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據《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走出紅墻》等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權威資料，目的是批判那些高校里仗著自己有“叫獸”、“副叫獸”名號，到處傳播詆毀前三十年、污蔑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虛無主義分子。話不多說，進入正題！
（1）早在1958年成都會議的時候，毛主席就提出指標要切實、在目標制定之后必須有具體措施、不能把指標搞得過高。請看《毛澤東年譜》就知道了。
（2）毛主席確實想提高單產，這是他的一個愿望，但是他從來不信“畝產萬斤”這樣的指標。《毛澤東年譜》記載，1958年7月3日，毛主席在趙紫陽的一封信的批語中明確強調過，糧食產量的提高不能著急。
（3）1958年，毛主席外出調查研究的時候，對于干部的浮夸，立即否定，堅決不信。你看李銀橋同志的回憶去，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毛澤東走出紅墻》一書中就有。
（4）1070噸鋼是多數同意的情況下通過的，毛主席表示懷疑。袁寶華同志有回憶。在北戴河會議，毛主席也對鋼鐵產量上不來表示了擔心。
（5）好好讀一讀吳冷西回憶錄，毛主席在北戴河會議之后，一直到1958年10月，主要精力用在了親自指揮炮擊金門。而1958年10月之后，毛主席最早糾正“左”的問題。糾“左”，毛主席是最早的，薄一波的回憶也提到過，可以看《薄一波文選》。
（6）讀一讀《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年譜》，你就明白了——從1958年到1959年，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毛主席一直在致力于反對浮夸、降低指標。
（7）毛主席鄭州會議講話就有反浮夸內容。1959年毛主席寫的《黨內通信》，更是毛主席反對糧食生產領域“浮夸風”的鐵證。從目前能找到的所有文獻來看，至少1958年11月上旬，毛主席把反對浮夸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方針高度，從此徹底、全面和一切浮夸對著干。這些在《毛澤東文集》里可見。
綜上所述，雖然在1958年初期，大家有“左”的情緒，但是毛主席糾正問題是最早的。1958年11月上旬開始，毛主席就堅決徹底與糧食產量的一切浮夸撕破臉對著干，而且多次為降低指標召開了各種會議。所以至少1958年11月之后存在浮夸、“衛星”的話，你怪不上毛主席，因為毛主席是堅決和這些對著干、致力于糾正這些問題的。
（1）北戴河會議的時候，毛主席就指出，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全民所有制。看《毛澤東年譜》就能知道，北戴河決議里面，毛主席親自加的話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毛主席自己經常調查研究，他也派他的秘書調查研究。在調查過程中，一些人把 “社共隊產”、“共產主義生活”、“取消家庭”、“強制農民”、自己宣布自己“全民所有制”這些事情當好事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就發現了他們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并開始糾正他們的問題。看過《毛澤東年譜》就知道。
（3）鄭州會議，毛主席強調區分兩大所有制；第二次鄭州會議，毛主席甚至說，他要“右傾”到底，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幫農民說話、反對剝奪農民，也要堅持等價交換、反對“左”傾。你們看《毛澤東年譜》就知道。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4）在《十年總結》這篇光輝著作，毛主席不僅批判了浮夸風，而且強調了堅持區分兩大所有制、反對“一平二調”、堅持發展商品生產以及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等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就有，這也是鐵證。
（5）無論是1959年還是1960年、1961年，毛主席寫過一系列光輝著作，堅決反對“共產風”、反對“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都是鐵證。這些在《毛澤東文集》都有。
綜上所述，北戴河會議開始，毛主席就強調要區分好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后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的一系列會議，毛主席都堅決強調區分兩大所有制、堅持按勞分配、發展商品交換、尊重價值規律、不能剝奪農民。“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大所有制”的問題，從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決定推廣人民公社開始，就不是毛主席的錯誤；“反對退賠、搞“一平二調”，至少在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之后就不是毛主席的錯誤。那時開始，毛主席堅決要求“退賠”。
（1）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主張糾“左”。毛主席對于“左”的問題的批判，比彭德懷的“萬言書（實際上彭也就寫了三千字）”要深刻得多、嚴厲得多。無論是浮夸風還是共產風，無論是“一平二調”還是“比例失調“，毛主席早就發現了、早就在糾正，并不是彭大將軍首先知道和提出的。《毛澤東年譜》對這些記載得清清楚楚。
（2）廬山會議的結果，總體上也保留了糾“左”的成果。廬山會議的一系列決議是堅持區分兩大所有制、堅持發展商品經濟、堅持按勞分配、反對“一平二調”的。而且廬山會議決定了繼續降低指標，沒有增加指標。廬山會議是個反對浮夸、降低指標的會議。這也在《毛澤東年譜》記載得很清楚。
（3）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毛主席極力糾正“左”的錯誤的時候，無論是彭德懷還是張聞天，都沒有站出來和主席一起糾“左”。這就讓毛主席和黨內很多同志產生了懷疑。王稼祥同志在武昌會議就站出來支持毛主席糾“左”、主動提建議，毛主席則對他表示了歡迎、支持。這方面事實，《王稼祥年譜》有，想看的自己看去。如果彭張等人也像王稼祥同志一樣早在那時就積極支持毛主席，而不是在糾“左”已經取得很大成果之后才站出來，他們的命運也許會改變。
（4）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各位同志之后，毛主席根據之后的情況發表了講話。毛主席批判了一些不準批評的同志的“左”的錯誤，同時批評了一些同志對于總路線的動搖態度，并主動做了自我批評。毛主席沒有偏袒任何一方，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毛主席的講話，《毛澤東年譜》有。
（5）對彭德懷這封信表示強烈不滿的主要是一線其他領導同志。彭的一些話，確實在當時也不利于黨內團結。王光美同志的回憶中說得很清楚。關于彭當時的錯誤，可以看《王光美訪談錄》。正如王光美同志所說，當時毛主席為了維護黨內團結、為了在中蘇關系惡化的時候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做了很大的努力。
（6）廬山會議之后，彭德懷照樣保留著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委員的職務。《毛澤東選集》的注釋中，照樣肯定了彭在革命戰爭時期的功績。毛主席對彭德懷是“團結—批評—團結”的態度，這是歷史事實。《毛澤東年譜》和《彭德懷年譜》對此都有明確的記載。
【1959年7月，毛主席在廬山會議現場】
（1）1959-1960年，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確實非常嚴重。楊松林老師的研究《總要有人說出真相》引用了大量權威資料證明了這個。這是雷打不動的事實。金輝的文章避開當時3000多個水文站，僅僅“調查”了其中0.3%的一百多個水文站，就以0.3%掩蓋100%，造謠三年的時候“風調雨順”、“氣候和八十年代差不多”，真是陰險至極。宣傳這個謠言的“叫獸”、“副叫獸”，也是非蠢即壞。
（2）也有一些造謠“風調雨順”的家伙，搞什么“平均值”，把水災多的月份的降水量“平均”到旱災多的月份，從而說什么“降水量正常”。這類歷史虛無主義分子，也是非蠢即壞。這樣算“平均值”，和在一個人數最多的國家算“人均貪污率”一樣愚蠢。楊松林老師的《總要有人說出真相》早就對這些謠言嚴厲批判了。
（3）蘇修撤資之后，中國的工業化資金的維系，更需要依靠本國農業。為了繼續維系和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加大在農業領域的提取力度也是必然的。所以，廬山會議之后的反右傾，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從表面情況來理解。從當時蘇聯撤資以來一窮二白的中國維系和發展本國現代工業、依靠本國力量積累工業資金的角度來看，當時反右傾、發展農業集體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毛澤東年譜》中，毛主席多次提到過，我國支援工業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業。
（4）蘇聯不僅撤資，而且逼債。蘇聯逼債是客觀存在的、是極其嚴重的，即使他們提出“鑒于中國自然災害嚴重，延緩償還日期”的時候，也沒有放棄逼債，也要求我們必須在他們規定的截止日期前償還完債務。當時還蘇聯債，也必須依靠本國農業。李慎明老師的文章——《正確認識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艱辛探索和偉大成就——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列舉真實事例證明了當時逼債確實存在。
綜上所述，嚴重的自然災害確實客觀存在、蘇聯的逼債和撤資更是雪上加霜，這些都不是毛主席的責任，也不是中國共產黨的責任。這些天災和蘇聯帶來的人禍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而自然災害更是糧食產量嚴重下降的主要因素。
（1）筆者聽到過最無恥而可笑的謠言，就是“只有集體化才有人為大饑荒”。筆者想說的是，恰恰集體化最有利于抵抗大饑荒，而私有化和自由化最難以抵抗大饑荒。
（2）私有化、自由化就沒有大饑荒了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秦漢唐宋元明……《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記載得清清楚楚，大饑荒多得是。那時的中國是小農經濟、自由化，照樣難以抵制饑荒。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私有化和自由化條件下——地主階級瘋狂盤剝農民、搞土地兼并、不顧農民死活，資本家瘋狂盤剝工人、兼并中小企業、不顧工人和小生產者死活，恰恰會導致人為的饑荒。印度的饑荒實際上比較嚴重，不像某些洋奴分子所吹噓的那樣“完美”。楊松林老師的《總要有人說出真相》就引用了大量真實資料證明了筆者上述這些內容，不懂的、想看的，自己去拜讀楊老師的著作去！
（3）集體化、相對集中的經濟體制，恰恰有利于預防饑荒，有利于減少饑荒帶來的危害。歐洲封建社會的饑荒就比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少一些，因為歐洲封建社會不是中國封建社會那樣自由的經濟模式，而是土地相對集中、農奴對領主貴族依附性更強的封建制。農奴依附性更強，貴族為了維系其對于農奴的長期剝削，至少不會輕易讓農奴死亡。這就不像古代中國的地主和近現代西方的資本家，搶完作為相對自由勞動力農民和完全自由勞動力的工人的勞動成果就不顧他們死活、讓他們自生自滅。楊松林老師的《總要有人說出真相》對這一道理的論述更加清晰而具有說服力。
（4）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制度，堅持的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和對人民生存安全底線最堅決的保障，比以前剝削制度都要進步。恰恰是因為新中國建立了農業集體化制度，恰恰是因為新中國實行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農村社員保障體系，才有利于調動一切有利條件來支援缺糧地區、幫助缺糧農村；恰恰是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使新中國成功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這一點，楊松林老師《總要有人說出真相》有充分的論證。1962年“農業六十條”頒布之后，中國人民公社制度正式成熟了起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明確記載，人民公社正式成熟的1962年以來，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三年困難時期嚴重饑餓的現象。成熟的農業集體化并不會“人為制造饑餓”，這是一個基本常識！
根據上述依據和分析，足以得出五個結論：
第一，毛主席最早糾正“浮夸風”。1958年11月以后的問題，你怪不上和這些問題堅決作斗爭的毛主席。
第二，毛主席最早糾正“共產風”、“一平二調”。1958年11月以后的問題，你怪不上和這些問題堅決作斗爭的毛主席。
第三，廬山會議保留了糾“左”的成果并決定降低指標，反右傾也具有非常嚴肅的歷史背景。
第四，自然災害客觀存在、蘇修撤資和蘇修逼債不可忽視，糧食減產主要在于嚴重天災，人禍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蘇修之禍。
第五，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恰恰最有利于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幫助人民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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