些牽強附會了，沒有必要在這件事情上向張學良將軍臉上貼這樣的“金”，尤其是“救護”二字更為不妥。董健吾僅對張學良講，他身邊有三個孩子，一個是他的兒子，另兩個是收養的朋友的孩子，并沒有直言不諱告訴張學良，那兩個孩子是毛澤東的兒子。盡管當時張學良已秘密與中共接觸，但他畢竟是跟蔣介石稱兄道弟的國民黨軍政大員。他深知自己的一舉一動均在蔣的控制、監視之下，萬一聯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后果將不堪設想。對此，他常常告誡自己，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流露出“聯共”的情緒。他為答謝董健吾的私人慷慨饋贈而實踐自己的諾言，讓李杜將軍將三個孩子帶到巴黎，可以說他根本不知道這三個孩子中竟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如果知道，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很可能由猶豫、躊躇，而最終作罷。張少帥非等閑之輩，是何等聰明之人，他不可能不去想那兩個孩子的“分量”，他沒有刨根究底去詢問那兩個孩子的來歷，因為弄明白了反而不好行事，這正是少帥的聰明之處。應該說，張學良將軍是“無心插柳”或“歪打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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